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重炮猛轰中国作家——
作者 金弢
顾彬近期来，连连放炮，让国内文坛非常不爽。一个月前，我跟一位文友通电活，对方说： “你们德国的顾彬是怎么了? 频频大放厥词，往我们的作家头上倒垃圾。但我们没辙，德国汉学界的马汉茂不在了，顾彬老头现在是一统天下，什么事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尽管他近来表现不佳，但是中国作家协会还是把 ´中华图书贡献奖’ 给了他.............. "
日前，在另一次电话里，对方又说：“你们的顾彬越来越离谱了，他口出狂言，称：我以前以为王蒙、莫言能成为伟大的作家，现在看来，他们的问题很大!” 听得我哈哈大笑。
认识顾彬20年
算起来，我跟顾彬认识也有二十多年了。因工作缘故，初次相识是在85年3月，而且认识过程也非常有意思。那年一月，我刚从大学出来，被分去了文化部。中国作协因文革后刚恢复工作，急需外事力量，把我借调去作协。同年四月，作家协会将接待文革后来自 ?欧洲的第一个作家团———西德作家代表团，其中就有颐彬。身为汉学家，他为代表团打 ?前站，提前一个月到了北京，然而事先也没跟我们通个气。
一天下午，顾彬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那时作协还在北京美术馆西侧、沙滩北街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里。我因为刚接手工作，还未来得及把卷宗彻底过目，只知来访团的名单，也没翻见照片，自然不认得颐彬，尤其是想德国团的来访还有一个多月，所以他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顾彬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一听蒙了：你们团不是下个月才来吗，怎么已经到了，你们坐的是哪个航班? 他指了指停在院子里的那辆旧自行车，他是蹬车来的。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往后的几年中，我们成了明友，几乎每年都有几次见面的机会。要么他来北京，我们约好了去张洁家包饺子；要么就是我们作家团去德国，偶尔也去他在柏林或波恩的家蹭饭吃。那时他有个七、八岁可爱的女儿。
顾彬给人的印象总是非常好，和蔼、谦逊，少言寡语。张洁老开他的玩笑，称他是 ?“沉默的顾彬”。我搜索旧日的记忆，丝毫想不起顾彬曾有慷慨言辞的一刻。毋庸讳言，顾彬对中文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用中文的表达。跟他聊天，偶尔也会有词不达意的感觉。联想起他近期的言论，我非常怀疑这未必是他的本意。如换成一位中国作家，用委婉的措辞，含蓄地表达他的意思，效果会截然不同。
顾彬对中国的当今文学 (这里指的不是当代文学)，尤其是眼下一代青年作家的作品是有成见的。他拿老一代作家做比较，认为这些年轻人阅历浅，文化根蒂有限，把他们的作品喻为垃圾，这其中有着他本身的因素。
人的性格也起着作用
顾彬性格内向，很在意自我感觉。他所推崇的好作家，都是他私交不错、过往甚密的朋友，如北岛、孔捷生、张洁、高行健、张抗抗、舒婷和傅天琳等。如果你跟他本人做不上朋友，他恐怕很难赏识、举荐或翻译你的作品。1985年6月，中国作家代表团 (王蒙团长) ——— 一行十六人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前面提到的这些作家，在团员中算是小字辈，三十至四十岁之间，也正是顾彬的年龄段，是他最热衷的作家，都是哥儿们。 我们这群青年帮去他家闹腾，之间挚密的关系也足以证实这一点。
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顾彬是个有点呆气的书生，为了他心仪的汉学，他可以舍弃其他物质上的追求。我曾试问过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否与此有关。我们那次去怕林，上他家玩，他简陋的家舍，只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让我们的作家很感慨。回国后，抗抗写了一篇旨在赞誉他的文章，文中提到了顾彬的清贫生活，他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女友来作?协时还抱怨，照这么写，她的家人和明友会误以为她找的是个德国的穷汉。
顾彬对事业的追求是执着的。我们很早就寄望于他能成为德国的Franz Kuhn第二。 Kuhn花了毕生的精力，翻译了我国从明、清至茅盾的《子夜》—— 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顾彬自然也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鲁迅先生曾说过，人都有一杆自己的秤。顾彬拿自 己严谨的治学态受、近乎苦行僧的人生观去衡量和要求现在的青年作家，看不惯眼下文坛上的某些时风，发些牢骚，我很能理解。
相比老一辈，二十年后的文坛新秀跟顾彬的个人缘分似乎差了一些。对顾彬而言，中 ?国文学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是一门新课题。身为波恩大学汉学研究院教授，客观上或许他不能跟当年那样有着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究、认识这些新作品。他的领域、他的专利也只能局限在他四十岁上下时所熟知的那批作家的作品上。
顾彬的文学评判不免有代沟意识
再者，顾彬对当今文学的评判，也是他思想意识中价值观的反映，这里也不难排除他的代沟意识。在他看来，作为他同代人的那些中国作家，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有过生活苦难，其作品是那段史实的写照：象从维熙蹲过牢写出了大墙文学；北岛经历了西单民主墙写出了他的墓志铭诗；张抗抗的支边，舒婷、傅天琳、王安忆生活中的不顺以 及张洁《沉重的翅膀》， 他们所写的不只是他们的个人恩怨，而是一代人的疾苦。他们的作品，活生生，有血有肉，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经典。而现在的青年作家，衣食无愁，茶余饭后码些文字，?释放一下情感，是一些赶时髦的流行曲罢了。
话说王蒙和莫言。对王蒙顾彬一向非常敬重。顾彬是个很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汉学家。在他眼里，王蒙不仅是一位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长辈，一位领导。1985年4月，中德作家在北京什剁海《文艺之家》举办两国文学座谈会，整个过程，顾彬对王蒙一直毕恭毕敬。王蒙身为资深作家、中方代表团团长，英语又好，时常出访欧美，谈吐风格自然比较随意。加之德方多为中青年作家，在发言中王蒙偶尔也会用长者的口吻，对客人略有提醒告诫之辞。就是我们不翻译，顾彬也能句句听懂。尽管如此，顾彬丝毫没有动摇过他虔敬的神态。就是后来王蒙当了部长，顾彬来京让我带去王蒙办公室，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
对莫言不一样。顾彬一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位当时的青年作家。莫言不光写小说出名，人缘也不错。出访德国一个月，我们总是合住一个房间，白天忙完日程，晚上什么都聊。八七年中国作家团访德，在波恩大学搞作品朗诵会，当时顾彬就说：莫言将来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场的多少都有一种言词夸张的感觉。中国文字的表达比较含蓄，而德语相对直白的多。
想起1989年三月，慕尼黑卡尔—汉萨出版社计划出版莫言的小说《红高梁》（后因六四学运项目中辍），让我写个评介。出版社文艺部主任曾赞誉，莫言真是一位 “Großartiger Erzähler”。如直译的话，可以说成莫言是一位 “伟大的小说家”，但这种译法未免太直接，多少有翻译腔，缺点传神。我倒愿意译成莫言真是一位 “讲故事的高手”。由此想到顾彬的定义，“伟大的作家”、 ”问题很大“，其实这些都是中文表达上的不到位，用词不当容易引人发笑。本来同样的意思，如果换种表达：我本以为王蒙、莫言能成为了不起的作家，现在看来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如此说来，就比较委婉，也不会有言过其实之嫌，读者看了也会平静的多。然而作为外语，这种感情色彩很难把握，这是众所周知的 。
中德文字差异造成误会
我曾在德文报纸上读到，人称赞邓小平是 “Chinas kleiner großer Mann”。乍一看似乎修辞存有矛盾，说邓小平又是小，又是大，翻译不当，会出笑话。但译成邓小平是“中国的小个子伟人”，文理就顺了。其实顾彬的中文再好也不是他的母语。老外说中文，难免有差错，我们也就不必过分计较。何况我们自己说德语也时常会词不达意。
说到中国作家“喝酒吃饭”。现在国内谁不在喝酒吃饭 ？！这又不是作家们搞特殊。眼下的中老年作家大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物质匮乏的十年文革，抑或下过乡，抑或去干校，挨过饿。想想自己当知青的年头，挨饿是常事。有幸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知青每人每月发一斤肉票，而全国的农民就没有这份口福。每到买肉的前三天，大队全体知青个个兴奋异常，开心得摩拳擦掌，精神上早就开始提前消化这一斤肉了。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现在形势变了，物质条件好了，作家们经济上翻了身，补补油水也无可厚非。就算是“君子以酒会友”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李白不也是没有酒就没有诗、斗酒诗百篇吗? 更何况时代不一样了。不过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玩点儿气量，听得起别人说你，谁又能保证不让别人说呢?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是垃圾还是钻石，世人自有公论。
孩提时母亲常训诫：说话是刀子，会伤人；到了大学，汉语老师曾教晦：贵人语迟。我如此一口气写来，不顾不忌，但愿不会冒犯了谁。
2008年3月31日凌晨于德国慕尼黑 （本文最早发表於德国《华商报》2008年4月刊，又：为保证作品的原貌，此次网络发表，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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