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又是一个男娃专属的活。

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牲口，冬天喂干草，从春天开始就吃青草一直到秋天。一年里有大半年都要给牲口割草。大人们忙着地里的庄稼，割草的活就交给男娃们了。女娃不负责喂大牲口，但要负责喂猪。喂猪，不是单纯地把猪食倒进猪槽，而是先要去挖野菜，回来剁细，混上麸子、土豆皮、洗锅水什么的搅匀才行。

挖野菜是我的日常任务之一。按说野菜到处都有，各地里尤其土豆地里苦苣、红蔓儿、灰菜、刺芥什么的都有。但是，因为挖的人多，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满载而归的，常常需要漫山遍野去跑。晚饭后先给猪剁菜，一块木墩当案板，野菜随便冲洗一下，没有大泥就行。毕竟，秋林坪的水很金贵。然后左手把菜按在木墩上，右手拿菜刀先切后剁，剁细的揽进猪槽。有一次剁菜的时候不小心剁到左手食指，差一点削掉三分之一的指头。当时也没觉得咋地，用刺芥水擦了一下，找了块布缠上接着剁菜，没上药也没消毒，至今留下粗粗的一道伤疤。

儿时的生活，养成了我不娇气也不怕苦的性子，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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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

王在富

割 草

现在，每当我回到故乡武都县秋林坪，看着满坡绿绒绒的嫩草，看着各地坎边绿油油的苜蓿，看着路边半人高的蒿草，看着房前屋后园子边长得十分茂盛的杂草，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若我现在割草，不需要出村，不一会儿就会割满一背篼草。可是，在我少年时最愁、最怕、最不愿意干而又非干不可的活就是割草。因为夏秋季节，正是家乡麦收时期，大人们忙着收割打碾、耕地送肥。割草、放牛、拾粪的事情，自然是娃娃们去干了。拾粪，是为了当燃料；割草，是为了给牛马牲畜做饲料。

天麻麻亮，大人将我从炕上拉起来，睡眼腥松地背上背篼，拿上头天晚上磨好的镰刀，懒洋洋地向村外山坡上走去。一面走一面想：今天应该到哪里去割草呢？坡里自然没有草，牛吃羊啃，那里还有让人割得上手的野草哩？只有到沟崖边、地坎上，牛羊无法去或不该去的地方去割草，才会有长势稍好一点的草。全村每天都有百十人割草，而村庄地域就那么大点地方，就是雨水好的年份，野草都生长不及就被割光刮尽，割草的人就越走越远。

割草是件既费时又费力的活，还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在地坎边割草，左脚在坎边蹬稳，右膝跪在地边上，左手抓草，右手拿镰，一点一点往前推着割。这样，那些长得很短的草，都会被卷进刀口割下来。遇上小石子或硬土块，镰刀被蹭一下，就会割伤左手手指。我的左手五个手指都被割伤过，到现在都还能看见伤痕。手割破了也不怕，只需就地抓一撮黄土捂在伤口上，或揪一把野刺芥用手揉出绿汁滴在伤口上，或者就把揉出绿汁的野刺芥捂在伤口上用力攥紧，一会儿就会好了。野刺芥是一种草，可以止血疗伤。如果伤口很深，从身上穿的烂衣裤上撕下一条布条，裹住伤口缠紧就行了，又得继续割草。割过草的地坎边，再也看不到一丝绿色，就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在地坎上。就这样，从这条地坎边跑到另一条地坎边，从山顶跑到沟边，用两三个小时才能割满一背篼草。

记得有一次，我和三哥天一亮就去割草，割到小上午只割了半背篼草，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可我们不敢回家：割半背篼草回去，不是寻着挨打吗？实在没法子想了，兄弟俩就想着去偷草。

村里也有人家种苜蓿。我们想着偷别人家的苜蓿，被抓住肯定会挨打挨骂。于是，兄弟俩商量好去偷三叔家的苜蓿。谁知我俩正在偷割苜蓿时，被三叔发现了，他拿着鞭子悄悄地到地里来看。我们还在急急忙忙地割着苜蓿，没有注意周围的动静，听见脚步声时，三叔已站在我们面前。他没有打我们，只骂了一句：“俺把奴日的！”就转身走了，我们非常尴尬。偏偏这时侯，有只喜鹊在坎边桃树枝上喳喳乱叫，仿佛在嘲笑我们：没出息，偷草贼！我顺手捡起石子狠狠地朝喜鹊扔去，喜鹊飞走了。我俩又割了一些杂草，将偷来的苜蓿用杂草遮住，无精打采地回家去。

第二天我与三哥天一亮又去割草，太阳晒得天干火着似的，该到哪里去割草哩？从山头跑到沟底，还是空背篼。我俩坐在大崖沟底的大石头上，望着十多丈高的大崖发呆，望着半崖上的老鹰窝，望着老鹰叼食蹲在窝边喂小鹰，望着老鹰从窝边展翅高飞，盘旋而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哥，不要坐了，割草走。”我轻轻叫道。

“我看着欢草了，一会儿就割两背篼。”三哥笑答我。

“在哪里？”

“你看，那划子的草割下来，咱俩都够背了。”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那是半崖上一块约二十平方米的土台子，上下左右都是崖，由于从没有人敢上去割过，草长得真欢。

“哥，你疯了！那草咋能割下来哩？”

“能。你看，左边的石崖离旁边打豹沟陡坡有一丈多宽，是风化石，用镰刀咀钻个脚窝窝，赤脚趴住崖就能爬过去割草。”

“那不行！掉下来就没命了。”

“我试一试，过不去就算了。”

三哥执意要试一试，我只好在下边望着他。他赤着脚，左手抓住崖缝，右手用镰刀咀在石崖上钻脚窝窝，脚拇指勾住窝窝一点一点往前挪。我的心提到喉咙眼里，连大气都不敢出。我三哥真行，一会儿就爬过石崖，到了草坡上。我高兴地笑着，连声夸奖我的好三哥。

我仰望着三哥在半崖的土台子上挥镰割草的时候，一群麻雀从我头顶呼啸而过，向大崖上面的护坡里飞去，我太羡慕它们了：自由自在，东荡西飞，饥食田间粟，渴饮溪边水，乘凉树荫下，避雨房檐内。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小鸟一样欢乐地飞翔……

一会儿，我三哥就把草割完了，扎成把子从崖上撂下来，好大一堆草！最后，他把镰刀也撂下来。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把镰刀也撂下来。

他在返回时，双手趴着崖，一步一步挪动着脚。其实，这时我倒不怕了，我觉得他能过去就一定能过来。谁知，走在半中腰时，原来他用镰刀咀在石崖上钻下的脚窝窝不见了。如果这时镰刀在手中，再钻个脚窝窝也就没事了。可他把镰刀已撂下来了，我看他把左脚在石崖上摆动了几下，想用大拇指在石崖上扒出一个蹬脚的窝窝。就在左脚扒窝窝时，右脚滑脱了，哗地一下，我三哥俯爬着从崖上掉下来了。我的脑子嗡地一下，大声喊着：“三哥！三——哥——！”就往崖下跑去。

幸好他掉在沟里小石子上，若掉在大石头上肯定就没命了。他的衣服裤子擦烂了，脸上、胸怀、肚腹、腿脚到处流着血，昏昏迷迷不省人事。我抱不起他，一边哭喊，一边用手摇着他。

周围做活的人都跑过来了，两三个大人把他抱起放在老虎滩平处，灌了童子尿。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微微睁了一下眼睛，又张了张被血糊住的嘴，鲜血从他口中流出来。我母亲、大哥、四叔都来了，都喊叫着他的名字。我三哥好像清醒了，他口中边轻轻地说着：“我-好-的！”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他佝着腰，两个大人架着他的臂膀，扶着他艰难地

挪回家。我吓得两腿哆嗦，浑身打颤，把草杵进背篼，拿着镰刀，也跟回家去。

我三哥这一跤，把腿子挝了，把腰撞了，把腮巴子垫了一个窟窿，喝汤喝水就从腮巴子窟窿里流出来了。好在没伤内脏和大脑，未包扎、未吃药、未打针、未缝合，睡了一个多月草铺就好了。

人要吃饭，畜要吃草。可大地母亲被人们摧残得太脆弱了，不能满足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索求。迫使她未成年的孩子们去偷，去冒生命的危险。这怪谁哩？怪我们自己。她太饥饿了，她太需要休息了。她也和我一样身在抖、心在颤、泪在流，她也为无力供养自己的子女——人类的需求而悲痛。

好在这一切都成了过去。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像我们那样，为了割草而冒生命的危险。

二OO四年春节写于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