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微型计算机市场启动于1978年，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那时计算机芯片仍处于原始状态，产能集中在3英寸晶圆生产线上，芯片线宽3-5微米。单块芯片集成晶体管数量，不超过50万只（如今华为麒麟970芯片集成55亿只）。中国从1972年与美国改善关系后，计划从美国日本引进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最后落实了三条。其中一条在北京878厂，一条在西安771研究所，一条在贵州4433厂。其中西安771所就是深圳中兴通讯的老东家，也是中国最早研制计算机的单位之一。

 

西安771研究所是航天部下属军工单位，前身于1965年在北京组建，主要为东风五型洲际弹道导弹，研制弹载导航控制计算机。弹道导弹发射时巨大的震动和过载，要求弹载导航计算机，使用军标晶体管集成电路。此前，美国于1962年在民兵洲际导弹上，率先使用集成电路取代分立器件。导弹研制装备费用高达60亿美元。

 

在钱学森博士建议下，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下令组建156工程处，有黄敞博士、杨樱华博士、于伦正等人，专攻集成电路与加固计算机，1966年9月取得初步成果。导弹捷联制导系统由梁思礼博士、徐延万主持。1969年由于中苏危机战备疏散，该项目转移到陕西临潼，组建西安771研究所及691厂。1970年制成中国第一台PMOS集成电路计算机。1971年东风五型洲际导弹首次试射，1980年进行全程试射，射程9070公里，覆盖美国本土及苏联、欧洲大部，能够实现有效核威慑。（中国神州飞船、卫星、导弹等部分军用芯片由西安771所做的。）

 

1981年12月，北京，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胡、凳、李、陈、华在主席台就座。

 

 

1981年由于洋跃进失败，国家财政赤字超过170亿元，大批重点工程被迫下马停工，以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是弹道导弹是国家保命项目，西安691厂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得以幸存下来继续引进。厂里派了技术科长侯为贵去美国芝加哥，负责引进设备。

 

当年中国还在跟越南打仗，国家到处要花钱，各种科研经费被一再缩减。像上海研制运十飞机，国家财政连试飞用的3000万元油费都不肯解决。飞机工程师要自己打零工赚钱，养活一家老小。社会上流传一句笑话: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一些军工单位就想路子办副业创收。像洪都飞机厂生产摩托车，哈尔滨飞机厂生产微型面包车，成都航空发动机厂造过电冰箱。正好深圳建特区，兵器部、石油部、电子部、航天部等中央部委，纷纷在深圳特区跑马圈地开公司赚钱，各路官家子弟纷纷上阵冲锋。官倒走私猖獗一时，路子野得很，连中央都管不了。中央财政不给钱，还不让下面自己赚钱?像万科王石，靠着父亲关系，从东北向深圳倒卖玉米，几个月净赚300万，然后拿钱去倒卖2万进口录像机，发了大财。

 

这样造成一个极为恶劣的后果——中国国内形成庞大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打着改革开放引进先进技术旗号，大搞走私逃税，宁可花大把外汇买进口货，也不会去扶植本国产业。早年中国电子、汽车、飞机、通信产业都是如此败掉的。

 

1980年代，深圳中兴初创时期，侯为贵（右三）和同事们在一起开会。

 

 

1984年，航天部西安691厂也要搞副业创收。厂里派了侯为贵等人，到深圳考察办公司。原本是想做自己熟悉的集成电路芯片，但投资太大，国家没钱投资，厂里也没钱，怕亏损不敢做。只好由厂里担保，向银行贷款做加工贸易。1985年，西安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长城工业深圳分公司，三家投资280万元，注册了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西安691厂占股66%。这就是中兴通讯前身。

 

同时期，台湾官方花1亿美元扶植联华电子。台积电也是台湾伪行政院国发基金投资1亿美元入股。韩国三星、LG更是得到政府举国体制的全力扶植，筹集到5-10亿美元。中国企业?自己找钱去。联想、华为、中兴都是自己九死一生搏杀出来的。

 

虽然叫中兴半导体公司，但是创立之初的中兴，跟半导体没有半毛钱关系。当时香港工人工资太高，大批香港出口组装厂将订单转移到深圳。中央部委组建的那些子公司、孙公司，就低下头给香港老板打工，招募农民工，生产些玩具、电风扇、电话机、电子琴之类的民用产品。组装一台电风扇才赚几毛钱加工费。利润大头都被香港人赚走了。香港亿万富豪刘銮雄，就是做电风扇起家的。

 

到1986年，中兴半导体公司辛辛苦苦干一年组装活，才赚了35万加工费。在帮香港人组装电话机的过程中，侯为贵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电话通信市场正在高速膨胀。于是组织人手研制小型程控电话交换机。1987年，中兴第一款产品，ZX-60模拟空分用户小交换机，获得邮电部入网许可。

 

1984年，北京，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和张百发副市长，为法国进口的10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开通剪彩。这一年，北京市电信管理局进口了法国2万门级、4万门级程控数字交换机、10万门和4.5万线汇接交换机；还引进比利时10万门级程控数字交换机2.6万门，及瑞典爱立信程控数字交换机6000门。

 

 

改开之初，中国电话需求急速增长。1949年邮电部成立时，全国电话仅有31万门，1978年为359万门。1980年邮电部将下属28家工厂，改组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普天集团前身），有职工5万多人，能够生产光缆、交换机等800多种设备，满足全国90%以上的需求，还援助亚非拉十几个国家。这一年政府以收取初装费形式，放开市话安装，导致需求急增。

 

1982年福建邮电管理局，非要花费600万美元巨资，从日本富士通引进F150万门数字交换机，安装到福州和厦门。这笔钱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拍板，从全省外汇额度，和全省3万名邮电系统职工工资里克扣出来的。邮电部质问福建省为什么不用国产设备，但是人家听吗?（福建邮电管理局后因八闽通巨额走私案被拆分）

 

有福建省带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拍板:广州也要装，要装就装26000门!由此，全国各省市争相花费巨额外汇进口设备。那时进口交换机一线成本要1000美元，想想全国要花多少钱。外国电信设备公司如同八国联军一般，抢着瓜分中国市场，主要来自7个国家：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BTM公司和法国阿尔卡特。俗称七国八制。

 

1983年邮电部长文敏生看情况不对头，立即组织跟比利时引进S1240程控交换机。1984年由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与比利时合资，成立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设备国产化。但是这种交换机并不适合中国用户环境，卖不出去。上海贝尔连续亏损三年，濒临破产。邮电部为了挽救这家合资企业，还要拉着中央一起投入巨额补贴。

 

04机的主要研制人员，右起，邬江兴、鲁国英、罗兴国。他们全部是军工科研人员。

 

 

从1986年开始，邮电工业总公司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现在叫做信息工程大学）合作，在郑州组织对程控交换机进行研发。经过对一型、二型等几个机型，三四年时间的合作研发，以邬江兴为首的研究团队在1990—1991年，成功研制出HJD04型万门程控数字交换机（简称“04机”）。这是中国第一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准的程控交换机。

 

在04机之前，中国进口交换机每一线价格高达1000美元，到1991年降到300美元。04机研发成功后，甚至降到30美元一线。老百姓的电话初装费也一降再降，从6000元暴跌至3000元、2000元、1000元。1995年由邬江兴等人成立巨龙公司后，四年装机3000多万线，为国家节省了100亿美元外汇。到2000年，电话初装费完全取消。

 

同时期崛起的普天、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五家公司，被邮电部副部长吴基传，戏称为“普天之下，巨大中华”。这些公司在初创之时，其实都是从军队里挖掘技术资源。因为军事通信的技术含量，远高于民用。就在中兴、华为研制小型交换机时，全国有两百多家同类企业，因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或缺乏技术而破产收摊。

 

回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1980年代犯了大量致命错误，并一直遗祸至今。所幸，中国有大量官僚买办卖国贼，也不乏为国奋战的英雄，更有吃苦耐劳的劳动人民。

 

就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流着泪说的:我们终于活下来了。

 

 

 

西安771研究所元勋，中国微电子研究老前辈，黄敞博士和杨樱华博士，年轻时在北京大学合影。黄敞祖籍江苏省无锡县，1947年从清华毕业，1948年赴美留学，195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雪尔凡尼亚半导体厂进行半导体器件研究。1958年6月，黄敞取得在美永久居留权，随后与爱人杨樱华博士一起申请环球旅行。巧妙而隐蔽地由欧洲经香港返回祖国。此后夫妻二人投身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2018年5月9日，黄敞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85年6月1日，中国计算机学会成立合影。左起：夏培肃博士、张梓昌、范新弼博士、莫根生、张效祥。其中夏培肃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1951年回国，1960年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胡伟武博士是她的学生。张梓昌是航天电子领域专家。范新弼是中国早期电子计算机内存储器研究的首席科学家，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莫根生是哈佛硕士，1957年开始研制计算机。张效祥院士是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

1971年3月3日，酒泉基地发射实践一号卫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新装备的320（DJS-8）型晶体管计算机，参加卫星测控任务。

1974年第7期《人民画报》，1974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国产电子计算机展区。向外商出口每秒11万次的电子计算机。

1981年10月22日，上海电话局查号台，与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合作，研制的国产电子计算机查询应答系统。查号员按动字符键盘，计算机可自动搜索出数据库中的电话号码，并用数字合成的模拟人声，向用户自动报号。

1982年6月18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七七级毕业班合影。这是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后就去了美国。清华和北大，当时被社会上嘲讽为“留美预备班”。美国有100多万名科研人员是华裔，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就没再回来。他们为美国科技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要办副业赚钱。所长曾茂朝批了20万元启动资金。柳传志、张效祥、倪光南等人，在研究所的传达室里创业。最初打算倒卖彩电，被一个江西女骗子骗走了14万元。正好中科院花2000万进口了500台美国IBM计算机，分配给各家研究所。柳传志等人连忙走关系，拉到了电脑验收、培训维修业务。这一单让他们赚到了70万元。1985年他们打着中科院旗号，积极跑中央部委，从香港倒卖IBM计算机，当年赚到了300万。用这笔钱倪光南开始研制联想汉卡，开启了联想三十年传奇。联想创立的时候，台湾台积电、技嘉、华硕、微星、联发科、威盛等等企业通通还没诞生。很可惜，联想后来的路走歪了，没能起到中国电子行业龙头的作用。这不是联想的错，是国家产业政策出了问题。

1987年，深圳，已经44岁的任正非，一事无成，妻子离婚，被单位除名。他和五个朋友合伙，凑了2.1万元，在南油集团生活区的南油大厦A区16栋5楼，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最初什么生意都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偶然一次，重庆电信局职工陈康宁，找任正非从香港倒腾些程控交换机。任正非通过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牵线，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小型交换机，并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仅用两三年，赚到了几百万元原始资本。由此开始走上自主研发之路。三十年后，华为成为拥有18万名员工的通信产业巨无霸。

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陪同凳大人视察。因为凳大人高度重视，所以这一工程也被称为“凳大人工程”。他发表了《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讲话。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很少有人知道，该工程当时遭到大批科学家反对。杨振宁三次反对，他认为这个工程耗资巨大，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应该大力投资电子计算机和生物技术。而李政道13次从美国飞到中国游说，推动工程。在杨振宁等重量级人士反对下，这个工程仍然花了2.4亿元。在1980年代全国削减科研经费的情况下，被人嘲讽为：全国科研饿死，高能所吃饱。

1995年，深圳地王大厦封顶，楼高383.95米。地王大厦，正式名称为信兴广场。1993年，这块1.8万平方米的土地，被香港祈福投资有限公司以12.7亿港元买下，再花40亿元盖楼。创下当时深圳土地交易最高价格，被尊称为“地王”，因此公众称之为地王大厦。

1997年，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一个1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睡着十几位外地打工者。张新民摄影。深圳关内关外是两个世界。沙井镇本地户籍人口只有3.3万人，外来打工者有130万人。过去三十年，数以百万计的外地打工者，用他们的血汗劳动，撑起了中国经济奇迹。——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但历史书不会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