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1973-1975），那时有的学校是三年初中，两年高中，我所在的学校就是三年初中。那时要学工，学农，学军，接受所有人的再教育。记得学农的时候是夏天， 我们班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温泉公社冷泉大队，学校在海淀区，是走着去学农的，当然不能用任何交通工具带步。

第一天到了那儿已经是下午了，好像是 温泉公社的书记，要不就是冷泉大队的队长（记不清了）先给我们讲话，也就是上政治课，把村里的阶级斗争历史和现状介绍了一遍，当然把村里的 “地，富，反，坏，右”以及各类不法分子一一数落了一遍，让我们要分清“敌，我，友”，不要被阶级敌人老实的外表所蒙蔽，一定要跟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等等， 总之是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儿了, 记得开始是上山开地，山上没什么树，尽是石头，要用镐来刨，大家都为了争取好的表现拼命干活，因为天气很热,  记得脸上的汗都连成了河往下流，我那时算比较瘦小的，可收工后晚饭能吃至少四个二两的馒头，还觉着没饱，幸好学农时粮食没定量，想吃多少都行。

晚上全班女生都睡在一间大房子的通铺上（大概有不到二十人，记不太清了），因为是夏天，屋子里苍蝇蚊子很多，我从家里带了一瓶从国营商店买的避蚊油 （类似图上的那种），到了晚上跟大家说都抹上点儿，可以减少蚊子的叮咬，好像是没人抹或只有少数几个人抹了，不过我也没多想，只是觉得避蚊油是从商店买的，应该是无产阶也可以用的，不然商店也不会卖。

开完地以后是干各种不一样的农活，插水稻，割麦子等等，总之我自认表现还不错。学农大概持续了一个月，然后是总结评比，当然要评出积极分子。记得在评比的时候有同学提了我的名字，说我这次学农进步很大（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一些，没穿过带补丁的衣服，我一直是被划分在应该克服娇生惯养，要学会艰苦朴素的行列），应当被评为积极分子；这时有一位同学说：“我不同意，因为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为了不让蚊子咬自己抹避蚊油，那不就是让蚊子咬别的同学吗？！”于是避蚊油成了一件很严重的事对于我是否能被评为积极分子。记得在争论时，我们当时的班长说：“我觉得她的表现不错，避蚊油的事不是她的错，她让大家抹了，你不愿意抹那是你的事儿，不能怪她。” 虽然班长也没抹我的避蚊油。

在那个年代，结果谁都会想到，就是我当然不会被评为积极分子， 而且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评语永远地留在了每一个学期的报告上直到毕业。

文革时的很多事，让我认识到人性的善良，丑恶与否不是在和平，安定，繁荣的环境中能完全体现的，要看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经济条件下的表露。都是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对那些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下狠手，至他们于死地？这不是一句当时我们年轻，受了蒙蔽可以解释的，这是人性的体现。至于人性是怎么形成的，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但一定和家庭的教育和家长的言传身教有关。那个不同意我被评为积极分子的同学的父亲那时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政治老师，多年后同学聚会听说那个同学当上了某精神病医院的副院长 （可能现在是院长了或者是更高的官了），还有其他各种荣誉头衔什么的，到处去讲课，开会什么的，其实这是谁都会想到的结果。

几年前跟那个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的班长在纽约联系上了，当我提起这件事时，她说记不得了；但是同学微信聊天儿的时候，她问另外一个同学是否还记得那个同学无偿的给她粮票的事儿（那时粮票都是限量的），另外那个同学也说记不得了。我们往往会永远记住在困难时帮过我们的人 （当然也不会忘记害过我们的人），而那些不出于任何目帮过别人的人却往往不记得他们所做的善事。

文革是全民族所痛恨的，很多事情都不堪回首，但凡事都有两面，在文革中我们可以看清人性，看清善良与丑恶，看清什么人可以做朋友，什么人应该远离。不要让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事再发生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一直都是我选择来美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