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系列前期回顾：

1. 大明中年落魄大叔如何惊人逆袭？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学了几何几何用？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其实是在侮辱红薯，你确定那些不为民做主的，回家能卖得好红薯吗？他们了解红薯的前世今生吗？

更何况红薯其实一度是高级食品，早在唐朝它就是珍贵的贡品，又曾经被日本人用来进贡给唐朝的皇帝，后来哥伦布初谒西班牙女王时，也曾将红薯作为来自新大陆的珍品献给女王。

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

李时珍的发现被现代医学证实了，1995年美国生物学家瑟施瓦茨教授发现，番薯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脱氢表雄酮（DHEA），可以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和乳腺癌。

那红薯怎么掉下神坛，沦落到“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田地呢？

这要拜一个福建人，一个上海人所赐。

闽，是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是中国海洋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如同乘坐“五月花”寻找新大陆的自由勇敢坚定的美国清教徒，自古以来，闽人就一直在用生命拓海，寻找人生更好的可能。明朝万历年间，他们中有一位名叫陈振龙的来到了吕宋（今菲律宾）闯荡。

他发现吕宋当地有种草质藤本植物漫山遍野，叶绿根红，耐旱易活，生熟可食，陈振龙称之为“朱薯”，赞其“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利益民生”, 他下定决心，要将这种食物引进祖国，造福万民。

但是，当时的吕宋已经被西班牙统治，如同今日的特朗普，当年的西班牙人也喜欢“建墙“，喜欢禁售，禁运，他们认为是“朱薯”是国家关键技术，是国家机密，于是禁止“朱薯”出口。

陈振龙尝试过两次“走私”，突破“禁运封锁”，可惜都失败了。

第三次，陈振龙高价买了几尺薯藤，绞入吸水绳中，这样才躲过了“海关”的层层检查，历尽千辛万苦，经过7昼夜的渡海航行后终于将薯藤带回了故乡福州。因为当初是由“外番”引进的，所以“朱薯”又被广为称做“番薯”。再后来，又多了许多艺名，诸如：甘薯、红苕、白薯、山芋、红薯……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夏，福建大旱，五谷歉收，振龙就让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说他的“朱薯”能救灾民。

巡抚同意了，振龙父子当年就试种成功， 巡抚大喜，于次年传令遍植，大获丰收， 闽人因此顺利度过了灾年，为了纪念陈氏父子，福州乌山多了一座“先薯亭”。

从福州长乐乡下，就这样走出了一位中国的“红薯之父”。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年翰林馆期满告散，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父亲在北京去世，徐光启“严格按照基督教的礼节”举行丧礼后，扶柩南归，开始三年丁忧守制。

回乡守孝的第二年，江南水灾，农田尽淹，稻谷无收，饥荒瘟疫肆虐， 灾民四处逃荒。

徐光启见状，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伟大的灵魂都在心怀天下苍生。

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信仰基督的博爱和仁慈；

作为一个大儒，他真正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拥有 “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理想；

恰在此时，一位朋友告诉他，高产作物“朱薯”已经在福建遍地开花，并且帮福建灾民顺利度过了灾年，徐光启心思一动，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于是三年中，他年年都请朋友从福建带种子回上海。

他在《甘薯疏》中回忆：“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却蕃，略无异彼土。”

于是这三年中，在上海老城厢南门外的“双园”里，他从一位学贯中西的翰林院检讨，摇身一变为身穿麻布孝服的中年农夫，赤脚荷锄，夕露沾衣，挑水施肥，一心只为红薯。

孟德尔的豌豆，徐光启的红薯，都最好地诠释了““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橘逾淮为枳， 认定甘薯作为南方植物，不可能离开福建广东种植成功。徐光启屡战屡败，但几经曲折和艰辛，他终于成为上海“第一个吃红薯的人”。

徐光启成功地从福建引种甘薯到上海后，他对甘薯的评价极高，认为甘薯是杂粮中的“第一品”，“农家不可一年不种”。他总结了在上海试种的经验，整理出“传种”、“种候”、“土宜”、“耕治”、“种栽”、“壅节”、“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称为“松江法”。

几年后，徐光启在天津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更上一层楼，成功地将甘薯引种到更为严寒的北方。他不无得意地说：“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而地窖储存法，也一直在北方沿用至今。

为了推广甘薯的种植，他编写了《甘薯疏》，不但在国内广泛流传，还传到日本、 朝鲜等国。在《甘薯疏》中，他还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甘薯酒俗称地瓜烧，番薯烧，滋味纯正，最解乡愁…….

一个福建人，一个上海人，仅仅从一根薯藤开始，就让甘薯在华夏遍地开花，成为度荒解饥的重要作物之一，强势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曲线。这不仅在农史上是一场变革，而且极大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

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目前中国甘薯种植面积达一亿多亩，产量占世界甘薯总产量的80%。

“每到冬天，我便要回忆在故乡那种围炉烤红薯的快乐。”谢冰莹对烤红薯的热爱，是我们多少人共有的记忆，儿时那金黄流油，又香又甜的红薯曾带给我们多少舌尖的快乐。

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听起来很美好，背后却有心酸的一幕。因为五柳先生真的不会种地，他种豆南山下，结果是 “草盛豆苗稀”。他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自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农民，真不是你想当就能当好的。

徐光启也经常“辞官归田”，在守丧期间，他就种了3年甘薯，后来守丧期满，回京复职，又遇上魏忠贤阉党专权，只好再次归田。，

但是徐光启的“归田”可比陶渊明牛太多了，当农夫的徐光启，如同作木工的鲁班，打篮球的乔丹。

继成功引种甘薯一路向北后，徐光启又打起了芜菁的主意，芜菁又名蔓菁，俗称大头菜。块根可熟食，也可用来泡酸菜，或作饲料。

大头菜是一种大众菜，产量高、品质优，荒年灾年的时候可以代替粮食，活人无数。但是明代以前，大头菜只能在北方生存，若在南方种植，大头就变成小头。　

徐光启经过不断的耕作试验，选育良种，适应时令，改进栽培技术，终于成功让芜菁一路向南，在南方，小头终于长成大头，从此被人称为大头菜。

于是在《甘薯疏》后，又一篇纯技术贴《芜菁疏》也问世了。

徐光启在天津南郊从盐碱荒地里开辟了至少1500亩的农庄，大规模引种南方水稻，他改进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术，采用围田之法防涝，并戽海河水备旱，同时，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终于使水稻在北方旱地也扎下了根。

继《甘薯疏》《芜菁疏》之后，徐光启又贡献了《北耕录》。

他用一个又一个科学实验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证明了不但南种可以北移，北种也可以南移。

当时在天津屯田，不仅对京师和辽东战场有重大意义，而且功在千秋，他的许多种稻经验甚至沿用至今， 经过许多人的努力， 明朝开始培植的天津“小站水稻”，后来闻名遐迩，成为天津的风物珍品。

牛人就是牛人，一通百通，就算是“辞官归田”，也归得风生水起，无人能及。

他把这些“归田”的经历写成一本奇书，在清代曾经被残酷封禁，但它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如同《诗经》之于古典诗歌，《本草纲目》之于古代医药。欲知此书，请关注朱八八，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