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76年的秋天，天朝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先是举国哀悼新中国的缔造者，随即是全民欢庆粉碎“四人帮”。

这个时候，瑞香已经离开北京一年多了。但是，压死D和Ｌ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居然还是跟她有关。

初冬的一天，对门来了一位客人，一位中年男子。下午L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提着的网兜里是新鲜的大棒骨。“今天居然赶上卖大棒骨了！”她高高兴兴地告诉我。

买到大棒骨在那个时候是不可多得的。它不需要肉票，价格也便宜。煮一锅汤，放进去些菜叶子可以给一家人带来一顿难得的营养美味。

没过多久，L家传出了高高低低的吵架声。那个声音大的是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而且吐字含糊不清。他的声音很大，但是我完全听不明白他在喊什么。吵了很久，最终归于平静。

晚饭后没多久，L把我叫到门外：“你能不能借给我点儿钱？我姐夫来了，就是瑞香她爸。这人脾气大的很。他说我们平时吃肉，他好不容易来北京一次就让他啃骨头。D气的不行，跟他说我们平时连这个都没有。我姐夫说他不信。然后他说他家瑞香给我们当牛做马两年多，我们也没给她补偿就把她打发回家了。他说瑞香如果在家里除了帮家里干活儿，还能下地挣工分。D气的要死，他说瑞香当年来说好是来帮忙的。如果要钱，早应该说好价钱。我们给瑞香买了一箱子新衣服，还给了她一块手表。我姐夫说那些东西瑞香出嫁时都带走了，家里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他们俩吵来吵去，我都没有说话的机会。最后D摔门出去了。唉，他跑了，我可怎么办呢？我们是真的没钱。现在连给我姐夫买回去的火车票钱都没有。离发工资还有好几天呢，总不能让他天天住在这里跟我们吵吧。怎么办啊，愁死人了。”

L的眼圈发红，声音颤抖。

看着她那个样子怪可怜的，但是我也没钱啊。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每月工资十六块钱。加上洗理费，交通补贴，每月初拿到手的钱还不够二十。买月票三块半，交团费四毛。一周在厂里吃早饭，午饭六天。我每月发了工资全数交给母亲，然后再从她手里索取我需要的，要回来的绝对比我交给她的多。现在学徒满一年了，才刚刚长了工资，从十六块长到十八。

自从参加工作，一年多里，总惦记着攒点儿钱，但是没钱拿什么攒啊？按我妈的话说，吃豆儿攒屁。腕子上戴的手表还是家里给我买的。看见L的可怜相，我把兜里所有的钱，连毛票带钢镚儿全都掏出来给了她。

L转身走了。望着她佝偻的背影，我在想，瑞香的父亲没错。瑞香如果在家是可以下地干活挣工分。D也没错，他们在那两年里给瑞香提供了食宿，买了四季的换洗衣服和一箱子嫁妆。L连自己心爱的的军装，手表都搭上了。两口子挨饿不说，家庭经济也被拖垮了，如今还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完的债。这事情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随后就听说D提出了离婚。原来，L的姐夫临走前拿走了她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其中包括D视若珍宝的一套新军装，那是他转业后一直没舍得穿的。

可想而知，他们夫妻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战争。D对Ｌ说你愿意在你家人面前做好人，你自己做吧，我不奉陪了。D开出了离婚的条件。他说房子是部里分给他的，虽然两间连在一起，好在各有一个通往院子里的门。把中间那个门封死，他们就可以自己过自己的，直到L的单位分配给她房子再说。女儿随L的便，无论带走还是留下都可以。但是儿子壮壮他是不会放手的。

L坚决不同意离婚。于是，D自己住进了办公室。他每晚睡在办公桌上，只有周末才带着儿子回家。有的时候周末也不回来，父子二人在办公室过日子。

D大概希望这样的分居能够让L明白他们的婚姻已经死了，离婚可以让二人和孩子们得到解脱。但是L可不这么想。

1977年的夏天，我做了第三次手术。术后在家休养的时候，又有了跟L闲聊的机会。

“他离了婚可以再找一个。找个大姑娘都有可能。我呢？我做了绝育手术，哪个男人会娶我？”Ｌ像个现代版的祥林嫂，一遍遍地重复着他们之间的故事和她的道理。言外之意，反正离了婚也嫁不出去，跟现在这样没什么区别。

我还是个未经世事的姑娘，婚姻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未知世界。但是我记得读过这样一段话：“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你的时候，最好转身离去。今后他想起你来说不定还会怀念。一直纠缠下去，他只会越来越恨你。”也许，这样的理论只适用于恋爱中的小布尔乔亚，对D和Ｌ这种结婚多年有儿有女的人不适合。

继D和L搬进来之后，院里又搬进来几家年轻的夫妇，他们占据了院子里的空房。他们都在部里工作，有的还是D的同事。有一位年轻的翻译占据了我家对面那排房南边的一间，跟D和L做了一墙之隔的紧邻。

在D住进办公室半年多之后，传出了消息。L去部里把D给告了，说他不顾家庭，每天睡在办公室不回家。见事情已经被捅破，D索性向领导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结果受到了批评。

那个年代，婚姻不单单属于夫妻二人，还属于组织。打算离婚的夫妻去民政局婚姻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时，除了结婚证之外还要有双方工作单位开具的证明信。据说现在国内离婚很容易，但是那个时候离个婚简直比登天还难。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如果是出于政治原因提出离婚，比如一方是被揪出的反革命或者右派，组织上巴不得其配偶提出离婚。有的配偶没有离婚的意愿，组织上还派人去做工作，例如当年的名人新凤霞。

但是因为感情不和的原因提出离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的工作单位，街道居委会会千方百计地为二人调解，做夫妻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好像无论什么样的矛盾，只要坚持将婚姻进行到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D和L的婚姻也是如此。部里的领导跟D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谈话，告诉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D要做出表率。不要说L不同意离婚，就算她同意，这婚也不能离，因为组织上不同意。从那往后，办公室不再是D的栖身之地，他必须每天回家去住。再让人看见他在办公室过夜，就要接受处分。

人是每天回家了，但是D的心思是否回来就无人知晓了。与刚搬来的时候相比，D完全是另一个人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习惯早已绝迹。冬日里，不要说他人的瓦上霜，他连自家的门前雪都懒的扫。过去那个带着我去春游，顺路捎我回家的叔叔也罢，大哥也好，早就不见了踪影。走廊里迎头碰上，他视而不见，连个招呼都不打。

对于他态度的变化，我当然都看在眼里。我猜也许因为我跟瑞香，Ｌ的关系太近引起了D的不满。也许D觉得他自己的人设已经坍塌，不再顾及面子。无论什么原因我都无暇理会，因为我有了新的关注点，要全力以赴地投入。

1977年9月，中央作出了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积攒了十年的考生蜂拥而至。大家摩拳擦掌，打定主意，就算挤破头也要迈入大学的校门。

说不清为什么，我就是想去上大学，那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过去是单位推荐才能进大学，工龄三年以上才有资格被推荐。如今我有了参加竞争的机会，岂能放过。

那年10月份公布了恢复高考，距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两个月。我收集了用过的中学课本，开始复习功课。每天下班之后，家务之余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数理化中。父亲花了一元钱给我买了一本北京市150中学（过去的师大女附中，如今的北京实验中学）数学高考复习题集。那本油印的习题是家里为我高考做的全部投资。那上面的每一道题都没有被我遗漏。解不开的难题会让我茶饭不思，寝食难安。

那一年厂里把我从资料室调到三车间五班工作。五班是研究载波设备的，我的师傅姓白，他是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是49年前的老大学生。

五班除了我，其他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北京安了家，但是有三位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

个子高高的老吴家在浙江农村，老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他只身住在北京，只有春节的时候回家探亲。

小赵的老婆在浙江杭州。不清楚他为什么没与老婆调到一起。他长的跟马云有点像，小小的个子，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

小卞是上海人，因为大学毕业时得了肺病，耽搁了婚事。她聪明，漂亮，热情，活泼。年龄上的差距没有阻碍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三位同事在我考大学的时候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小卞住在厂区三楼的宿舍里。她的室友小袁已经订婚，很少在宿舍过夜。小卞出面跟小袁打了招呼，晚上我可以在她们那间宿舍过夜。下班后我复习功课，小卞织毛衣或看小说，我们互不妨碍。每天早上五点我就悄悄起床，在办公室的黑板上默写三角公式。

有两道几何难题，老吴和小赵帮着一起研究。他们似乎在彼此较劲，看谁先得到最佳解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