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是北京大学120年的校庆日。怀念在北大的青葱岁月，缅怀恩师的谆谆教诲。在这个节日里，深深怀念已故的恩师。发一篇旧文，遥寄哀思。

 

照片为作者与多为家属送北大法律系代表团出国访问在首都机场留影。前排左二为张国华老师，左三为沈宗灵老师。后排中为金瑞林老师，杨春洗老师。前排左一为作者。

恩师张国华老师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人格魅力，却历历在目，不曾 忘怀。最近北大法学院与老同学们正在筹备毕业三十年返校聚会，翻开三十年前的影集，看着恩师的旧影，尘封的记忆一下子打开了。夜灯下, 写下这些与张老师相处的点滴，遥寄深深的思念。

想当年，很多同学一大早去图书馆排队占座位学习，而我的课外时间很多都是在社科期刊阅览室看小说、期刊，读杂书中度过的。那时觉得法律的书籍太枯燥了，尤其是法理与法律史，正是张国华老师改变了我对这一切的偏见与无知。

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西校门旁的文史楼大教室上张老师课的。教室外，矗立着华 表，绿草如茵。不远处是校长办公楼，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树枝婆娑，为我们呈现着四季别致的风景。

第一节课，我坐在大教室的边上，看着张老师风尘仆仆，健步走向讲台。他个子不 高，却神采奕奕，看上去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学者。当老师洪亮的声音传来，教室里便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的讲课吸引了所有的学生，包括像我这样一位当时对历史毫无兴趣的学生。 张老师穿着白色的衬衣，袖口卷到手肘处，说话略带湖南口音，他的目光炯炯有神，语言简洁而富有文采。他常在黑板上写几行板书，字迹遒劲有力。他有着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他的课如同讲故事一般有趣。

听先生讲诸子百家，让人有一种可以穿越历史时空的感觉。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 先秦的法律思想，他把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放到历史的大格局和时代的大背景下去讲解，寻求法律思想的发展与传承的大脉络。他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法律思想、各家代表人物介绍得如此生动丰富，然后又把不同之处区分得十分清楚。

下课前，他总会画龙点睛一般把讲课的内容概括一下。他让学生了解历史渊源，也启发学生的思考。时不时脱口而出几句古文，却不带任何八股腔调，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律的理解融入了生命，也融入这个时代，他讲解的历史与我们毕业后将要投身的法制建设息息相关。

我多次注意到，当张老师说“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话音刚落，下课的时间正好 到了。他把讲课的内容和时间把握得如此精确，似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的课是很多同学最喜欢的。

不知不觉一个学年过去了，怀着惜别之情，结束了张老师的课。 光阴似箭，大学四年飞快地过去了。当我的同学们在忙着考研、出国之时，我憧憬 着校园外的生活，希望能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律师。但毕业分配在即，在选择分配去向时， 却感到有些茫然，有些舍不得离开校园。

这时系里告诉我，系主任办公室需要一名秘书，主要是协助外事工作。当时系主任正是张国华老师。以前没想过留校从事行政工作， 因为喜欢张老师的课，加上对他才学与人品的敬仰，这份工作就变得很有吸引力了。但又不知具体做什么，如果留校，我的律师梦想还能实现吗? 于是决定找张老师聊一聊。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系主任办公室。我说明了来意，张老师和蔼可亲地让我坐下谈。他告诉我，法律系要发展，对外交流的工作很重要，要走出去，请进来，要通过各种渠道与世界各国的法学界、律师界建立直接的联系。他也提到1983 年刚刚成立的中美法律交流委员会(CLEEC)，很多具体工作，都要人手来做，欢迎我留校工作。 （注：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CLEEC)，1983年在司法部、教育部支持下，由北京大学法律系与其他几个著名的法学院共同创立。张国华老师为中方主席，罗豪才老师为中方常务副主席。CLEEC 是中美最大，也是最早的一个法律交流项目。）

张老师是个极为通人性近情理的长者，他似乎看出我脑子在想什么，对我说: “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说出来。”

面对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我一下子放下了不安和焦虑的心情，毫不顾忌地说：希望留校后还能有机会继续深造，我真正的志向是做律师。

没想到张老师爽朗地笑起来，他说留校以后学习深造的机会多着呢，系里的律师事务所也需要人，你可以兼职。他还诚恳地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条件。”（注：当时北大法律系成立了第三特约律师事务所，教职员工可以兼职做律师、法律顾问。）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张老师，便感受到他坦荡无私、真诚和善的人格魅力。这次谈话 后，我就决定留校了。离毕业还有几周，张老师见到我，听说我决定留校，十分高兴， 对我说有时间就早点来这里工作吧。那时系里马上要筹办中国法对美招生的暑期班，有很多具体工作需要落实，包括课程安排、讲义打印、落实翻译人员、安排住宿和旅游、经费预算等等。

开始在系主任办公室工作才知道张老师的工作是如此繁重。中国法学是文革的重灾 区，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法学教育百废待兴。张老师 1983 年开始担任系主任，他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在系里师资青黄不接之际，他担负着繁重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他身兼数职， 是系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北大职称评审委成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 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全国自学高考与全国函授中心法律专业的主任，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法律组组长。他是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的中方主席，是《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卷》编委兼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

那么多职务，繁重的工作，包括学术、教研、行政与社会工作。来系里找张老师的 人很多，有的直接找到他家去谈事，那时没有“预约时间”的概念。他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宾客如云。有学生来讨教的;有教职员工为了工作、职称、待遇找上门的;有领导为了系里、学校及校外工作而来的。

虽然张老师个人的兴趣在学术上，淡泊名利，但他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系里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他殚精竭虑、耗尽心血。

先生喜欢抽烟，常常看到他面对文稿沉思，手中的烟头已快燃尽，烟灰落到纸上。 想与他谈事又不忍随时打搅，有时把来找的人搁置一下。但先生每次看我走近，就会问有什么事。他总是放下手中的稿件，关心每一件工作。这时我总觉得让一个真正的学者承担这么多的行政事务，真是一件残酷的事，让人于心不忍。

先生仍然保持着老北大与西南联大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第一个暑假与张老师一起

去四川开会，回北京坐船过三峡时，先生站在船舱外，望着滔滔江水，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一路上先生与我们谈古论今，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忧伤，感叹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这时我才知道，先生的父亲张啸霞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湖南创办了铁肩中学 ，志在培养能肩负国家重任的新一代。（注：铁肩中学在解放初期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李立三、张国涛等毕业与此。“铁肩”二字 借用了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诗句。）

先生的父亲认为中国的衰落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落后，先生受其影响，早年选择了学习理工科。1942 年考入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系。那时正是战火纷飞的时代， 先生发现中国的落后在于治国理念，国家制度，于是弃工从文。

1944 年他带着新婚的妻子黄兰英从湖南到昆明，分别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与法学院攻读哲学与政治学。抗战胜利，联大解散，他来到北大法律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文革。在文革时，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加上地主出身，备受迫害，一度被遣回湖南原籍劳动改造，1978 年才得以平反，重返燕园。

我喜欢听先生讲故事，讲他们在湖南学堂念古诗;讲防空洞里的死亡体验，被击落的战机当空落下，坠毁在仅几米远的地方，先生当时闪电般快速地回忆了自己的过去。喜欢听他讲西南联大和黄埔军校的故事。（注：师母的父亲黄再新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年轻时由黄兴介绍入同盟会。黄老在北伐战争中牺生。师母小时候在黄埔军校上子弟学校，曾得到宋美龄等人的关照。）

先生很少提起文革的事。文革中参与批斗抄老教授家的年轻教员，还有的仍在系里 工作。张老师对待同事和工作，总是把从个人的恩怨置之度外。他早已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苦难，唯有使命感。那时还有一些文革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需要解决，先生需要安抚两代人。他一生耿直，疾恶如仇，珍惜人才，却从不为自己在教研室亲近的人谋更多的福利，他说:“君子不党”。

张老师任系主任后，与其他几位系领导和教授访问了美加十几所法学院和数家律师 事务所，签署了多项交流项目。对外交流的渠道打开了，北大法律系的外事工作十分繁忙。张老师任 CLEEC 的中方主席，我有幸在 CLEEC 担任中方主席的秘书两年。每年中美双方互派访问学者、学生，有短期交流的，也有长达两、三年学习的。各种活动频繁，大至方针政策、经费预算，小至接机、住宿，张老师都一一过问。

1985 年初，由十几位美国著名法学院院长组成的代表团访华。教育部、司法部高 度重视，北大负责安排具体的接待工作。不料，代表团到京的那天，原定的宾馆因前面的客人没有按时离开，临时通知我们定的房间少了几间。教育部也知道了此事，让我们无论如何要解决，安排好这些法学院院长。我打了多次电话，都没房间。

大家一筹莫展，通知了张老师后，我正准备骑车去宾馆，跑上门直接找经理协商。张老师马上说骑车太慢， 天气又热，别中暑了，让系里给我派辆车。幸好张老师心细、体贴，我坐着车子跑了多家宾馆，从海淀区跑到宣武区，最后有一家饭店把饭店总经理留的预备房给了我们，解决了当天客人的住房问题。那时这样的事情很多，看似琐碎的小事，但可以影响到全局的工作。

1985 年罗豪才老师结束了在哥大的访问回国，张老师有了一位最得力的工作伙伴。 他们同舟共济，和法学院的其他师生一起，为了一个“走出去”的梦想，开创了北大法律系的新纪元。

在张老师身边工作的两年里，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张老师对教职员工生活上的关 怀也令人印象深刻。

有一次他得知一位年轻教员在美国因病晕倒，思念家人。这位教员的丈夫带着几岁的儿子在国内，生活很辛苦，家住军博，上班很远，经济上也很困难。 张老师马上从家里拿了五百元，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让我转交给这位教员的丈夫。那时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工资是五十多元。这位丈夫深受感动，又知道张老师非常幽默，当 即回信写道: “美意收下，钱先奉还，拮据时再来取用。” 我一手拿着牛皮纸信封，一手拿着回信，心想这是多么深厚的师生之情啊!

最后一次见到张老师是 1993 年 6 月，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约好与父母同去 看望张老师。我期待着与先生的重逢，想象着他一定会问长问短。在国外学习工 作好几年，我也有好多话想对先生说。

走进镜春园83号，看到院中的池塘与荷花，景色依旧。远远就闻到了湖南腊肉与 熏鱼的香味，一种久违了的感觉涌上心头。当年在先生身边工作，遇上吃饭的时候，他常留我在家里吃饭。有好吃的，先生总会招呼我们去吃。那时觉得他家的湖南菜真是世上最美的佳肴。

万万没想到，当我再次见到先生时，他已经是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失去了炯炯有 神的目光，处于脑溢血后引起的半瘫痪状态。师母坐在他的床边，我陪他聊了一会，他眼睛看着我，说不出几句话来。

一桌丰盛的湖南菜，很多都是先生最爱吃的。过去他会一边大口吃着，一边给我夹 菜。这次先生与师母陪着我和父母坐下十几分钟，筷子拿起又放下，几乎没吃什么，保姆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卧房休息了。望着一桌子的菜，我强忍着泪水，再也品尝不出以往的味道。

怕影响先生与师母午休，我与父母午餐后没有久留，便起身告辞。与先生握手道别， 对先生说，改日再来看望他们。

临走时，先生突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下， 我的手都被他握痛了。这一刻，我知道，先生没有忘记我，他心中有着许多话想要对我 说，可惜却说不出来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却不忍让先生看到我的眼泪。

走出镜春园，景色不再。正如张老师的弟子武树臣老师、马小红老师所说的那样，北大镜春园因为有了先生而生机勃勃，成为学术的乐园。恩师与老先生谈考据，与中年学者谈理论，与年轻人谈方法，与任何人似乎都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李贵连老师形容那是老少同堂、云飞风起的岁月。这次回美时，我特地带了一本先生的所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 。（注：先生的原著《中国法律思想史纲》是我们的教科书，也是八十年代各大法律系的教科书，曾获全国优秀教材奖。 先生觉得原著八十万字学生不易阅读，精选主编出了本《新编》，此书被列入北京大学名师名著，多次再版。）

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我和先生的永别。先生去世了一段时间，我才在美国得知恩 师已经离开人世了。悲伤与思念难以用言语表达。然而，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总是活在我的心中。

恩师生前曾对我说，读古书仿佛与古人圣贤对话。他钟爱老庄，一生向往在天地间 自由自在地活着。先生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与苦难，但他的人生又是那么丰富而美好。他的学术造诣与人格魅力如同一座无字的丰碑。先生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人间。

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与老子、庄子等古代圣贤在一起，他们的精神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地之间。

晓霜

2014.08.20  

原文载于《校友录》2014年·第44期  

修改于2018.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