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武汉的朋友聊天,发现委屈的心情很普遍。
好像一切都错在武汉,其他人似乎都在推卸责任。可按中国现行体制,一个市级单位能在如此疫情面前做些什么?有多大权力?多大资源可调动?
武汉虽不是直辖市,可中央部属单位机构多如牛毛,谁来协调?协调得动吗?
因为缺乏从12月中旬到封城前市府对待疫情的态度及举动的信息,没法探讨和评论。朋友对外人对武汉的事后诸葛式的聪明劲十分反感,身为武汉人,又被封在毒魔肆虐的市内,耳闻目睹武汉人(包括自己)的奋力挣扎,已经心力交瘁了。
我忽然想到“设身处地”的说法。是的,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设身处地,需要从身陷囹圄中的武汉人的角度去体验这段令人揪心的日子。每个人几乎就生活在毒魔游荡的环境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中招。即便那些宅着的人,不也一样可能被突然闯入小区的“带毒者”捕获吗?大家战战兢兢地度着一分一秒。
其实,这种体会外人很难拥有。设身处地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至少我无法做到,我只能想象,但无法靠想象体验。所以,退一步想,先去从他们的想法中找自己的感觉吧。不能总是一厢情愿地从局外人的角度,以没有处于面对疫情时的复杂问题和场面的局外人的视角,纸上谈兵。
假如当时我是市长,我能做什么?我会怎样做?(不是为市长开脱,只是一种假设。)
知道武汉市长处于怎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吗?我完全不知道。
在西方,很多市长竞选人在竞选期间都会夸夸其谈,许下诸多诺言。可一旦当选,又能做些什么呢?官僚体制和既有制度不是市长轻易对付得了的。
国内的情况肯定会更复杂,市长在重大疫情面前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不知道。
封城。这个举动算是破天荒了。是市长决定的吗?我要是市长,我敢吗?决策权是《传染病防治法》给的,但决策的依据是什么?我得好好想想。
你呢?
估计现在已经靠边站了。
如果是现在的他,只能冲到第一线,做自己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该做的事情。
帮别人买买菜,看看别人有什么困难。承包一个社区之类的。
如果是初期
1.说实话,有底就是有底,没底就是没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承认自己无知
2.制定预案,让老板决策,统计全市的可以供隔离的地点,比如宿舍,宾馆房间,学校等的数量,初期应该采取隔离收纳,而不是让人满街跑,
3.所有公务员社区每天统计数量,拍摸的病人数,及时汇报
4.定期露面,必须要在一线,而不是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