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地瓜秧

1976年的春天来到了，天气渐渐地暖和了起来，田野里泛出了一片翠绿，汶河边上的森林中不断传出布谷鸟的鸣唱:“布-谷-，布-谷-”，春播春种的季节来到了。

大官庄虽然位于汶河边上，可它的许多地却位于南边的坡岭上，水上不去，因此需要种一些比较耐旱的作物，比如地瓜，玉米，还有经济作物烟叶等。播种这几种作物都是很麻烦的事，最麻烦的就是需要一棵棵，一株株，一窝窝地种下去，每一棵都要灌一瓢水，这水就需要从很远的汶河里一担担地挑来，一桶一桶地送到坡上去。那可是几百亩地呀，需要多少担水，多少汗水，多少艰辛啊！在缺乏机械，在公社的水渠还没修到这个村子的情况下，大官庄的社员们不靠天，不靠地，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挑来了一年年的丰收，撑起了这个村子的半个天。知青们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春天，也加入了挑水的行列。

首先，是同社员们一起去栽地瓜秧，那是各小队利用去冬蕴藏的地瓜种在初春时采取暖炕和地膜相结合的技术培育的，一般都有十几或者二十多公分高了，一扎一扎地整齐码放在筐里运到地头。小队长把社员们分成若干组，每个组三五个人，女社员和年老体弱的社员刨坑栽秧，青壮劳力去河边挑水。男知青当然要算壮劳力了，无一例外都去挑水。女知青就不一定了，有的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摸过扁担，挑上了扁担压地呲牙裂嘴的，急的两只手使劲抓着扁担，两只水桶找不到平衡，不是前桶撞到了地上，就是后桶离不开地面，惹得社员们哈哈大笑，只好红着脸放下扁担去栽秧。

组长刘爱玲还不错，凭着运动健将的体格，挑起水来象模象样的，一点都不比男生差。男生中我不算是强壮的，在家时挑过水，对挑水并不打怵，但是，从挑第一担水起就知道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轻松了。两只水桶加起来差不多有五六十斤重，从河边到地里至少二里路，而且是上坡，越走越累，途中只好歇上那么几回，没挑几趟肩膀就疼的受不了了。然后试着用垫上毛巾，换到左肩，还是疼的不行。

可是你看社员们，无论男女，挑上水走起来好象一阵风，而且一边走还一边换肩，左右开弓，一口气把水送到地里。而知青们呢，还没到中午多数人的肩膀就压肿了，甚至磨破了，揭开一看象烤熟了的地瓜，一沾扁担就疼的钻心。队长见状急忙喊来队医给肩膀磨破的知青上药，让他们去载秧或者送秧，可谁也不愿跟那些老弱病残混在一起，那有多栽面啊！多数男青年还是咬牙坚持着，一天下来，估计每人都挑了四五十担水，累的连路都走不动了，回到宿舍，连吃饭的劲也没有了。

刚开始挑水的时候，知青们都是穿着鞋的，可没走几趟那鞋就不好穿了。首先是挑着水桶来到河边，要下到河里去才能把水桶灌满，一次次的穿鞋脱鞋的也太麻烦了。再就是鞋里会不断地灌进泥土和沙子，脚一出汗，沙土就变成了泥巴，一步一滑的，既不舒服也不方便。干脆，学着社员们的样子打赤脚吧，慢慢地，就会觉得光脚比穿鞋舒服了，直到晚上睡觉时才洗洗脚上床。这也要感谢当时农村的环境，没有玻璃呀钉子呀什么的，一般不会扎坏了脚。知青们打起赤脚，卷起裤角，脱去上衣，肩上搭一条毛巾，戴一顶草帽，再挑起了扁担，跟社员混在一起，也分不清彼此了。

就这样，连续十几天，栽完了地瓜秧种烟苗，知青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学会了左右肩挑水，习惯了光着脚走路不怕扎脚，也习惯了在大姑娘小媳妇面前光脊梁干活不觉得脸红了。唯一例外的就是本人，无论天有多热，汗有多少，赤脚卷裤角可以，可就是坚持不光膀子。

有的社员感到奇怪，悄悄地拽住我问：“哎，你看大家都是光着脊梁干活的，怎么就你还穿着背心？难道你不是个爷们儿？”这话说的我脸上有点挂不住，可还是耐心地给予解释，说自己太瘦了，没他们那么多的肌肉，脱光光不好看嘛，还是捂着吧。

那位社员又问了：“那你为什么总是戴着手套呢？不嫌麻烦吗”我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倒很坦然，说这是为了拉琴保护自己的手，只要不耽误干活，就不嫌麻烦。渐渐地，憨厚的乡亲们也了解了我这位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的知青，甚至有意无意地给予一些照顾。

毕竟，农村里的活是多种多样的，抡镢头不行，还可以推小车挑扁担嘛。大家都知道，全村乃至全公社的知青中就我一人会拉那种他们谁都叫不上名堂的琴。古书上说得好，梁山上会耍禅杖的花和尚鲁智深是好汉，善于射箭的浪子燕青也是英雄，这叫“各施各的本事，各显各的才能”。只要不偷奸耍滑，实实在在地干活，乡亲们都能看得见。

在共同的劳动中，知青们跟社员们汗流到一起，劲使到一块儿，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的朴实肯干受到了乡亲们的肯定，社员们的吃苦耐劳也深受知青们的敬佩，更让知青们感叹的那些农村妇女，她们虽然体力上不及男社员，可什么活都能干，样样都不输男人。推小车挑扁担，锄地挖土，夏天割麦子，秋天收玉米，冬天修水渠，哪样都缺不了她们。而家里的事呢，推磨压碾，做饭喂猪，洗衣缝被，照看孩子伺候老人，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全是女人的差事，农村的男人不干家务好象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一点上，农村妇女不知比城市里的女人要多受几倍的苦呢！

果园打药

春季的大忙过去之后，多位知青调到了大队的果园，协助那里的除虫打药（最早调往果园的是担任会计的葛瑞梅和保管的于敏）。大队的果园位于河边上，占地面积很大，主要栽种的是梨和苹果，是全大队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因此投入的劳力和精力很多。从春到冬，要不断地剪枝除虫，保证其取得最好的收成。一年之际在于春，这个时候是害虫出蛰的关键时期，刚萌发的嫩芽，花蕾也最易受各种病虫害的侵染，不把虫害控制在这个阶段就会造成更严重的灾害。实际上，果园的人在初春已经打过一次药了，为了彻底地消灭虫害，必须更全面地再打。因人手不足，大队就把一些知青调到了果园。

一听去果园干活大家都可高兴了，最起码有苹果吃了，可是到那里一看都傻眼了。你道为啥？果树才开始长叶呢，哪有苹果的影子？果园队长说，要想吃苹果就要先流汗，把果树伺候好了，它就给你结果子吃了。根据分工，女社员操作药泵，那是一种手动的压力泵，由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用力推拉一根杠杆，把药水从药筒里吸过来，再通过长长的胶皮管和绑在长杆上的喷嘴喷到果树上去。喷药因为需要经验由果园的人来干。运送药水的活比较简单，只需要用水桶挑来罐到药筒里就行，男社员就负责挑送药水的事。

林业队的技术员乐和在果园附近的河边大树下上支了几口大缸，石灰水中加入硫酸铜，兑成一种呈天蓝色的药水，社员们称之为“波尔多液”或者“石硫合剂”。负责运送的人要把药水从这里挑到几百米远的果园里去。经受了前些天抗旱的锻炼，挑这么近的路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在话下。问题是喷药的速度很快，药水需要源源不断地送来，否则喷药就得中断，挑水的人一刻都不能歇息。往往是把两只灌满的药水桶放到药泵前，挂上两只空桶快速地赶到河边的药缸前，挑上两只灌满的桶再急匆匆赶回到药泵前，两只空桶已经在等着你了。就这样周而复始，知青们个个累的汗流浃背。鞋子早就不能穿了，身上沾满了粘乎乎、白花花的药液。大家戏谑地说，从今往后不必担心虱子和跳蚤了，因为周身甚至连毛孔里都灌满了农药。

操作药泵的人也不轻松，要一刻不停地用力推那个杠杆才能维持药泵的压力，一松劲那喷头就喷不出来了，于是那边站在梯子上喷药的人就开始大声喊叫起来：“咋地啦，没药了，使劲啊！”唉，这是拿人当牲口使呢。

那个场面让人想起了文革期间的一个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那里有一个场景；米哈依的船上起了火，两个德国兵奉命去救火，使用的就是这种人力水泵。火还没扑灭呢，那两个大兵早已累的趴下了。因此，在没有其他动力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机械一会儿半会儿的还行，如果让人长时间机械性地重复一个动作，谁都受不了，况且还是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呢，哪有那么强壮的臂力！

更让她们难堪的是喷出来的药水象雾一样弥漫在果树的周围，即使戴着草帽，那水雾也把她们浑身上下都打湿了，再加上里面的汗水，薄薄的衣服紧贴在身上，那滋味一定很难受的。

看起来好象是喷药的人最轻松，其实不然。那药水喷出来象雾又象雨，无论喷到哪里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又粘又呛，人们都不敢大口喘气。说来骇人，那个时候连口罩也没有，周围的空气不仅呛人，而且还充满了石灰和农药！那不是活生生要把害虫和人一起杀死吗? 因此，喷药这活听起来轻松，其实真不是人干的！

喷过药的果树白花花的，好象是落满了霜，挂满了雪，空气中充斥着呛人的石灰味道。果园里见不到一只飞鸟，听不到一声鸟鸣。我们好奇地问运法队长，喷洒这样多的药，长出来的苹果还能吃吗？队长笑着说：“谁说不能吃？药灭了虫，几场雨后这些石灰也冲掉了，长出来的果子肯定又大又甜，等秋后，你们就吃上甜甜的苹果啦。”

一天活下来最难受的还不是累，而是浑身皮肤发紧、头皮发痒，那是让石灰水给烧的。收工后男社员们都一窝蜂跑到河边上去，找一个树丛浓密的僻静地方，脱光了跳到河里去冲洗一下，也有的男知青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可本人怕羞，哪里好意思到河里去一丝不挂？万一过路的瞅见多不好意思，还是回去洗吧。女生们更是如此，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打水洗头，擦洗身上，换下粘乎乎脏兮兮臭哄哄的衣服。当然，她们都是在房间里洗的，好在知青组后院她们的宿舍前就有一口手压水井，取水很方便。

果园一年要打好几遍药，几乎是从西到东打完一遍，然后又要从头再打下一遍了，一直到秋天，基本没闲下来。夏天后一批知青来到了大官庄，果园里又增添了新的力量。

16/04/16 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