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杀死了修女，但很显然这东西是会复制的，而且疾病的征兆和症状是不容令人冷静思考的。不能令人冷静的还有丛林里传出的流言。流言说这种东西已经清洗了刚果河上游的所有村庄。这些流言是不实的。病毒其实是有选择地袭击一些家庭，但没人了解这一点，因为从上游来的新闻被扼杀了。金沙萨医院的医生检查了修女的病例，开始怀疑她死于马尔堡或一种像马尔堡的媒介。

接着，和M.E.修女一起旅行坐车去本巴(Bumba)，而且一起坐飞机到金沙萨的E.R.修女也得了“时疫”。她住进了医院的单间病房，E.R.修女在这间病房里生命渐渐流逝，征兆和症状与M.E.修女临死前一样。恩加利马医院有个叫梅因加·N.的年轻护士（她的名字叫梅因加，姓就叫N.）。M.E.修女死在染血的病房时，是梅因加护士在护理她。她可能被修女的血或黑色呕吐物溅到。不论怎么说，梅因加护士开始头疼疲劳。她知道自己病了，但还是自欺欺人地不愿承认。她来自贫穷但有野心的家庭，拿到了奖学金要去欧洲读大学。她担心的是一旦病了就不会被批准出国旅行。头疼发作以后，她离开了医院的工作失踪了。她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两天。这期间她进城想在病态明显之前办好旅行许可。1976年10月12日，她消失的第一天，一整天都在扎伊尔外交部的办公室外排队，试图办理好文件。

第二天，10月13日，她感觉更差，但她没去工作，而是又进了城。这次她坐出租车去了金沙萨最大的医院，亚茉嬷嬷医院（Mama Yamo）。这时她已经头疼得眼花缭乱，胃痛也加剧了。她肯定非常害怕。她为什么不去自己工作的恩加利马医院接受治疗和医生的照顾？肯定是她心理上的一种抵触，甚至对自己她也不愿承认被传染上了。她希望也许只是小小的疟疾，所以她去了亚茉嬷嬷医院，这座城市里穷人最后的求助所。她在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大人与儿童的伤亡室里等了好几个小时。

我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她，梅因加护士，美国陆军冷冻箱里病毒的来源。她是个快乐、安静、漂亮的年轻非洲女人，20岁左右，风华正茂，有着前途和梦想。她多么希望在她身上发生的事不可能发生。听说她父母非常爱她，视她为掌上明珠。现在她坐在亚茉嬷嬷医院的伤亡室里，和疟疾病人以及衣衫褴褛的大肚子孩子混迹在一起。没有人注意到她，因为她现在只是头疼加上红眼睛。也许她一直在哭，也许那正是她红眼的原因。一名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治疟疾的针剂，告诉她她的病需要隔离。但是亚茉嬷嬷医院的隔离区没有空病房，于是她离开医院，叫了一辆出租车。她告诉司机把她拉到另一家医院，大学医院，那儿的医生也许可以治好她。但到了大学医院后，那儿的医生除了觉得她可能有些疟疾的症状外无法发现她有什么不对。她头疼得更厉害了。她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我试着想象她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在哭。最后她做了当时唯一能做的事，回到恩加利马医院，要求被收住院。医院让她住进单间，她在那里进入昏睡，她的脸变成了一张面具。

丛林里关于病毒以及它对人的影响的新闻已经慢慢流传开来，而现在的流言是一个染病的护士在金沙萨徘徊了两天，和很多人在拥挤的房间及公共场所都有脸对脸的接触。这个流言让城市产生了恐慌。消息先在传教团内传播，又在政府雇员和参加鸡尾酒会的外交官中传播，最后流言开始传到欧洲。流言到了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办公室，世界卫生组织马上进入全面的戒备状态。当时在那儿的人说，人们在走廊里都可以感觉到恐惧，总干事看上去明显得很震惊。梅因加护士看来是在这个城市里致命疾病爆发的传播媒介，这是个拥挤的有着两百万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害怕梅因加护士会成为世界性瘟疫的传播媒介。欧洲政府考虑要封锁从金沙萨来的班机。一个传染病人在该被医院隔离的时候反倒在城市里游荡了两天。这个事开始看起来像一个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事件了。

扎伊尔的最高领袖，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派军队采取了行动。他让士兵包围了恩加利马医院，除了医生，谁也不得出入。大部分医院职工其实现在已经被隔离在医院里，但士兵还要确保隔离确实实施了。蒙博托总统还命令部队的分队设置路障关闭本巴区，枪击任何试图逃出来的人。本巴与外部世界的主要联系是刚果河。内河船的船长这时已经听说这个病毒了，不管岸上的人们怎么哀求，他们都拒绝在本巴境内的河段停靠船。接着和本巴的所有无线电联络都中断了，没人知道河上游在发生什么事情，谁死了，病毒在干些什么。本巴从地球上掉入了寂静的黑暗中心。

在M.E.修女，恩加利马医院接收的第一位修女躺着等死的时候，医生决定给她做所谓的临死前的活组织检查。这是一种在临死时做的快速组织抽样，而不是全面解剖。M.E.修女所在的修道院禁止解剖，但医生们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在她身体里复制。在修女发生临死昏迷和惊厥的时候，医生们往她上腹部插入一根针，吸出一些肝组织。她的肝已经开始液化，而且针也比较大。修女的相当一部分肝组织通过针头装满了活组织采样的注射筒。也许是在做临死前活组织检查时她的血喷到了墙上。医生还从她胳膊上取了血样，放入玻璃试管。修女的血无比珍贵，因为血里有未知的热病媒介。

血样被飞机运到比利时的一所国家实验室，以及英国国家实验室，位于威尔特郡波顿高地（Port Down, Wiltshire）的微生物研究机构。两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争相开始鉴别这种热病的动因。同时，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科学家感到被忽略了，还在争取得到一点儿修女的血。他们打电话给非洲和欧洲，恳求他们给一些样品。

C.D.C.有个专门对付新出现的未知病毒的分部，叫特别病原体分部。1976年扎伊尔埃博拉爆发的时候，该分部的领导者是卡尔·M·约翰逊医生。他是个猎病毒的人，专攻领域是中南美洲雨林。（他和文职病毒猎人吉恩·约翰逊以及病理学家托尼·约翰逊中校没有关系。）卡尔·约翰逊和他在C.D.C.的同事几乎没有听说任何扎伊尔河上游发生的事，他们知道的所有消息就是扎伊尔的人因为一种全身性症状的热病而死去。丛林里或修女死去的医院都没有传出任何细节，但听起来像是很厉害的病。约翰逊给他在波顿高地英国实验室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据说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能分一点儿那个修女的血液给我们，我们会很高兴看一下的。”英国人同意给他一点儿，他事实上得到的也就是一点儿。

修女的血是通过放在装了干冰的盒子里的玻璃试管运到的。运输途中试管裂开破碎了，未加工的腐败的血在盒子里流过。C.D.C.的一名病毒学家，帕特丽夏·韦布（她后来嫁给了约翰逊）打开的盒子。她发现包裹因为血而粘手。血看着像焦油，黑而粘，像土耳其咖啡。她戴上橡胶手套，除此之外她在处理血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她用棉球蘸了一些黑色的东西，然后用戴了手套的指尖压挤棉球，由此得到了几滴血，刚够做病毒试验。

帕特丽夏·韦布把黑色血滴放入装了猴细胞的烧瓶，很快细胞就病了，开始死去 – 它们爆裂了。这种未知的病毒可以感染猴细胞，并让他们破裂。

C.D.C.里另一个研究未知病毒的医生是弗雷德里克·A·墨菲，他是个病毒学家，曾经帮助确认马尔堡病毒。他曾经是，现在也是世界领先的电子显微镜摄影师之一。（他照的病毒照片曾在艺术博物馆展出。）墨菲想仔细观察一下濒死的细胞，看是否能给其中的病毒拍照。10月13日，就是梅因加护士坐在金沙萨医院候诊室的同一天，墨菲放了一滴细胞液在小筛网上，让它干燥，然后放到电子显微镜下看看他能看到什么。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样本里挤满了病毒颗粒，干了的液体充满了像细绳一样的东西。墨菲一口气提在嗓子眼里，他想，马尔堡病毒。他相信他正盯着马尔堡病毒。

墨菲突然站了起来，感觉很不舒服。他准备这些样本的实验室是致命的，像地狱一样致命。他走出显微镜室，关上他身后的门，沿着楼道匆匆走到他准备材料的实验室。他拿出一瓶高乐氏（Clorox）漂白剂，把房间从上到下都刷了一遍，还用漂白剂清洗了桌面、水池和所有的东西，真是把整个地方都擦净了。做完之后他找到帕特丽夏·韦布，告诉她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什么。帕特丽夏打电话给她丈夫，对他说：“卡尔，你最好赶快来实验室。弗雷德看了个样品，发现一些‘虫子’。”

他们瞪着“虫子”，想要给它的形状归类。他们看到蛇，辫子，枝枝丫丫分岔呈字母Y形的东西。他们注意到像花体的小写g，弯弯的u，以及带圈的6。他们还看到一种经典的形状，并开始称它为牧羊人的弯柄杖。其他一些埃博拉专家已经开始叫这种圈儿吊环螺栓，是依照五金店里可以找到的一种同名螺栓起的名。这形状也可以被形容为拖着长尾巴的Cheerio圈儿。

第二天，帕特丽夏·韦布对病毒做了几次试验，发现它对马尔堡或其它任何已知病毒的试验都没有反应。因此这是一种未知媒介，新病毒。她和同事分离了菌株，证实这是一种新东西。他们赢得了给这种生物体命名的权力。卡尔·约翰逊称它为埃博拉。

卡尔·约翰逊从那时起离开了C.D.C.，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在蒙大拿用假蝇钓鲑鱼。他做一些不同事务的咨询工作，包括设计带负压力的热区域。我了解到可以通过一个传真号码找到在蒙大拿广袤天空（Big Sky, Montana）的他，于是给他发了传真。传真里我说对埃博拉病毒很着迷。我的传真被接收，但没有回信。我等了一天，又给他发了一封传真。这封传真也石沉大海。这人肯定是钓鱼太忙懒得回复。在我已经放弃希望后，传真机忽然吐出了这封回信：

普雷斯顿先生：

除非着迷的定义包括看到迎头遇上摇摆的眼镜蛇的眼睛那种感觉，我对埃博拉的感觉不能称为着迷。叫“吓得屁滚尿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