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03年，感染八千人，致死八百人，影响了26个国家的SARS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留给我们几个之最：

2004年8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的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奖励他「勇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

许多年过去后，《中国妇女报》评出了个"抗'非典'英雄榜"。榜上排名第一的是钟南山，第二是老军医蒋彦永。

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某康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听之大为愤怒，他在给央视与凤凰卫视反映未果后，透过海外媒体时代周刊，踢爆了北京市SARS疫情的真实状况，世界为之哗然，终于引起高层重视，促进全面透明公布病例数字，并同时免去张某康与孟某农职务。

蒋彦永的勇敢正气与ZF瞒报疫情的"黑历史"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并永远写进了历史。

十七年过去了，我们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了吗？

遗憾的是，黑格尔告诉我们："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一篇很火的文章《武汉市ZF的骚操作，电影都不敢这么演...》用事实总结了这一个多月来武汉ZF有哪些骚操作：

从1日的八名武汉传谣者被查处并全网通报，到20日全国各地发现疫情并公布，"这20天时间的耽误，正出在武汉对传谣者的处理上"。

从"未发现人传人证据"，"疫情可防可控"，到承认"持续人传人"； 第一财经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称，"新病毒传播渠道都没搞清，慎言'可防可控'"。

从歌舞升平地摆出"万家宴"，"带口罩带病"举办团拜晚会、组织旅游，到湖北几乎全省都被封城，所有公共交通停止。

我们看到疫情初期的隐瞒、谎报，一如十七年前。

02

1896年,74岁的李鸿章带着45名随员，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50万人以上的莫斯科市民在头一天夜里就纷纷拥到贺登广场，引发了一场可怕的踩踏事件，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

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回忆录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询问是否把这个事件禀报沙皇。伯爵回答说："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后已经立即禀奏了。"李鸿章当时和维特伯爵已经混成铁哥们了，因此他马上向他传授"琯场秘籍"："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当他看到维特伯爵一脸不解时，又马上为其解惑：为什么要告诉皇上实情，让皇上烦恼呢？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清朝前头了。"

平心而论，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李鸿章还算不多的开明有识之士，他主持洋务，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琯之道。而他的为琯之道被近代史学家归纳为「内悦昏桾，外御列强」。

当中堂大人遇到大瘟疫，他不仅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谎报瞒报作为一种琯场秘籍对铁哥们传授。可见，如果不掌握这种"琯场秘籍"，很难历数十年而不衰。

在这些琯员心中，真相只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是他们当琯的不二法宝。至于老百姓的生死，只要不危及他们的乌纱帽，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我们看到疫情初期的隐瞒、谎报，甚至一如一百多年前。

03

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说"恐惧是人类的三大基本情绪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面对许许多多有威胁的事物，我们已经将恐惧刻在了基因里。 许多使人类感到恐惧的因素目前并没有因社会的进步、价值观的发展而改变，例如从古至今人类对瘟疫的恐怖：中世纪的鼠疫、近代的天花、今天的冠状病毒。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最大的恐惧其实是对未知的恐惧。

人恐惧死亡，因为死亡对人类而言是未知的。

人恐惧黑暗，因为黑暗象征着未知。

对很多人来说，"不知道结果"比"坏的结果"要可怕得多。

在瘟疫中，令许多人感到恐惧的，不单单是"天灾"，而是对于真相未知的恐惧。

十四亿人口，感染了几百个，死亡了几十个，其实是极小的比例，为什么全国上下会如此恐慌？

因为许多人意识到:

隐瞒和谎报会让瘟疫失控;

长期不断的谎言会让公信力丧失，会让谣言满天飞舞；

"塔斯佗陷阱"会成为每次公共事件的高频词汇，ZF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公众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纵观历史，在每一次大灾大难面前，我们都能众志成城，都有巨大信心,都能八方支持。但往往真正让我们恐惧的，是未知和谎言。

因为真相就好比是"阳光"，而谎言的"病毒"却最见不得阳光。

真相也许严酷，但在阳光下，我们有信心克服每一个我们了解情况的困难。而谎言披着河蟹稳订的外衣，背后却掩盖着我们根本没法面对遑论解决的严重问题。

这种埋藏于内心深处的不信任感会逐渐累积逐渐加强。

最后，"伪河蟹"一经曝光，完全激发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

04

华盛顿大学的 Louis Kim 教授和几位科学家建了一个疾病传播模型（Kim, Louis, et al. "Incorporating media data into a model of infectious disease transmission." PLoS ONE, vol. 14, no. 2, 2019, p. e0197646. Gale Academic Onefile, Accessed 26 Jan. 2020.），他们该模型中加入了对媒体报道的量化，发现：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疾病的感染数减少 33.5％。因此，媒体可能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

他们采用的数据来自两个实际案例，分别是2009年墨西哥H1N1病毒的爆发，以及2014-2015年华盛顿特区2014-2015年的流感季。

所以，科学告诉我们，能够字油报道的媒体，比封城更管用。

十七年前的SARS危机也告诉我们：舆论的透明对于防止疫情的迅速扩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若对疫情捂盖子，就会让很多人被“蒙在鼓里”，带菌者自由活动，社会大众毫无防备地进出疫区。所以，谎报瞒报，信息guan制对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和死亡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责任的。

“当公共卫生方面的重大辛闻被封锁时，这样的封锁所谋杀的，不仅是辛闻本身，而是民众的生命安全。”

新闻字油,信息公开透明虽然无法直接抵抗病毒，但绝壁是遏制瘟疫迅速蔓延的倚天宝剑。

05

今天，武汉的地方大员告诉媒体， 武汉已有500万人离城。

从慧眼迁徙图可以看出，武汉从1月14日作为迁出地的人口规模就一直在上升，1月22日达到峰值。

1月25日，加拿大多伦多市发现首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一名就是从武汉返回多伦多的50多岁的男子被确诊。据传这位男子刻意隐瞒并一路未带口罩。

台湾地区24日已确诊3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一名台商从武汉返台后刻意隐瞒病情，全程没有配戴口罩出入歌舞厅并接触至少80人。直到一名坐台女子出现症状就医后，他才向当局坦白。

可见，不止李鸿章等名臣，地方大员等有动力瞒报谎报，许多去过武汉，或者带病毒者都有动力隐瞒。

面对这样的困境，只有新闻字油，舆论透明，信息共享才能将对未知的恐惧降到最低，控制疫情传播到最小范围。

加拿大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铺天盖地报道首例，号召乘坐1月22日从广州搭乘南航cz311到多伦多的旅客自我隔离。

台湾除了媒体不断跟进，高雄市卫生局还重罚这名台商30万新台币（约合6.9万人民币）。

美国至今已经确诊五例，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从第一例疑似病例开始，就高度关注并完全透明及时通报全国。

在这样的多方媒体真实报道关注和重视下，加之迅速隔离，或许能把肺炎的传播减少到最低水平。

新闻言论字油能当饭吃吗？不能，但关键时候能保命。

所以，即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所有人都有义务呼喊：请控制疫情的肆意蔓延，给新闻以字油，给言论以字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