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搅乱了多少人的静好岁月！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上理发店，剃个头剪个发，在被疫情困足居家的日子里，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

话说二O二O年春天，疫情如野火般挡不住地升温，加州硅谷的各个城市相继进入了“就地抗疫”的居家隔离状态，除了医院、食品百货超市外，大大小小的商家都关门闭户，只做网上买卖。然而，餐馆上不了，可以自己在家学做美食；健身房不能去，把健身器械搬入自家客厅、车库，可以照练不误，理发店高挂休业牌，却愁倒了一众红男绿女。眼见满头秀发日渐荒芜，三千烦恼丝野蛮生长，男士们悄悄地戴上了棒球帽遮颜盖发，女士们的后脑扎起了马尾。可怜常去发廊变着花样染发的小姐姐、小哥哥们，望着头顶日渐扩大的“黑土”面积，只能徒呼奈何。也有人受不了自己沦陷的发色，网购染剂，自助式染回黑发，从此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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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和建先生倒没有如此烦恼，头发长了该剪剪，白发冒出来了该染染，和疫情前几乎没有两样。究其原因，就是八个字：自助理发，惠己惠人。

若问，平生与理发业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我俩，怎会有如此功夫？其间可以引出长长的故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文革岁月，初次触“顶”

建先生在工厂里当青工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生活中与美有关的事物皆被封杀，年轻人爱美的心备受压抑。一起长大的发小们，已不能忍受理发店单调枯燥的发型，于是靠着一把手推剪互相理发，啥时候想剪就剪，剪自己喜欢的青春模样。建先生的触“顶” 就从那时开始，有了几推子的功夫。

我的理发技术来自于父亲的启蒙。文革中，父亲被下放到西昌“五七干校” ，大凉山地区的艰苦劳动让白面书生的他脱胎换骨。刚回城的那些日子，爸爸就像家里的能工巧匠，大小家事都能上手，藤椅扶手坏了，他找来工具和绳子，一会儿功夫就修得结实又漂亮。记得有一天父亲问我，愿不愿意学理发，他可以教我。虽然我对爸爸有这番手艺半信半疑，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口就答应了。

爸爸先让我用推子在他的头上找感觉、练胆量，然后教我如何推得快又不会夹扯头发，进而再引导我用梳子、推子配合而剪出发型，完成整个流程。我学习理发，妈妈最高兴，从此家里三男都是我练手的对象，爸爸自不必说，哥哥乐意配合，小弟虽顽皮，“刺儿头”难剃，但在妈妈的镇压下，每个月被修理一次总是跑不脱的。就这样，我的触“顶”始于在父亲大人头上“动土”，在兄弟俩发际间耕耘。现在回想起来，颇有几分神奇。

留学生时期，创造登“顶”之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建先生只身来美留学。听说新来的四川同学会理发，江苏来的老杨同学如逢知己，提着理发工具袋找上门， 与建同学缔结了友好条约，每月一次互助理发。建先生由此重拾多年没摸的理发推子，自助解决民生问题。次年，我也来到美国，建先生的头发由我接手打理。时隔多年重新触“顶”，我的内心难免忐忑，然而肌肉记忆不会骗人，推子、梳子一握在手，多年前的感觉就都回来了。

那时留长发的我，虽然没有每月修剪的麻烦，但一成不变的清汤挂面式、马尾式梳久了，也是乏味。若破费几十美元去理发店烫个卷发如何？心知囊中瘪瘪的钱包定会喊痛，遂到百货超市的美发用品柜，把烫发剂的使用说明读了两遍，发现清楚又易懂，可以自己动手。我开始游说建先生帮我烫发，没想到他毫无惧意，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有点磨拳擦掌的意思。 第一次烫发花了好几个小时，达到了大刨花卷卷头的预期效果。后来又烫了几次，已是熟练操作。

烫发成功，自己走在路上的心情像在飞。一位四川学姐是有心人，在赞过建先生的手艺后，对我断下结论：“他能做，你肯定也行。” 下一句就是：“我去把需要的东西都买齐，你帮我也烫一哈，怎么样？” 看我使劲摆手，又送上定心汤圆：“烫砸了也莫得事，我不在乎。” 话已至此，我只好壮起胆子为她操作一番。学姐对我的“杰作”颇为满意，我也为自己有史以来难度最高的理发秀居然没有演砸感到小小的骄傲。

艰苦的日子让人长智慧长能力，正是那段经济拮据的留学生活，催生出我们自助理发史上的登顶之作—自助烫发。值得书写几笔，以作留念。

走入职场，重寻“顶”上风光

进入硅谷职场后，我和建先生曾有一阵子把理发工具收刀入鞘，上理发店打理头发。然而不久后，我们发现有点陪不起这份时间。周末的理发店，顾客总是满员，每一份漫长的等候，都只为了最后那简短的洗剪吹。记得有个周末我去剪发，走进店里发现顾客已坐了一圈，只好末座等候。时近中午，在家久等不耐的建先生索性开车载着女儿到理发店寻人。父女俩在一堆美发杂志前枯坐许久，才终于等到被店主“放行”的我，一起去吃午饭。

这样的理发体验，毫无轻松愉快可言。多几次以后，我俩下决心重启自助理发，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宝贵时间。

我们用电推剪取代了手推剪，又加购了削剪、条梳等辅助工具。时间安排上的机动性和自家打理的简单发型，让建先生开心不已。我的头发厚密，剪短发特别考验理发师的手艺和耐心，我曾被不知深浅的理发师剪成钢盔扣顶的样子；也曾被理发店老板开玩笑说要收我双倍的工钱。建先生大胆加谨慎，在我的头顶尝试不同的剪法，我也及时回馈我的感受和建议，终于摸索出了适合我的发式，皆大欢喜。

多年来，每当有朋友吐槽留短发难出彩，赞我的头发有型，问“在哪儿理的？”，是建先生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也不吝肯定之词，说我的头发打理非他莫属，他就是我的特任Tony。

疫情来了，女儿被赶上“顶”

女儿从小在家庭理发的环境中长大，对梳梳剪剪并不陌生。疫情隔离期间，自己额前的刘海长了，她也会维护修剪。难办的是，男朋友J的头发在居家隔离N天后逐渐失控，一向引以为傲的浓密黑发变成泰山压顶，粗硬的发丝四面出击，强力发胶固定不住，帽子控制也失效。此时的他貌似一切如常，实则内心郁闷不已，在屡次和理发师预约无果后终于放弃幻想，转而向女朋友求救。

女儿被赶上“顶”，仓促上演理发首秀。J小哥凭着自己对理发的些许过往经验，现场频频发表意见，让女理发师备受干扰。两人互动犹如东邪西毒过招，张力十足，每一缕头丝皆被“斤斤计较”。一旦感觉下剪有误，J小哥就会紧张得叫出声来。女儿事后调侃说，“那个叫声哦，好像我不是在剪头发，而是在杀猪。” 哈哈哈。

实践出真知，理发次数多了，女儿的手艺渐入佳境，J也从最初的不放心，转变成经常在理发结束后发出满意的赞语。

时光荏苒，我和建先生曾经的浓发渐渐变得稀疏，理完发散落一地的碎发中，从一片青黑到有了掩不住的灰白。岁月在无情地流逝，但也给我们留下了硕果和精彩。因为疫情造化，女儿继承了我家的毫末技艺。我和建先生的“顶”上功夫，虽然谈不上精推细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过去、现在直至将来，都是各自的专属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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