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

余开伟先生：

您好！谢谢您寄给我《傅雷传》，迟复为歉！

我已退休，除偶尔去上一些课外，一般不到学校。前些时候那些学生已回国，近期无课。这些天来，因患病去校医室，才从门卫处得知有邮件。

您在文章中对我可是过誉了，不敢当。当初有这举动时，没料到历史会发展到今天的光景，更不敢设想，我的所为能被人们嘉许。

因为这件事已被多次报道，故在某些方面有些出入。愿以其实相告，想能得先生慨允，并冀再版勘正。

第一， 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

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

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

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 我并未“入狱”。

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

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

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

第三， 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

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

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面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肃反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基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不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

余先生，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

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有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您看，我列出的三大点，对您的文章，有了些更正，您不在意吧？责任不在您，因为有些内容毕竟不是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只有一个想法：使一切保持原来的真正情况。所以，写了这么多。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我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

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

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

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

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

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在写这回信时，又因老母手骨折而耽延了几天，直到今天才能完成这信，抱歉！

如此的长信希望不至引起您的烦恼，占用了您不少时间，实在过意不去！

谢谢您寄给我名片，可我从未印过名片，抱歉了！

新春在即，在此向您贺个早年并祝

文祺

　　江小燕 

　　1998年1月23日晚11点40分

此文由《书屋》发表时，原题为《致余开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