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洪湖。那里好些规矩跟别处不一样。譬如说,我们管父亲叫爷、祖父为爹;父亲的弟弟是小爷,妹妹称幺爷;大爷、二爷、三爷……,是父亲的堂兄弟,或者是他的表兄弟姐妹;而爷爷,则回归书面语言,也是祖父。在那脑子里充满十万个为什么的年纪,我把这个问题向二爹提了出来。
“爷一回是个爷,爷两回就是爷的爷,那就是爹了唦!”
“那为什么爹两回还是爹,而不是爹的爹呢?”
“这我就搞不清白了。你到隔壁问幺老妈去!”
“爷和爹当然有不同的规矩嘛。爹和爷用一样的规矩,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我们家的房子,土坯墙,茅草顶,中间做壁的杆,一半是芦苇,另一半是高粱。所以不等我过去,幺老妈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洪湖人管祖母称lama,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于是我按“爷两回为爹”的规矩,写作老妈。幺老妈是沔阳城里人,知书达礼,特别会根据谈话对象的理解能力来讲道理。她说这叫“看菜吃饭”。所以村里兄弟分家,妯娌吵架都找她当评判。她一说爹和爷不一样,我立刻就懂了。我的爷,在哈工大教物理,却在难得见面的日子里还用他的巴掌跟我的屁股研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而二爹虽然也为我请过一次家法——让我扒在长板凳上,可是他手里的条子却从未碰到过我。
幺爹是一个不安本分又运气不好的农民。曾经挑着担子带着全家走南闯北,最后落在汉口汉正街拉黄包车。到解放的时候,八个子女只剩下三人,其中我父亲是唯一的男丁。听解放军说老家马上就要土改,就把一家人带回了老家,住到了他二哥的家里。
与幺爹不同,二爹是一个老实的庄稼人。他自己的一双儿女,在戊寅己卯年间夭折于日本飞机的轰炸。未同幺爹商量,就把我的爷在家谱中记作其祧子,幺爹心里对此多有不快。这一来,我父亲就要兼祧两房。照规矩,我被过继给一个已经不在了的叔叔,成为幺房长孙。这样,我要管父亲叫“大爷”。可是幺老妈不愿意,坚持要我叫“爷”,以报复二爹的自作主张。感谢新社会,我们那个村也有了“爸爸”这个“洋”称呼,着实为我解决了大问题。
幺爹在我一岁多过世。我刚满两岁就回到老家陪伴幺老妈。她老人家便对我“看菜吃饭”。两年多后我刚开始记得事时,就跟许多汉字、诗词、戏曲、儿歌等已经是相当有交情的好朋友了。《三字经》、《百家姓》则更是我常要展示的“才艺”。很多人因此称我为“神童”,我自己也当了真,常常跑到后面河堤上看撑船,研究怎样把船撑进肚子里后当甘罗!
我家后面河里,那时每天早晚各有一班来回于新堤和峰口之间的轮船。更多的是扯帆运货的民船,走上水时岸边还有人光着脊梁拉纤。船上摇橹的嘴里还唱歌“格橹摇,三斗荞,白米饭,藕湯淘,……”用竹篙撑的小船通常出现在傍晚,船上往往有些白色或灰色的鸟,叫鹭鸶,会为主人抓鱼。我问幺老妈,那些鹭鸶抓了鱼为什么自己不吃而是吐给主人?幺老妈说那些鹭鸶的脖子上都带了一个环儿,它们咽不下去。于是,我仔细地观察,再仔细地观察,始终没有看到过环儿。因此我一直坚信这鹭鸶为主人抓鱼是自愿的。长大后有人给我讲欧阳修的大作,说那鹭鸶是如何如何的清高,我就怼人一句“还不是想给主人抓鱼!”
终于没有学会在肚子里撑船。但是在河边唱歌,的确让人快活。“倒唱歌,顺唱歌,水里的石头滾上坡。先养我,后养我的哥,养我的哥,我蹬摇窝。爹娶妈,我打锣,我从家家的门口过,家家还在坐摇窝,手里拿着一个荞麦粑,屁股上糊的是黄拉拉!”
洪湖是我的“百草园”,“三味书屋”在别处。
谢谢指正,是我搞错了洪湖二中1956-70这段历史。
预备盗用高尔基先生的三本书《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写一写自己的历史。写历史,容易搞穿越;写自己,容易自我吹嘘。我将尽量注意,把史实、传说和个人评论分开。请大家监督批评。原准备注册一个“高尔础”的网名,想想可以,实施不敢。就改用了十多年前写乒乓球历史用的网名,无奈已被人用过了,于是加了乒乓二字。
虽然跟您在峰口的时空没有交集,但是,亲不亲,故乡人。您是这里的大佬,大作我会慢慢拜读。
我们那个时候,峰口只有个小学。初中要到新堤,或是江陵,高中要到荆州。1969~70年,把小学老师分散,扩充了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民办教师”队伍,全湖北省实现了每一个大队有一所五年制的小学。1971~72年,又扩充到每个公社有初中,区办高中。1975年拆区并社,又做了些调整。这时,“妖风四起”, “教育质量下降”, “中学生不如文革前的小学生”。1976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地方上就是批判这些言论。其实两边各执一词,却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推广,一定导致平均值下降,但是全社会毕竟进步了。如果从不同时代各选5名代表比试,结果就难说了。
十年九不收
若有一年收
狗子不吃糯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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