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绳
小学的时候跳绳是冬天除了长跑以外最普遍的锻炼方式,北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们都玩儿过吧?我后来在美国这边的健身房上课,只要有跳绳的,我都第一个完成,老美们看我跳得那么快都目瞪口呆。而我的水平在小学都不算什么。
最好跳的是塑料跳绳,虽然这玩意儿到了冬天变得有点硬邦邦,经常折得比较快,但架不住它轻,好摇。跳单摇、双摇、花样儿都有它的功劳。
跳大绳就不一样了,那必须得是麻绳,又粗又沉。两边两个摇绳的,中间一队小朋友从这头穿到那头,中间跳一下。有时候是排成一队,鱼贯而入。有时候是两边各一队,交叉着一边跳一个。最后也是看哪个队在三分钟里跳得最多。这项运动还是挺锻炼协调性的,摇绳的要有劲儿,俩人还得配合好,和跳绳的队员也得配合好,必须有节奏,不能一会快一会慢。跳的人也得利索,跳完赶紧跑,不然就会被大绳绊倒。我妹就曾经被绊倒过,把手指摔骨折了。本来我每次跳大绳就紧张,她这一摔真是我一生的心里阴影。
我们小学参加各类跳绳比赛获的奖不算多,最厉害的是麻线儿小学,真不枉他们的名字了。每次不管是跳大绳还是个人比赛,麻线儿都名列前茅,让人不得不服气。我参加过一次在北京站口附近的船板胡同一所小学办的跳绳比赛,当然我什么名次没有,但看别人跳得眼花缭乱,也觉得很好玩。
当“官”
小学中学大概是我最风光的时候,尤其是小学。可能因为我们幼儿园学得比较多,入学以后有很多东西我都已经会了,就很得老师青睐。一年级一入队老师就任命我为联合中队的中队长,就是整个一年级的中队长,因为一年级的少先队员还不是很多。
到五年级我选上了大队委,六年级就是大队长了。其实也就是在举行队会的时候,我出列报告一下大队辅导员,应到多少人,实到多少人什么的,好像没真的组织过什么活动。不像中队的干部,真的是要组织出板报、做好事、比赛演出什么的。最有意思的也就是发展新的少先队员。有一次是在日坛公园的马骏烈士墓前,带着小朋友们念完誓言后,再和其他几个大队委一起给新入队的小朋友们戴上红领巾。
到高年级我还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因为小时候去演出过,所以我一般不怯场。虽然嗓音有些沙哑,但我朗读课文声情并茂,报幕也是落落大方(有一次还报幕报到区里的红五月歌咏比赛上去了),深得老师喜爱。于是每天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的时候我都到广播室去播音,让大家集合开始做操什么的,自己也就偷懒不用做了。
颐和园夏令营
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学校组织了夏令营,凡是想去的小朋友都可以去。虽然只有一个星期,但没独自出过家门的小朋友们也还是兴奋得不行。袁校长带队,记得大队辅导员张老师也去了。
住的是个小学校的教室,桌子拼在一起就是床了。小学校在颐和园的后身,每天早上我们就从颐和园一段塌了的墙那儿进去,门票都不用买。那会儿颐和园也还让下水,我们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老师带着在昆明湖里游泳。哈哈,现在谁还能这么干?剩下的时间大家聚在教室里玩各种游戏,也玩牌。
我那会儿个性比较冲,夏令营的时候别的男孩子就给我起外号叫“x大炮”,我气得要死,和他们大吵,差点儿打起来。结果被校长教育了。具体校长怎么说的我忘了,大意就是: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说话不要这么大声大气,要温柔,要有淑女气质。我心里这个不爽啊,但校长拦着,不让我冲上去。校长戴付眼镜,瘦瘦的,中等身材,是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我卖他个面子,只好把这口气压下去了。
夏令营的最后一天,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去了动物园。我们在动物园门口吃的早饭,包括油饼和豆腐脑。豆腐脑有股卤水的糊味,这之前我和妹妹从来没吃过这种豆腐脑,对这个味道完全接受不了。我不记得妹妹是什么反应了,我是在动物园门口就大吐特吐,把刚吃下去的都吐干净了。这以后我就有条件反射,只要一闻到豆腐的这种糊味就完全吃不下去。
动物园玩儿了半天以后我们还去了附近的一所小学参观,好像是个铁路附属小学,其实也没干什么,就看了看人家有楼房的学校。
这三天夏令营,我爸妈给了我和妹妹各自五毛钱的零花钱。但我们俩都是小抠门儿,没有花钱的习惯,最后一分钱没花,把这点儿钱又带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