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出了趟小差旅，回到了我曾经学习和工作十余年的地方 — 匹茨堡。办完差事后的当晚，按照我早已经安排好的约定，去看望了一位老朋友Dolly。Dolly 是一位非常善良、风趣的老太太。我们上次见面，是大约四年前我应邀参加她先生的葬礼。认识她和她已故的先生Alexandria 很偶然。

那年，我刚从西弗吉尼的学校转到匹茨堡地区读研究生。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几位同学在一家中歺馆用餐。在我们用完歺等帐单时，我旁边的桌子，坐下了一对夫妇，手里拿着一本《中国旅遊》的书，在等服务生来点菜的间隙，他们一边翻着书，一边聊着。我坐桌子的外围正好和他们相邻，隐约听到他们在说北京的旅游景点。趁他们朝我们这边张望的瞬间，我侧过身子笑着问到: 

“你们是要去北京旅游吗？”

他们赶紧着回答说 “对对，我们打算今天秋天去中国旅游”。

我大概是很想练口语，便来了兴致主动和他们进一步聊了起来。

原来，他们夫妇刚刚退休不久，计划与朋友秋季去中国旅行。他们需要决定什么样的旅行路线。因为在北京工作和业余爱好的关系，我对旅游有那么点一知半解。告诉他们，好果十天中国行，可以考虑北京—西安—上海的旅游路线，用四整天游玩北京：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一天，八达岭长城和清陵一天，天坛和颐和园一天，北海公园、王府井购物一天。其它六天西安上海各三天包括城市间交通时间。他们听我这么一通忽悠，一下子来了兴趣，好像找到了可靠的中国通，能帮他们排忧解难了。要我留下电话号码，说要找个时间让他们的朋友和我一起聊聊。我没把他们的话当真，没要他们的电话号码，简单的把我研究室的电话号码和名字留在了歺巾纸上，就话别了。

两三周过后的一天，我接了个电话，电话的那端传来了一女人的地道的英语声音。

“Hello, this is Dolly, May I speak to Travel Tong?”

按照贯列，我赶紧对着话筒说：

“Hello，this is so and so Research  Institute. May I help you?” 

话筒那端又补了几遍，她是Dolly ,要和旅游通说话。实说吧，我当时英语听力不怎样，面对面说话，有手式和眼神，基本没问题。接电话只能听懂百分之七八十，就很好了。我只好对着话筒，一遍又一遍的，

“Hello, excuse me,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终于在哈啰、对不起、哈啰、对不起、我是达莉，找旅游通、这一声又一遍的对话中，我搞清楚了话筒那端是谁找谁。她是那位在中歺馆邂逅的Frence夫妇，Dolly女士，找的就是我。

互致问候后，她直入主题，问我这个周未能否有时间，她要搞个简单的午餐聚会，希望我能去她家，见见她的朋友们。我想了想便答应了。她大概想，我没有交通工具，或是礼节性的，要我给她地址，约时间来接我。我告诉她，我有车我可以自己去她家，要她给我留地址和电话。她一听我有车，可以自己去她家显然更高兴了。赶紧告诉我，从匹茨堡城的Forbes 大街，如何上到376 高速公路，又如何转到19号公路去她家。

接着那个星期六上午，我早早的洗漱好了。此时已经是初夏，我穿了件白色有领的白T恤。记得这丅恤衫，是一位德国教授访问北京，在我所在大学讲课。我因为陪同翻译，他答谢我的礼物，好像左胸前有红绿布条呈L 型，品牌不俗。所以我就想当然地、穿上它加牛仔裤。要知道那时手机不普及，也没有全球定位系统，更没有谷歌地图。我带着我和Dolly的通话笔记，开着我那辆四年旧的二手车，Toyota Corolla 的前身Geo-Prizm上了路。

***很伤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