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语七七级 —
忘不了在北外的时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语七七级 —— 一张毕业照带来的回忆 （修定稿）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国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学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经过中央45天教委马拉松会议，终
正文
金弢 ——— 一次美国签证
是一九九七年我在德国开的业，但手里仍持中国护照。对我来说，拿德国护照和拿中国护照没什么两样，我享受同样的居留权和开业权，唯一的差异就是一个选举权。当时，一家人的生计重任在肩，参政、议政的意识很淡薄，兴趣也不大。在德国，外国人若想介入政界，绝非易事。在这里，不管是任何群体或党派，尽管他们政见不一，对社会问题态度各异，平常他们会互相吵得很凶，然而话题最后一旦落到了外国人问题上，他们马上会意见一致，“共同对外”。一个鲜活的例子，我都来德国 32年了，整整的、具有知性的半辈子在这里度过，做了 22 年的老板，做成了几百万的生意，依法纳了各式各样的税，连会计恐怕都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我们还为这个社会抚养和培育了两个对国家有用的后代，女儿医博，儿子药博。我们这么正派做人，力争为这个民族尽多地承担起义务和责任，几天前，仍然还有德国人问我什么时候回中国去，而且这个提问的人还是我几十年的常客！这样的提问、这么种理念、又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人实在百思不解。
这种对回中国的提问，明摆着不是说回老家看看，或着说回中国去旅游走走，而是终生放弃了德国的居留，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国家。在他看来，虽然我在德国三十多年，虽然我在很多年前早已换了新的德国护照，但是，在他眼里，我仍然是一个应该、而且早晚必须离开这里的外国人，于这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我仍然是一个长在身体之外的肉赘。
在慕尼黑官职 20 年的市长吾德（Ude），我们是彼此用 “你” 称呼的 “哥儿们”，曾有一次他来我店，他夫人因身体有所不适先走了，正好赶上那天晚生意清淡，于是成全了我俩千载难逢、促膝长谈的好机会，我们喝着啤酒，一直聊过了半夜。我对这位是时手掌大权的市长说，我们来自中国的 “外国人” 是不靠吃德国政府的资助的，中国人会人人宵衣旰食，自食其力，我们只会更多地给予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不信我们可以做个轻而易举的测试：譬如随意拦截住门口路过的一百个 100% 的纯德国人，把我置入其中，比一比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确信地说，我的排名一定在前十位。市长立马首肯。入德国籍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长的提议。
然而今天，我虽已经拿了十八年的德国护照，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换护照的最迫切动机，主要还是为了下一代！为了孩子们去其他西方国家的校际交流方便。中华民族，尤其是旅居海外的第一代移民，都会全身心地扑在下一代人身上，这为世人有目共睹。当时刚拿到德国护照，或多或少有些新鲜感，德国熟客问及国籍一事，我便出示随身携带的德国身份证给人看，德国人会毫不掩饰、不无自豪地说：德国护照可是黄金一样地值钱！对这种说法，我当时也是心悦诚服。但是，如若换成了今天，恐怕就难说了。至于德国人眼下还有没有 20 年前的那份底气再说这样的话权且不去理论，就说自己在历经了几十年的拼搏奋斗后，在完成了人生特定年龄段的特定使命后，却又想起了自己一直心仪、从来未曾放下的文学。当然对家庭、对孩子的责任必须放在首位无可厚非，既然把他们带到了这个世界，对他们的抚养和培育从头就是责无旁贷。然而，时过境迁几十年，中国作协的一句话却是让我深深地惆怅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怀疑起了当时放弃中国国籍是否为明智之举。作协说，我要不是因为拿了德国护照，下个月就可以回去上班，老单位现在非常急需像我们这样年富力强的干部。但我是德国籍，国家部委机关任用外宾则需要国务院的特批。恋栈自己三十年前的职位，丝毫不是为了名利上的得失，只仅仅是心仪那份工作，心仪文学。但当时的决定既然是为了下一代，也义无反顾。
现在虽说若有所失，然而考虑到当时实际的中国国情、德国国情，作出那种抉择也是上上策。这三十年来两国国情的逆向发展，这是谁都始料未及的，历史果真应验了 “人算不如天算"的常理。同样也是为了下一代，放弃了自己的攻博资格，尤其自从有了老二，身为一家之主，仅靠假期或周末的学生打工来维持家庭生活已是远远无济于事, 势必全天候地就业。结果用自己的一个文博换来一个医博和一个药博，也觉得值了；也是考虑到一家人的生计，自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翻译资格的考核，笔试都已通过，成绩也很理想，毅然给口试通知涵打了回票，因正赶上一个开业契机，事不容缓，为抢生意，毅然而然，弃学从商。
如同国人，海外华人为了后代，会更忘我地奉献，置自身利益于脑后。生活在异域他乡，身为侨民，更希望中国的后代出人头地。为了女儿去美国的学生交流，尤其是老二很快接踵而至的现实，当机立断把护照换了。下决心换护照的另一个因素，即当年上法兰克福办签证的折腾让人心有余悸。女儿进了文理中学，跟其他西方国家面临学生互访的现实问题。九十年代的中国护照，在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的眼里，可是一张一文不值的 “白纸”，拒签率极高，其移民倾向的严重性被与世界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提并论，那些西方列强，遇到中国人如同见了毒蛇猛兽，"黄祸论" 即是今天仍尚未绝迹，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应运而生。写了这段文字就是希望祖国的晚辈应该知晓这段历史，而且不容忘记这段历史。
女儿要去美国必须办签证，慕尼黑虽设有美国驻德领事馆，然而对中国公民却不开放。因中国人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现象之严重，我国被列入高危国家，所以去美国的签证，必须到法兰克福总部办理。我因工作日日缠身，跑这一趟极不方便，非常想通过邮寄解决这一问题，答应对方出具一切必须的文件、证明，并且直言，我们在德国过得很好，我女儿没有丝毫的移民倾向，电话里与美领馆长时间地交涉，一切无果。
我得肯定这位美国外交官的友好和温文尔雅，我不厌其烦的电话打搅，他没有丝毫的不悦和厌烦。对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而言，在拒绝对方时态度会尤其地委婉与充满耐性，这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粗暴地拒绝将是很得罪人的。虽然他没法答应我破例的要求，但他却用友好的语气和态度予以补偿，并跟我约定，在我决定了出发的日期可以通知他，他会对我亲自接待。
跑一趟法兰，对一个任职公司的人而言或是一件不难之事，即使不请假也可调休一天，悠哉游哉走一趟，顺便逛逛法兰市容，而对一个一周七天开业、每天工作 15 小时的老板而言，那完全是另外一幅心境，况且还有为了对客人的周到服务而自我刻求的约束和敬业精神。出发前准备好了一切可能用得着的、于我有利的手续：我的老板证明、充足的存款、女儿几年优异的成绩单，还有我奔驰车的车证。我是杀鸡用牛刀，既然披星戴月、不辞辛劳地这么一程，那就要确保我这一趟绝不劳而无功。我要把移民的嫌疑降到零点。
从早到晚已经忙了十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一点多才算收工，准备完毕上路的一切已近两点，我启动奔驰车星路奔驰，上了高速，只要对面方向没车，一律远光灯，时速均在 200 以上，一路风驰电掣地赶到法兰还不到七点，迷糊半多小时便去领馆门口排队领号。几个钟头的等待，将近 11 点才轮到面谈，果真是电话里的那位官员，他真是言之有信，原来是个黑人外交官。他没食言，果真亲自接待了我。这次经历，给我加深了对黑色种族的好感，若恕我直言，我是个在肤色上有偏见的人。
这样一趟来回折腾了十多个小时，见面才持续了五分钟，事先无休止的电话还是起了作用，起码对方对我们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官员收下所有的证件，留下护照，也没给个复印件，答应一个礼拜后我们就会得到签证。没想到，因没有索求护照影印件在返程中却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办完了手续，连看市容兜一圈的余量都没留出，风尘仆仆地往回赶，当晚还有圣诞大订台。回程又是一路马不停蹄、又是一路奔驰不休。一路上不歇地打着左边黄灯，把最左道上、时速不到 240 的一律赶到右边。高速大一路上，纽伦堡前后到慕尼黑有很长的一段无限速。一路勇往直前，一路黄灯不息地驱赶他人。正在得意，好不容易爽了一阵，出乎意料地出现一个车速比我还要快的拼命三郎，他一直闪着黄灯，要把我赶往右边。估计时速，这位老兄时速起码在两百六以上。我无奈让道。让人生气的是，这家伙追上了我之后，并没有超越我而去，却是跟我平行行驶了有足足十秒钟。我几乎已决定要报复他，绕到他身后闪灯把他赶进右道。脑子却一闪念，高速公路斗车危险极大。知趣的家伙还是走了。但没走几里，他却换道进来了，在我约五十米前方，跟我匀速了几分钟。我跟女儿说：这家伙神经病，到底想干什么。好似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他谦虚地换去右边给我让了道。我一加速车子就超上了他，他也加速，又跟我并驾齐驱，奇怪，这辆车今天怎么镖上了我。想干坏事不是？大白天的！我让女儿帮我看看是什么人。露露看不出个道道。因现在时速有减，使得我有可能目光离开前方，能测过脸来往右瞄一下。看清了，两个中年男子。不管他，我走我的路，一踩油门把他甩在了后头。这时他又换了道，老老实实地跟在我后面，跟我保持着距离有那么几分钟。出于好奇，为了看清这两个人的正面，万一真是犯罪分子，真是作案，届时跟警察对脸型的描述还能说得精确一些。我像是在读一篇侦探小说似地想着，从后镜中仔细打量了这两张脸，消瘦，一个是典型的德国国字脸，干练，看得出不会是那种身材臃肿的人。他们很快地换上了最左道，加速追上了我 ，从我左边超越而去。
我如释重负，有如摆脱了魔鬼，正想开始跟女儿轻松地聊天，没想到，这家伙换道又压到我前面。妈的，我还没骂出口，他的车顶闪起了红灯：警察！警察！请随行！请随行！妈妈地，玩了半天原来跟警察玩上了，他就这么事先 360 度地绕着我把我看个透。我不由地瞬间想起了一次在阿姆斯特丹高速公路上被荷兰警察拦截的经历。
1995年夏，儿子还一岁多，我的第一辆练习车“标致 505 “ 柴油机，趁着女儿暑假，开始了我们德国、荷比卢、法兰西五国自驾游。德国有个 "欧洲翻译中心"，位于杜塞尔多夫西面、离荷兰边境十公里的小城———施特拉伦，88 年我曾几次非法越境从翻译中心骑车去荷兰边陲重镇 ”纷裸“（Venlo, 芬洛，因为那里的天体浴场颇有名气），为了买酱油，那时中国护照进荷兰还要签证，荷兰边境设有边防哨卡，德国这一边开放。荷兰警官知道翻译中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个别外国人单独过往很少盘查，除了一次国际会议苏联及东欧诸国还有非洲南美的十几号人均无签证但想去阿姆斯特丹，正好赶上一次大抽查，五辆车全部拦下，被押送回翻译中心，中心主任 Dr. D. 受训，好好地被上了一堂法律大课，倒没罚款，所以每批新去驻留的学者，主任总会重述这一故事，不算警告，只作提醒。
这个中心以往我在中国作协时，每次出访德国，从汉堡往南走的路上，多会顺访这里，与德国知名作家见面，诸如格拉斯、棱茨之类，后来自己来德求学，去过两次，一次开会，一次翻译逗留，每次路费报销，还有奖学金。这样进进出出六、七趟，跟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混得很熟很熟，跟主任跟不用说了，他喜欢喝烧酒，中国的高粮酒是他的最爱。这样，事先联系好，我们以翻译中心为根据地、我们的免费旅馆，放射性地周游西边列国，每天早出晚归，反正那时德国柴油极便宜，每立升才 99 芬尼，到了荷兰拿西马克付款还有优惠。有一天旅游完了阿姆斯特丹，因那时当学生没钱穷游，舍不得下餐馆，怎么都要赶回大本营吃晚饭。因一路赶得急，而荷兰又限速 120，那就开德国指示速 130，反正是最左道，刚出阿姆斯特丹的高速，六个车道，车满得黑压压一片。我的又旧又大的标志车 505，跑得疯狂。现在想起来特象一辆典型的贩毒车。阿城的贩毒是全世界超级的严重。一出城，还没有跑上二十几分钟，就被警察拦下带去了检查站。想想自己反正也没干坏事，所以很淡定地跟着。一到站一看吓一跳，一望无际的一个大广场，足足有三四百辆车被拦下在接受检查，好在荷兰警察都会德语，出示证件一解释，警犬车里车外两三圈嗅查，毫无毒品迹象，可以继续上路。虽耽搁了半个来小时，但丰富了一次人生体验，写作嘛，人生体验弥为珍贵，只惜哉儿子多挨饿半小时。
没想到今天法兰一趟原本一帆风顺，意想不到节外生枝，本来这种检查例行公事，也是快得很，我们就照章办事。跟着警车下了高速，来到野外的侧道，警车靠边，我就停在其后，车还没熄火，一辆便衣警车马上顶住我的后位，把我锁在其中，让人不得不感叹这种高超的设计和严密的安排。本来我无须下车，可留在车位出具证件。一则出于对检查的尊重，再则也需要活动活动筋骨，主动带女儿一块下了车。本以为三、五分钟即便了事，查完我的证件，就轮到女儿，当然她一口德语腔的地道德语，一大半业已排除了我车上装的是一个我从法兰机场接下的偷渡客的嫌疑。因为女儿的护照留在了美领馆，那官员事先电话里也没提示我们留个复印件，我还以为这种短期签证会立等可取，收护照时他也没问及我们是否留了影印件。尽管女儿的德语及 Gymnasium 的学生证，但均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以证明身份，警察称必须依据姓名住址出生年月通过外管局的核实确认身份。那时的警察尚未配备电脑，打起电话等得时间就长了，期间两个警察唱起了红脸白脸。我身后的那辆警车一看警报解除，早已溜之大吉。当官儿那个警察始终保持一脸严肃，煞有介事地六亲不认，另一个便闲聊起自己怎么爱吃中餐。一旦路遇警察查车总是两人一红一白的。这种红脸白脸是德国警察的策略，德国人很会来心理战术，这样可以缓冲紧张气氛，防止避免没必要的事态激化，给自身造成危险。
本来五分钟的例查，变成了 35 分钟的彻差，遇上这种事，没辙，只好逆来顺受、听其自然，顺应命运的安排。终于完了事，可以继续上路了，回店之前我还得跑一趟 Metro，还有急需的小东西缺货要买。既然你警察查了我，而且无可指摘，那就给我随意写个警号吧，省的没走上几十公里又碰到第二次被查。收留好了警察的号码继续上路，或者也可以抄下他们的车牌号码。
过了纽伦堡离慕尼黑还有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已经 30 来个小时没正经合眼，刚才检查又一紧张，现在情绪放松到了下了一个加油站，打个盹儿成了绝对的需要。就一个小时吧，不会太过地耽搁。这个时候其实不躺很累，一趟更累。一个小时的小息，觉没睡透根本醒不过来，强制醒来直觉得更困。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得照样上路。开车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不管你再累，一旦手抓住了方向盘，就来了精神头儿。回到店，倦意荡然无存，精神抖擞，一如既往，忘我而 “无私” 地 投入了生意。
这趟法兰之行，虽让人很是辛苦，并如愿地达到了预期目标，还有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让孩子体会了挣钱的不易，让他们看见了做父母的是如何地为他们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而这种精神正是华夏民族 ”可怜天下父母心“ 千万事例中的一个缩影。
2019年4月15日德国慕尼黑
“如法纳了各式各样的税， 连会计恐怕都不法统计出具体数字。”
如法似乎写成依法更好，不法写成无法更好。
可能我还没达到您的水平，不知是否妥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