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北美的蚂蚁
一位爱好艺术、文学、摄影和旅游的海外游子
位于山东中部的潍坊具有悠久的历史，秦汉之后成为重要的工商重镇，城池的形成比较早，市内具有许多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
在原先的老潍县中心“大十字口”（现东风大街和向阳路口）东面不远，面南向北有一条深深的胡同，人们称之为“十一宅过道”，据说那里是老潍县富户丁家的第十一座宅院所在地。潍县解放后这些房子被收归国有，成了公管房，于是住进了形形色色的人家。我爸爸当年在市府（“现十笏园”博物馆）上班，也在“十一宅过道”分到了房子，全家人有幸住进了过去只有富人才能居住的深宅大院，享受了几年“冬暖夏凉”“砖铺大院”的舒服生活。
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可惜的是早已在上世九十年代中期城市规划中拆除了，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后面的这些图我是凭着幼年的记忆，参考了许多传统建筑的图纸和照片，用工程制图的方式重新绘制而成的。那段生活在我人生中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当年的情景经常会在眼前浮现，梦乎？幻乎？有时自己都说不清楚。
二。胡同里的大宅院
那是个深深的胡同，从胡同入口到最北端至少有一百多米。进入胡同，东侧是一面高墙，西侧由南向北排列着三个院子。最南边的院是潍坊京剧团的仓库，最北面是一个居民大杂院，我小时住过的是中间这个院子。
（因为没有照片， 这些图是根据回忆用绘图软件绘制的）
这个院子的大门开在胡同的西侧。由于胡同的地势由南向北越来越洼，因此要先上好几级台阶后才能走进大门。
大门是那种很厚重的木制结构，无论门框，门板，门栓，门环的做工都很精细。门前一边一个传统的石鼓，门上端是一个高大的门楼。门楼的内部也很宽敞，可以容得下两个半大孩子。
进入大门是一个青砖铺就的宽敞过道。南侧是前院的北屋后墙，北侧是本院的一段南墙。走到西端，再经过一个较小的门楼，就进入了这个四合院了。
这时你的眼前会突然敞亮，呀，好大的庭院，好高的房子！
院子的北面是正房，一排五大间，木阁子门窗，座落在一个半米多高的台基上。拾级而上是一个宽敞的走廊，沿台基排着六根粗大的立柱，顶着上面小瓦铺就的大屋顶，显得很有气势。屋顶脊背长长，两端各有一个龙头翘首东西，沿着四角的飞檐向下还有四条龙，最前端是几组飞鸟走兽的砖雕，据说它们的个数代表着房屋主人的身份。
院子的东，西，南各有三间厢房，其结构略显简单，虽没有大屋顶和飞檐，却也木门木窗，小巧雅致。东西两房门侧窗前各有一棵石榴树。到了夏天，火红的石榴花开满枝头。秋后，一个个大石榴裂开了小口，里面的石榴籽晶莹剔透象要钻出来，馋的院里的孩子们直流口水。但院里各家有约定，谁也不能去偷摘。
说了半天还没说院子呢，那可是那座城市里少见的最整齐的院子之一。它基本呈四方形，青砖铺成的地面平平展展。也许当时这所院子建成的年代不太久远，地面砖磨损的程度不大，不记得雨后有积水的地方。宽敞平整干净的院子是几家孩子们每日玩耍嘻戏的好地方。
四合院里住着四户人家。北屋是赵叔叔家和我家。赵家有六口人，住着中间和东侧的两大间，计三间房子，另外还用着东北角的一个小柴房，他家是院里住房最宽敞的一家。也许赵叔叔当时的官比较大，因此分的房子也大一点。
赵家的老大是男孩，名字叫“冬冬”，跟我二哥一般大。老二是女孩，名字叫“燕燕”，跟我同龄。还有一位小妹妹，忘记名字了，不过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小妹小时候扒翻了锅，被一锅热粥从头浇到脚，脸部，脖子上布满了疤痕，很是可怜。
我家八口人，住着西侧的两大间加上西侧的小柴房，也算三间吧，相对挤了一点。不过那时兄弟姐妹都小，还不觉的特别狭小。我爸爸没官没职的是个普通干部，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
东厢房住着张叔叔家，他家五口人，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三间房也够用。张叔叔在东关的一家水产店里当书记，大家都称他为“鱼鳖书记”。
张家的男孩叫“张生”，跟我大哥二哥很要好。老二是个女孩，叫“兰兰”，是我姐姐的朋友。他们家有农村亲戚，而且那里是潍坊的鞭炮之乡。记得有一年过春节，他家的农村亲戚给他们送来了半麻袋鞭炮。那年前后他们家的鞭炮放的那个真叫爽啊，多半个院子都没铺满了花花绿绿的碎纸。至今还让我馋的不行，再没有机会放那么多的鞭炮了！
西厢房三间住着吴叔叔一家四口，一男孩一女孩，女的叫“宁宁”。他们家有一架电子管收音机，是全院唯一的电器，孩子们经常凑到他们家听少儿广播；“小啦叭开始广播啦”，紧接着是“哒嘀哒-，哒嘀哒-，哒嘀哒嘀哒—”的音乐，后面的少儿故事给我们枯燥的业余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吴家的女孩跟我小学同班，虽然在学校里谁也不答理谁，但在院里玩游戏时会在一起。多少年后得知，她与我媳妇是同事，而且是电大同学。我俩结婚时她还给我们送过一对大花瓶呢。
不知什么原因，三间南屋始终没有人住，整天锁着门。不过，南屋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石板，那是孩子们平时最爱去的地方。什么踢大锅，压杏核，玩冰棍杆，下棋，扇元宝，儿童世界的十八般玩艺都在那里展开。
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那就是进院大门后的那个过道。几十平方米的样子，前后都有门，不大不小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天地。夏天里太阳晒不着，小门一关，大院里基本上也听不到里面的吵闹，不会影响大人们的午觉，是个玩耍的好地方。孩子们们经常在那里玩蒙眼摸人的游戏，有时还会钻到门楼上去。屏住气，看着下面蒙着眼的小兄弟傻乎乎地瞎摸，很有意思的。
四．兄弟姐妹们
我从小寄养在奶奶家一直到八岁。奶奶家当时在南关的周家车门街，我是在那里开始上小学的。因为那所学校（原武道庙小学，潍坊八中的前身）条件太差，教室里连桌椅都配不全，学生们要从家里带着椅子（当课桌）和小凳上学。第二年我爸爸就给我转了学，从此后就离开了奶奶，回到了爸妈和兄弟姐妹身边。
我在原“邓发西街小学”上二年级，文革中它改名为“东风一小”，是现今“北大街小学”的前身。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每年的开学典礼都在附近的新华影剧院举行，押轴戏是放一场电影，那是最让同学们兴奋的时刻。
（原潍坊市新华影剧院照片）
当时我大哥和姐姐都在北门大街小学上小学。他俩学习很用功，大哥是学校的体育健将，姐姐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学校里很想培养我大哥，推荐他去少年体校培训。我妈妈有一次去看大哥比赛，发现别人是穿跑鞋，而我大哥是光着脚参赛。原来，大哥担心穿鞋跑会很快把鞋穿破，所以光着脚练。母亲心疼大哥，又没有钱给他买跑鞋，于是不再同意他继续参加集训，可惜了大哥的运动才能。
大哥小学毕业后就去找工了，刚满15岁的他在一家铸造干翻沙工，以补贴全家贫困的生活。姐姐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却早早担起了协助母亲理家的重任。洗衣，做饭，挑水，缝衣被，看护两个小弟弟，无一不是她的责任。因此，我们弟兄们从小就敬重她，把她当成了半个母亲。
小弟弟出生后，本来很贫困的家景犹如雪上加霜。况且家里已经有了四个男孩，于是父母有心把小弟领养出去。可姐姐坚决不让，为此哭的死去活来。最后，爸妈也让步了。我们兄弟五人加上姐姐，在艰苦的环境里渡过了童年。
五。挑水的艰难
深宅大院里一切都好，就是用水十分困难。那时城市自来水远没有进入千家万户，只是在街头上设一些自来水供给点，由专人看管，周围的人家去那里买票排队担水。就是这样的供水点分布也很不均匀，那年头，众多人家的用水非常不便。
记得我们家离附近的自来水井都很远，因此不得不去附近的几个压水井担水。所谓“压水井”就是一个铸铁制成的人力水泵，利用空吸和杠杆原理，自己用力把水从地下抽上来。现在除了一些乡村，城市里早已找不到这样的压水井了（最近查资料才知道，那些水井还都是民国期间增设的, 解放后17年间基本没增加）。这些个压水井不属于市政自来水公司管理，而是附属于附近那些个院落，因此我们去那里担水往往不受欢迎，甚至经常受到驱逐和刁难。
（当年压水井复原图）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还小，一担水大概有六七十斤的样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人挑起来十分吃力，因此经常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去挑水，或者抬水。首先要把水从地下抽上来，把两只水桶灌满，然后再一起把水弄回家。从水井到家，最近的距离也要四五百米远，中间还要上下几十级台级。遇到下雨或雪天路滑，路上打翻水桶的事时有发生。
家里有一个大水缸，四五担水才能把它灌满，以满足全家人五六天的用水。那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体质又弱，因此挑水的重活只有大哥，姐姐和二哥去做，偶而我也同二哥去抬水，他往往要让我很大一截肩，我还是累的气喘嘘嘘。那年头挑水所付出的艰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六。门洞里的人家
胡同口原为一间没有大门却很宽敞的堂屋，潍坊称之为“过道屋”，两侧有墙，上面有顶。不知何时起，门洞里硬生生塞进了一户人家。门洞里怎么住人呢？三面用砖头围成一个狭长小屋，两米来高，侧面开门，顶部盖了一些木板，铁皮和油粘纸等，倒也风雪不漏。这样一来胡同口就被这家占去了一半，只留下一米左右宽的走道。如果按现在的标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违章建筑，肯定要被城管拆了，可在当时它就那样顽强地存在着。从那里经过的人都觉得它挺碍事的，可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
小屋面对大街的一面是一个大玻璃窗，里面摆着一些修鞋的工具和材料。这家主人姓潭，以修鞋为生，人称潭师傅。这家里没有女眷，只有两个半大小子，父子三人睡觉时就挤在里面的一张大床上。那两个半大小子整天穿的破破烂烂，到处拣废铜烂铁，帮着父亲维持生活。四合院里的孩子很少跟那俩小子来往。不是瞧不起他们，而是觉得他爹挺可怕的。每次担水经过他家门前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招来什么麻烦。
那年夏天，院里的男孩子们去白浪河游泳，潭家的哥俩儿也跟着去了。白浪河那时候还没有被彻底污染，公园后面那一段河床上全是细沙，水也不深，很适合孩子们玩耍。那天玩的是“摸石头”游戏。一群孩子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围一个大圈，其中一人拿一块鹅卵石投向水里，大家争先恐后地扎入水中去摸，谁摸着了就为胜者，获得下次扔石头的资格。
为了抢先摸到石头，不知何时潭家的小弟潜到了水下，我二哥扔出的石头巧好落到了他的头上，顿时头破血出，一家人吓坏了，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包扎。
我爸妈下班得知了此事，赶紧买了点心到潭家去探望并道歉，十分担心他家会因此提出些些额外的要求。谁知，潭师傅不仅丝毫没有难为我们的意思，反而劝我爸妈不要介意，说那都是孩子们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从那件事可以看出，潭家尽管贫穷，却为人善良，是个诚恳的人家。从那以后，两家的孩子们成了好朋友，相互走动的多了起来。
前面提到胡同里的第一个院子是京剧团的仓库，那里存放着一些戏装，道具，舞台布景等。最让孩子们着迷的是那里经常搬进搬出的刀枪剑戟，做的跟真的一般。这个院的北屋有几个大木格子窗是朝向我们院子的，有时候我们会爬上这些窗台，捅破窗户纸往里窥探。
有一回我放学回家，看到几个大一些的男孩子在一个角落里讥讥咕咕地搞什么名堂，还不让我们靠近。越是这样我们几个小孩子越是好奇，越想凑上去看个究竟。终于秘密被我们看到了，原来他们在把玩一跟真枪一般尺寸的枪。那枪做的太逼真了，闪着幽蓝的光泽，但掂起来并不重，现在想来大概是铝做的。
（这是用机械制图方式绘制的驳壳枪透视图）
尽管我当时尚小，但看过一些戏剧,电影及小人书，知道那是一只驳克枪，电影里的李向阳，杨子荣不都是用的那样一把枪吗？我敢说那时候的每一个男骇都梦想有这样一把枪，成为象李向阳式的英雄。这枪哪里来的呢？不用说，肯定是来自前面的京剧团仓库。可它又怎么到了我们的手里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大孩子们不告诉我们这些小的，而且很严肃地警告我们，绝对不可以告诉家里的大人们，否则的话，不仅是再也没有机会摸那枪了，更有可能要挨一顿暴打。
就这样，一把戏剧用枪在大人们的眼皮子底下在孩子们的手中悄悄地流转着，把玩着，让我们好一阵兴奋。记得有一天枪转到我们家了，我大哥带着二哥和我，来到了潍坊北关的旧城墙上，放开身段痛痛快快玩了一个下午。那段城墙是48年解放军攻进潍县城内的突破口，向北的一面坍塌成了四十五度斜坡，是一个孩子们练习攻防的好的地方。站在城头上，城下西北方向是当年著名的西北炮台，只不过剩下了几段残墙断壁。在那些废墟中我们还曾挖出过一把生锈的刺刀和一些子弹壳等。
有道是纸里包不住火，事情终于败露了。原来，我大哥太喜欢这把枪了，准备依样用木头复制一把。大概就在他做枪的时候被我爸爸发现了，挨了一顿痛打不说，那枪也被砸碎了。记得我放学回家，看到大哥躲在外面的柴房里哭，面前守着一堆碎铝块，我也很伤心，捧着那些碎块遗憾了好久。多好的一把枪啊，干嘛毁掉了呢？
我听妈说：不砸碎不行啊，万一传出去那枪是你大哥偷的，那就是盗窃公物。要知道，当年盗窃是很严重的犯罪。即使未成年，也有可能被抓去劳教。真有那么严重吗？到现在我都不明白。
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暗下了决心，以后一定要做一把驳克枪。几年后。我还真的做成了一把。此是后话。
前面提到，胡同最深处有一个大杂院，我们很少过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害怕那里住着的一位疯女人-“邪巴妮”
“邪” 在当地发音“爷”，“邪巴”是“傻子”的意思。“邪巴妮”在当时是一位很有名的傻子，她姓什么叫什么谁也不知道，只记得她是女的，而且长相不是很难看。
总见到她挎个蓝子出出进进的，不知道她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听大人说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跑了，只留下疯疯颠颠的她。
有一回听我妈说；一天晚上下夜班回家，路过那黑黑的过道时听到“铛啷”一声响吓了一跳，仔细看原来是“邪巴妮”坐在黑影里，手里还纂着一把菜刀。
其实“邪巴妮”从来不攻击别人，倒是一些坏孩子总欺负她，用石头打她。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外出串门拜年，看到“邪巴妮” 挎着那个蓝子在街上跑，后面有一些孩子用鞭炮追着打。只见她一边跑一边哭喊着：“俺又不是“邪巴”，为什么要打俺？”那样子可怜极了！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城东，好多年就见不到这位“邪巴妮”了。谁知许多年后，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又牵扯到了她。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姓宫，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型干部，在老师和学生中口碑不错。我高中毕业后下乡，后来突然听说宫书记自杀了，而且是因为这位“邪巴妮”，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听人说，宫书记跟这位“邪巴妮”私通，而且不止一年了，被人发现并堵在了一个房间里。那年头，不象现在的贪官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搞个“三奶”“五奶”的，婚外恋可是件很严重的事，在社会上能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况且他还是跟一位疯疯颠颠的人。上级因此勒令他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宫书记是一位极爱面子的人，从来做事小心谨慎，说话都没有大声。跟一位疯女人私通，该是多么丢人啊！宫书记大概承受不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里，吊死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大水湾边的一棵老柳树上。至于那件传闻呢，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说起来宫书记家跟我姥姥家是街坊，论辈份我母亲该称他为“叔叔”。宫书记家在解放前家境不错，他本人也是那条街上的秀才。读书，上学，解放后参加工作，好不容易熬成了当地一所中学的书记，却命丧在一个传闻上，实在让人叹息。据一些知情人讲，宫书记跟“邪巴妮”解放前夕曾是中学同学，或许还有一段感情纠葛。可“邪巴妮”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宫书记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后来国民党兵败，“邪巴妮”因丈夫不知去向而变的神经兮兮，生活都成了问题。宫书记或许出于同情而私下里悄悄地接济她，只是不知怎地让人抓住了把柄，于是掀起了悍然大波。
人言可畏，宫书记是死于杀人不见血的人言。那“邪巴妮”呢？后来也不知所踪。
九．文革来了
突然有一天，大街上热闹起来了。到处锣鼓喧天，游行队伍一队接着一对，大人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邻居家的赵老奶奶突然焕发了青春，脸上涂抹的红红的象泥娃娃似的，腰里还扎着大红绸缎，说是街道委员会组织老太太们扭秧歌，欢呼“全会的公报”；许多女孩子呼呼啦啦地在街上扭，左右手里各捏着两块竹板，一板一眼地唱着：“一唱呀，文化大革命好，它是咱革命的路一条。。。”
然后就听人说大十字口北面不远处的石头牌坊被砸了，我跟着大孩子们去观看。可不是嘛，那么一座漂亮的石头牌楼，原先上面布满了石头雕刻的鸟啊，花啊，梅花鹿呀什么的，统统被打碎了，碎石块落满了大街。我还拣了些碎块，试图拼成一个完整的，根本没有可能。当时不懂得为什么要把它们砸烂，只觉得很可惜，很失望！
听老人们说那座牌楼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是当年老潍县县衙门前的标志性建筑物。当年哥哥姐姐领着我去北关姥姥家，无数次从它的底下经过，我总要被那上面那些精美的雕刻所吸引，禁不住停下脚步端详一会。我想，当年郑板桥的轿子一定多次从那里经过呢。那牌楼是祖先的光荣，可如今全毁了，再也没有了，很让人遗憾！
我们的四合院也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有一天进来了一些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他们带着长梯上了房顶，把屋脊上那些龙头呀奇兽呀一骨脑全砸碎了，碎砖块稀里哗啦地滚下来，摔了满院子。出于好奇，我拣拾了一些碎块，仔细地观察它们。虽然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些砖雕，却给我留下了终生的印象，一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象出它们栩栩如生的样子。
前院也闹革命了。一些人从京剧团的仓库了搬出来了许多花花绿绿的戏袍戏装，堆在胡同里点上了火。最可惜的是那些戏冠，上面缀满了大大小小亮闪闪的珠子。等火堆熄灭后，我们从灰烬中扒出了许多烧的黑不溜秋的珠子，洗净擦干后穿起来，一串串的很好玩。
胡同的东邻就是原先的城关医院，听说造反派们抄了走资派院长的家。我们随着围观的人们赶去，看到一家院子里一堆大火在熊熊燃烧，一些人从房子里般出了许多书籍扔进了火里。最可惜的是其中还有许多黑色的胶木唱片，一叠叠地被人们用脚跺碎，在火中霹哩啪啦烧着，看的让人心疼！
到处都在闹革命，学校也不上课了。记得那年冬天我随二哥到他的学校去（原棋盘街小学），各个教室的门窗都是破破烂烂的，到处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标语。从那以后我二哥就失学了，再也没能回到教室里去，小学没毕业就去干临时工了。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爸爸也调动了工作。第二年（大该是1967年），我们全家搬到了东关。我虽然前后在那四合院里大概只待了两年，可那段生活让我终生难忘。
原作于 10/12/2013 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