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母越窑秘色瓷研究与探寻

词语释义

     越窑秘色瓷，又称秘瓷、秘色越器。“秘色”一词最早出于晚唐诗人陆龟蒙写的一首诗的篇名：《秘色越器》。据本百科“秘”字条和“色”字条的解释，“秘”字从禾从必，“禾指五谷粮食，“必”指隐匿，两个字符联合起来表示“国家粮食库存数量机密”。“色”字从刀从巴，“刀”指“剁碎，转义指“齑粉”；“巴”指“附着”、“黏着”。两个字符联合起来表示“敷脸用的粉末”，引申指“药粉配方”。所以，“秘色”的意思是“保密的釉料配方”。“秘色瓷”就是用保密的釉料配方涂抹器物表面而烧成的瓷器。秘色瓷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层特别薄，釉层与胎体结合特别牢固。所以，这种配方是保密的，专用于皇家瓷器的烧造。以后，凡是釉料配方保密的瓷器，都叫“秘色瓷”。

秘色瓷简介　　 

     秘色瓷：就是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是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唐代中朝，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

     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土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等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堪称千古绝唱的称谓———秘色瓷。

    “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可见“秘色”瓷最初是指唐代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似应指稀见的颜色，是当时赞誉越窑瓷器釉色之美而演变成越窑釉色的专有名称 。

    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秘色瓷在世人眼中一直是个谜。人们只能从记载中得知，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秘而不宣，其色彩只能从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

关于“秘色瓷”，历代都有记载，然众说纷纭，致使秘色瓷长久以来跟它的名字一样神秘。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杭州、临安等地五代吴越国钱氏及重臣墓葬中出土了一些非常精美的青瓷，其所出墓葬纪年明确，墓主身份高贵，因而使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青瓷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秘色瓷”，但由于证据尚不充分，故仅限于推测而已。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了14件青釉瓷器，其中13件在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中被明确记载为“瓷秘色”，至此“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揭开。这一出土不仅展现了晚唐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为“秘色瓷”的鉴定提供了一批标准器，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秘色瓷”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国陶瓷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自此，“秘色瓷”成为了新的学术热点，受到考古、古陶瓷以及科技界的极大关注。

秘色瓷发现过程

晚唐五代的越窑有一种"秘色瓷"。从前人们提到它，都沿用宋代文献，说这种瓷器是五代十国时位于杭州的钱氏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的，臣庶不得使用。至于它的釉色，也像它的名字一样，秘而不宣，后人只有从诗文里略它非同一般的风姿。唐人陆龟蒙吟咏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人徐夤赞叹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诗歌、文献的描写越是优美，越引得人们去考证、猜想，以致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而秘色瓷究竟"秘"在何处，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少，也就越发加剧了这种瓷器的神秘感。　

1987年，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的轰然倒塌，塔基下的地宫暴露出来，一批稀世之宝的出土轰动了世界，其中有令佛教徒顶礼膜拜的佛骨舍利，有唐懿宗供奉给法门寺的大量金银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尤其重要的是，同时还出土了记录所有器物的物帐碑，让文物考古专家明明白白地知道了出土物的名称。物帐碑上"瓷秘色"三个字，叫古陶瓷专家眼前一亮。这几件瓷器，有八棱瓶和圆口、花瓣形口的碗、盘等，共同的特点是造型精巧端庄，胎壁薄而均匀，特别是湖水般淡黄绿色的瓷釉，玲珑得像冰，剔透得如玉，匀净幽雅得令人陶醉。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终于被撩开了。专家们恍然大悟：秘色瓷我们并不陌生，它原来就是越窑青瓷中的极品，只是从前相见而不相识罢了。那种八棱瓶，陕西的唐墓里出土过，故宫的学者在越窑的遗址采集到过；杭州的吴越国钱氏墓群，出土的秘色瓷更丰富，更精美，釉色更青幽。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还有一件盘子贴着金银箔的装饰，行话叫做金银平托。在古代，金和玉被看作最高级的材质，把瓷器烧成玉色，又在上面加饰金银，这种器物的地位可想而知。

      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很远。要想使釉色青翠、匀净，而且稳定地烧出同样的釉色，那种高难技术一定是秘不示人的。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不久之后，五代钱氏吴越国就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的确是"臣庶不得使用"，它当然远离百姓，高高在上了。至于它的名称，偏偏不明说是青瓷，也不像宋代那样，取些豆青、梅子青一类形象的叫法，却用了一个"秘"字，着实逗弄得后人伤了一千年的脑筋。而细想想，这个"秘"字又包含了多少实的与虚的内容。这样极富深意的名称，恐怕只有浸泡在诗歌的海洋里的聪明的唐代人才琢磨得出吧？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本文的这件八梭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绘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  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茶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账》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账》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沮丧无比。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唐代就更普遍了。“以次充好”的尴尬没有可能。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以次充好。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各种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秘色瓷始烧年代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

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展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效玉皇山麓钱元灌墓、施家山钱元灌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

    二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陈地。该观点虽不乏飘渺，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何处烧制秘色瓷？官窑抑或贡窑？

    从古文献记载来看，最早明确指出“秘色瓷”产地的是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同时，上林湖附近出土的一件唐代墓志罐上刻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语。这进一步证实了古文献关于秘色瓷产地在浙江越窑的记载。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可以确定为越窑的“秘色瓷”陆续在陕西、浙江、江苏等地出土。最瞩目的当属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4件越窑青瓷，其中13件记录于同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中，并称之为“瓷秘色”。这一发现首次使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对应。

关于秘色瓷的具体产地问题，学术界的观点趋于一致，认为慈溪上林湖是秘色瓷的主要产区。这一观点不仅有文献依据，更有大量考古实证。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中的葵口圈足碗与上林湖30号、36号、66号、26号窑等窑址中出土的葵口碗的形状相似，而八棱净水瓶与60号、61号、62号窑的标本完全一样。1954年故宫博物院在上林湖窑场也采集到八棱瓶的遗物残片。同样的，临安晚唐水邱氏墓的青瓷器褐彩风格与1981年上林湖66号窑出土的一件“徐敬禹庙”字款的残碗褐彩相一致。从各地出土秘色瓷的形制、釉色、器表装饰来看，都与上林湖越窑遗址中的标本和器物相一致。

在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的前提下，学者们展开了对秘色瓷窑场性质的探讨。从历代进贡“秘色瓷”的状况 ，以及“秘色瓷”属性的实物例证来看，“秘色瓷”作为贡瓷而存在是可信的 。既然如此，那么烧造“秘色瓷”的窑场肯定有别于烧造普通青瓷的越窑窑场，当属贡窑。1977年，在慈溪上林湖出土的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罐形墓志罐中的刻文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表明自唐代起上林湖就设有“贡窑”。而“贡窑”作为烧造贡瓷的窑场自然与官府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证据不足，我们无法搞清官府在“贡窑”中究竟起多大的作用，但明嘉靖《余姚县志》“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的记载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线索，这就是“贡窑”的管理与“置官监窑”可能存在某种关系。虽然，学术界对“置官监窑”的性质尚有争论，但对“置官监窑”作为朝廷派驻的机构，其具有加强瓷器生产管理或征敛的这种职能并无异议。上林湖晚唐至北宋的窑址中，“精粗两类制品同窑共烧、混积共存”现象的普遍存在，亦表明“贡窑”在满足上贡之余，也兼烧民用瓷。

除了“贡窑说”之外，还有“官窑说”，认为秘色瓷是“官窑”所烧 。这一观点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出土的一批刻有“官”、“官样”字款的秘色瓷。目前，学术界对带“官”字款瓷器的看法不一致，大致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官”代指朝廷或官府，“官”款瓷器为官窑生产；第二种观点认为“官”字款与“置官监窑”有关 。“官窑说”的可信度较低，首先历代文献并没有关于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其次，上林湖地区精粗制品同窑混烧的生产属性与官府操办的“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故此，笔者认为“官”字款与“置官监窑”有关这一观点比较合理。

秘色瓷的质地

   “秘色”：据古籍，似应指稀见的颜色。关于秘色瓷的质地和色泽，清代时有说是“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从出土的典型秘色瓷看，其质地细腻，原料的处理精细，多呈灰或浅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从釉色来说，五代早期仍以黄为主，滋润光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的比重较晚唐有所增加。其后便以青绿为主，黄色则不多见 。

历史传承

越窑青瓷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考古调查证明，它的主要产地是在浙江上虞。慈溪. 。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堪称唐宋瓷都，所烧造的秘色瓷备受推仰。是中国主要的青瓷发源地。在这片古窑厂中，保留着丰厚的陶瓷遗存。当时的陶瓷不但坚固耐用，而且质量较高，有耐酸碱，盛食不变味，易洗涤等特点。瓷器表面细腻光滑，滋润似玉，呈半透明色，极富美感。因此，六朝时期有“陶瓷时代”的美誉。东汉后期，烧制青瓷的技术已基本成熟，在迅速发展和工艺长进的基础上，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青瓷的烧制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制瓷业的地域由南向北，几乎遍及全国。因此促使它不断发展，呈现丰富多彩、欣欣向荣的局面。六朝青瓷的造型，一般说来比较单纯而相对稳定，变化不是太大，样式也不算太多。早期的瓷器因袭两汉旧制，显得拙朴规整，淳厚稳重，只有西晋青瓷造形丰富，承前启后，艺术性又特别强，设计方面做到了在实用的条件下适当注意美观大方。总体感觉清新典雅、柔和轻巧。　

到了唐代，各个艺术门类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越窑青瓷在唐代辉煌璀璨文化的影响下，又有了突出的成就。唐代的“秘色瓷”是越窑的代表作品。隋唐五代的越窑可以说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窑场扩大、作坊激增。仅上虞县就有28处。官府设立贡窑，其产品地位空前提高，大大促进了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并跻身于社会上层的生活领域。也由于越窑产品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使越窑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许多文人纷纷吟赋作诗来赞美越窑。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孟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的“越碗初盛蜀茗新”；许浑的“越瓯秋水澄”；郑谷的“茶新换越瓯”；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反映了越窑瓷的釉色特点。或碧玉般晶莹、或嫩荷般透翠、或层峦叠翠般舒目等等。 

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秘色瓷的工艺和艺术之美

秘色瓷是越窑中的精品，其烧造工艺也有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瓷土——采用专门粉碎、淘洗、腐化、捏练工艺流程，从而达到较高的“玻璃化程度”；二、釉——釉料提纯，除去釉料中的杂质，并改良施釉方法，通体施釉，施釉后采取支钉架器的方法；三、匣钵——用瓷质匣钵装烧，一器一匣，并以釉水来密封匣与盖之间的缝隙。

对于秘色瓷的釉色呈现出不同色调的青色的现象，有学者进行了科学分析。采用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法(PIXE)测量了秘色瓷标本胎、釉中的主、次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通过比较得出“晚唐时期上林湖窑不同釉色标本胎釉的化学组成是基本一致的”，而造成其釉色不同的原因只能在烧造工艺上。在秘色瓷的烧造过程中，提高瓷釉中铁元素的还原率才是最重要的改革，因此控制还原气氛是一个关键。在还原气氛强时，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就呈现为较纯净的青色；反之，还原气氛弱，釉中相当部分的铁仍保持氧化状态，釉色就表现为青中泛黄的色调。考古发掘到的窑炉结构遗迹表明，上林湖地区多为长条形龙窑烧造瓷器，窑的前段、中段、后段窑温不同，窑内气氛很难控制，最终导致烧成后的秘色瓷呈现出不同色调。

在装饰工艺方面，秘色瓷多为素面，外观朴实无华，这样的设计并非不注重装饰效果，而是将装饰的艺术美侧重在器物的造型和瓷釉上。主要突出了“材质之美”，胎质细腻、釉色纯正，使秘色瓷具有“青玉”般的艺术效果。由于受到唐代金银器造型和装饰方面的影响，秘色瓷结合了唐代流行的金银脱、金装陶器工艺与传统的金银扣工艺，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开创了金银装饰瓷器的先河。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件金银平脱秘色瓷碗，就是最好的诠释。

关于秘色瓷的艺术特征，学者们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分析比较，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学者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为例，从种类和造型进行分析，认为这批秘色瓷有碗、盘、碟、瓶几种，种类似乎较少，但同一类器物却有多种变化。其造型以仿唐代金银器为其特征，这些器物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唐代秘色瓷器提供了“一整套重要的晚唐造型的模式”。还有学者从造型、胎、釉、装饰技法、纹样题材、装烧方法等方面对秘色瓷进行了分期，认为：第一期器形多样，碗盘等器仿制金银器皿。胎质灰白细腻，施满釉，足底刮釉，釉色有青绿、青灰、青黄，釉层均匀润泽。器表装饰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刻划花、印花和褐色彩绘，并采用密封匣钵装烧。第二期在承袭前期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在器形上有所变化，器足普遍较前期窄而高，新出现了卧足盘、委角盘。装烧方法也有所改进，创制垫圈，取代了泥点间隔的装烧方法，支烧痕迹由圈足底部移到圈足内底，使圈足包釉光滑。第三期造型和装烧工艺与前期相比略有变化。碗的腹部下垂，圈足增高，盘的圈足普遍向外卷。胎色、釉色较前期略灰暗，釉层薄而透明，玻璃质感强。在装烧技术上，则逐渐用厚重的夹砂耐火土匣钵取代瓷质匣钵。

秘色瓷不论在工艺上还是在艺术特色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首先表现为“材质之美”，即体现在胎质和釉色上。秘色瓷的最大特色就是胎质细腻、釉色纯正，具有十分自然的艺术效果。其次是“造型之美”。从出土秘色瓷来看，以动物形为主的拟形器数量相对较少，而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外型设计较多，在造型上皆遵从对称、均衡、主从协调等形式美法则，简洁明快，朴实无华，并且非常注重实用和审美的结合。最后则是“纹饰之美”。秘色瓷以线刻和薄意雕刻作为主要装饰手法，使得器物的纹饰与釉色及造型相得益彰，呈现出清纯雅致的艺术风格。

秘色瓷的兴衰

关于秘色瓷烧造年代上限的推测，有的学者认为始烧于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主要依据了浙江宁波和义路唐大中二年(848年)的一批越窑青瓷 。大多数学者以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和《衣物帐》的记载为依据，一种观点认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五年之前；另一种观点考虑到产品从烧成到包装运输所需时间，更精确推算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三年(872年) 。在1995年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基本赞同“秘色瓷始烧于晚唐”的说法，至于确切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北宋中后期，北方的定、汝、钧各名窑的产品先后进入宫廷，逐渐取代了秘色瓷的地位；并且南方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崛起也占领了越窑的市场。文献中最后一次记载越州进贡秘色瓷是在《宋会要辑稿》：“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无论从越窑的发展情况还是文献记载来看，将十一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视为秘色瓷器烧造年代的下限是合理的。此外，还有学者专门就越窑和秘色瓷的兴衰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于越窑“秘色瓷”烧造年代的分期。一种观点认为：越窑“秘色瓷”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和钱宽夫妇墓出土的秘色瓷为代表；中期为五代时期，以杭州市郊钱元瓘夫妇墓、临安功臣山钱元玩墓和苏州七子山五代墓的出土物为代表；晚期则为北宋前期，以宋太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和朝阳耿氏墓出土的秘色瓷为代表。另一种观点则将秘色瓷的分期更为细化。第一期，唐元和朝(806—820年)前后，以元和五年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出土物为代表，是“秘色瓷开始焙烧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847—873年)，其间分二段，大中朝(847—859年)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860—873年)段则以法门寺出土物为代表。这一期当是“秘色瓷烧制的发展时期”。第三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唐光化、天复朝(898—903年)前后，以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物为代表。第二阶段为五代天福、开运与广顺(936—953年)前后，以文穆王钱元瓘及其次妃吴汉月陪葬品为代表。这一时期是“秘色瓷焙烧的兴旺时期”。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朝至咸平朝(976—1003年)前后，这一期可说是“秘色瓷生产的鼎盛时代”。第五期自咸丰朝后至熙宁元年(1003—1068年)，这一时期则是“秘色瓷烧制的衰落到停止阶段”。以上两种分期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理由，尤其是第二种观点划分更为具体，论据更为充分。

期待更深入的研究

    从总体上来看，“秘色瓷”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几个方面。关于秘色瓷的产地问题，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其产自浙江的越窑，主要产区就在慈溪的上林湖地区。始烧年代也被确定为晚唐。而秘色瓷的概念和窑场性质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观点众多，有待进一步确认。目前，“秘色瓷”研究主要局限于国内，海外学者研究甚少。研究者人数不多，部分论文的质量也不高，多停留在浅层次的分析和描述上，对于“秘色瓷”工艺特性和文化内涵的研究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学者往往多以文献为依据，而对考古资料的把握不足，从而出现了一些纸上谈兵的情况。因此，关于“秘色瓷”的深入研究势在必行。从事考古、历史、美术史、科技研究的学者应互相协作，对出土的“秘色瓷”实物以及窑场作进一步的考察，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加以分析。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使研究更为系统化。

越窑青瓷与上虞

    1、上虞是公认的越瓷发源地；

    2、上虞于1980年仿越窑青瓷试制成功、结束了几百年来无人问津恢复和生产“越窑青瓷”的历史；

    3、上虞市三雄陶瓷有限公司采用当地生产越窑青瓷不可缺少的优质原料，沿用传统工艺，拥有多名具有二十余年仿越窑青瓷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致力于这颗“瓷坛明珠”的研究、开发与生产。

       越窑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瓷窑；始创于汉，结束于宋，制瓷历史长达千年，东汉中期以生产釉陶为主，东汉中期后原始瓷数量逐步增加，到东汉晚期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成熟瓷器创烧成功（注1）。

       随着制瓷技术的传播，扩散，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迅速在宁绍地区形成……，它便是今人普遍所称的越窑，“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被公认为瓷器的发源地”（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9.1版第8页）。

      到三国时期，越窑青瓷场仍集中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此期的越窑产品，质地精致、造型丰富、装饰华丽，代表着全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9.1版第11页），直至东晋南朝时期越瓷主要产地依然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9.1版第13页），在上虞发现东汉时期在古窑址有三十余处，西晋时期古越窑址六十余处，其中受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东汉时期的古越窑址“上虞小仙坛”闻名于世，后由于战乱，隋至唐初越瓷进入底谷，到后来，经逐步扩散至唐朝出现了慈溪上林湖、上虞窑寺前，鄞县东钱湖等产瓷区。

        曹娥江中游地区之所以成为越窑器的发源地和东汉瓷器主产地原因之一，是当地具有丰富的瓷土，充足的燃料和便利的水路交通以及较强的技术优势，至宋朝，由地燃料短缺等等原因，逐渐衰落，后来失传，但越窑这项制瓷技术逐渐扩散至江苏宜兴、陕西耀州窑、浙江龙泉直到全国各地，并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新瓷种。

        建国以后（1958年），上虞建成陶瓷厂，使失传近千年的越瓷重放光彩，在1980—1983上虞瓷厂，通过对大量古窑址和瓷石矿点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达50余次试验，获得了仿越窑青瓷的试制成功（ 中国陶瓷•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邓白主编）从此结束了几百年以来，从未有人问津“关于越窑新生和恢复”这个课题的尴尬局面（中国陶瓷•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邓白主编），该产品于1983年通过省级鉴定并获得省优秀科技成果奖和省优秀“四新”产品奖，1987年6月在瓷都景德镇举行的全国陶瓷产品评比会上获得“优胜产品”称号，1984年5月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国际博览会上，在1985年春季日本筑波城召开的国际博览会上和同年11月北京的亚太地区世界博览会上，均得到高度赞赏。公司成立越窑青瓷研究所，在省内外专家指导下，专门开展越窑青瓷的研究与恢复生产。

        至2000年，上虞厂由于众多因素而停产，同年，该公司部份管理、生产，技术骨干自筹资金组建成上虞市三雄陶瓷有限公司，由越窑青瓷艺术大师陈鹏飞领衔，同时聘用该厂原致力于研究、开发、制造越窑青瓷的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工，选用当地制作越窑青瓷不可缺少的优质原矿瓷土，采用传统手工制作，使这项具有中国最古老的制瓷文明技术，更臻成熟，使这颗“瓷坛明珠”更加光彩夺目。该公司产品已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并多次作为政府礼品赠送国内外知名人士，深受陶瓷爱好者青睐。

         目前，由越窑青瓷艺术大师、国家非遗文化传承人陈鹏飞已成功地研制出从汉代到宋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越窑青瓷及 秘色瓷代表作。其中有壶、羊尊、蛙盂、狮形烛台、羊形烛台、龟形水注、香熏、鼎炉等等百个余品种，无论釉色、形态或胎质、均古风犹存、几可乱真，得到海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肯定。

          据美国亚洲文化学院艺术中心《亚洲艺术通迅》报道，越窑青瓷艺术以及陈鹏飞的经典代表作已引起世界陶瓷收藏界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