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
德国人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
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是公开的,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
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线人”,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
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undSchwertder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
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东德时期,国家不仅照料其人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
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
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
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全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德国统一后,马尔库斯·沃尔夫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告密本身没有错误。欧美国家朝阳群众,活雷锋只多不少。警察线人也成堆。连国家机密都扒出来的也比比皆是。告密者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有关部门报告而已,也许是看不惯,也许是表扬信呢。无所谓的。
问题的关键是权力部门如何处理这些秘密。有没有立法禁止惩戒,比如自己在家加工冰毒之类的。这些法又是怎么立的,经过公开讨论,公正投票,公平对待的程序了吗?有立法,司法又是如何判定这些秘密是否属实,是否吻合法律的规定,能够套用相应的惩处呢?而执法过程中,告密不过是收集证据和线索的一个小部分,是否合乎相关规范和程序呢,而后在执行惩处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严格执法,既不趁机迫害,也不受贿遮掩呢?等等这些才是根本问题。
鄙夷告密者是不对的。告密者从来不能直接造成伤害,或者帮助。就好比告密化工厂污染严重,有爆炸危险。其实是应该赞扬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早晚还是炸了。同样,唾弃告密教授的学生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无非是不敢反抗皇军,只能骂骂伪军的档次。
为什么中国人有违法乱纪的习惯,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传统?因为首先立法上中国是王法,王在法上之法,而不是民法,王在法下之法。王法和老百姓心中的是非标准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王法的制定过程没有老百姓的参与,法律是统治手段和束缚,老百姓当然不会自觉遵守,而是天然地反叛。更何况,中国告密的这些事,都是法律明文允许,但是党国潜规则不允许的事。不仅司法所尊的法,根本就不是立法所立的法。而且尺度是否符合,从来是因人而异,全无明确标准。说你行你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不服不行。而执法更是千奇百怪,不教而诛。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完全无迹可寻。
在这种没有明确立法,哪怕是王法;没有统一的司法;更没有严格的执法的一切皆有可能的非法社会。老百姓也只能是躲着衙门走。结果告密者使得,不仅惹不起,而且躲不起。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挺好,恐怖的统治在历史上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明大清民国,纳粹苏联,萨达姆,齐奥赛斯库,波尔波特,金家王朝,以及本朝的AB团,整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等都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只要别惹到外寇,内部统治都可以向天再借五百年没问题的。
所以批评告密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成为告密者才能加速一切的进程。因为根据丛林法则,对付告密的唯一办法就是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