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面回答您的问题：《将军，不能这样做》到底写的谁。

　　首先，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您，我谁也没写。

　　是的，我是谁也没写，我写的是中国，我写的是中国给我的现实。

　　我是个文学家，是个诗人。文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也告诉您，我不可能去写某个人，某个事。当我把整个创作过程如实告诉您，您肯定会相信，我完成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诚实，也完成了一位诗人该写的作品。

　　我所在的原军委工程兵机关大院在北京西郊玉泉路附近的太平路14号，与当时的铁道兵机关大院之间只隔着一所小学和一所十一学校，很近，我和铁道兵机关不少诗人关系都很好，其中有一个叫李武兵，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1968年入伍。因为是同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爱人沈玉仙是北京人，于是他们在机关有一套一居室，虽然不大，但在那年头，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我是单身干部，有时在李武兵家，碰到饭就吃饭。

　　有一次，大约是1979年的春天，我到李武兵家去，进门就看见他们3岁的女儿燕儿。我知道燕儿进了铁道兵机关幼儿园，而铁道兵机关幼儿园在西四一个全军都有幼儿园的特大院子里，离铁道兵机关很远，只有星期六下午才由机关的车接回来，在家过一天，星期天下午再由车送回去。那天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天，燕儿怎么在家里呢？我并没有想许多，随手抱起燕儿，说：“燕儿，怎么今天回家来了？想家了？”就是这么随口一问，惹出了天大是非。

　　坐下之后，李武兵叹了口气，说起燕儿为什么没上幼儿园的原因。

　　西四有一片罕见的特大院落，出门是闹市，进门是全军高级干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不需要出院门的学校。其中，铁道兵的幼儿园也在里面。李武兵说的这个院子“文革”时我进去过一回，那时是满园皆狼藉，奇花异草、钢琴、教室等到处砸得一塌糊涂。据说这个院子的规模是五十年代就有了的，现在这一代中央级领导人中，不少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我们工程兵为什么在里面没有一分地皮呢，因为工程兵是六十年代才筹建的。

　　“文革”后，许多“文革”中被打倒了的高级将领再也不愿住在本军兵、种的机关大院里的将军楼里了，便在这个隐秘的大院子里自己军、兵种有幼儿园的地皮上。拆掉幼儿园，盖上了自己的将军楼。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干的，反正这个举动一传十十传百，几乎所有的将军都这么干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惹起将军们众怒的根本原因。

　　有不少人一直以为我写的是陈再道。事实是，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与陈再道有不少联系，就连陈再道本人也以为我是在写他而吓得非同小可，但我确实不是在写他。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是在我眼里，一个将军并不算什么大角色，还够不上我的作品里的主角的资格。这不是我有什么骄傲，而是作为一位文学家应有的大视野。

　　我关心的是：我的民族道路的走向。

　　陈再道不是京官，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武汉当武汉军区司令。待到他到铁道兵当司令，一开始还真的没有地方安家。

　　铁道兵在五棵松有一块地皮，铁道兵招待所就盖在这块地皮上。陈再道一家一时没有住处，怎么办呢？铁道兵赶紧在自己的地皮上给他盖了一所将军楼。那时，别墅这个词早就被轰轰烈烈的革命掩埋了多年，所谓将军楼就是别墅，别墅就是将军楼。

　　在这座将军楼施工期间，陈再道一家被安排在铁道兵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一共有五层，第五层都给了他一家。

　　给陈再道的将军楼很快就盖好了。据说是花了36万多。

　　有人说，36万多算什么？不如现在贪官的一个小指头。

　　不对。

　　我给您算一笔账：1953年—1957年我上小学时，汀泗桥街上的米糕是一分钱一个。现在，街上同样的米糕，是3块钱一个；

　　1958年，我上咸宁初中时，每月的伙食费是统一七块五。现在的学生，一天的伙食费50块钱不够。

　　按照这个比例，就是说，从5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货币贬值了300倍。

　　用这个方法去计算，说陈再道的将军楼当时花了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该不为过吧。而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个亿呢？

　　如果当时陈再道接受了这座将军楼，天下也就没这些是非了。偏偏他查看之后，一句话不说就袖手而去。所有的设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为什么他看不中呢？中国人主子会当主子，奴才会当奴才。铁道兵的奴才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个中奥妙。

　　五棵松位于军事博物馆之西，公主坟之西，1979年的五棵松，在北京虽说不上偏僻，但绝不是繁华地带。这么好的设备而不要，这就不是别墅本身的问题，而是所在地段不好。

　　哪儿好？西四好。

　　铁道兵在西四那个特大院子里有幼儿园，于是拆掉那个幼儿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攀比。

　　住进西四那个院子里的将军们，有不少是中将、少将，他们比陈再道不仅级别低多了，功劳，名气，都无法与他比。他们能住进去，陈再道竟进不去，而住在五棵松这个偏僻地带，公理何在？

　　以上就是李武兵告诉我的基本情况。

　　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前头有个小序，简述了这之间的大概情况。因为是诗之序，不宜过长，所以读者也就无法知道拆幼儿园背后有如此深刻的背景。1979年在沈阳写的《到底写的谁》的文章，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也就没有具体说。今天算是交代清楚了。

这就是惹怒了众将军的要害，但不是我的诗的要害。

　　这是1979年春天的事，当时义愤填膺，但过去就过去了，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也根本没有创作的冲动，甚至把这事给忘了。素材的积累，好像有一点像女人怀孕，一开始有所得，但并不知道，等到几个月之后，叫做出怀了，就是肚子凸出来了，才知道怀孕了。

我是哪一天“出怀”的呢？

　　我还在51师宣传队当班长的时候，班里有个战士，叫韩立民，北京人，入伍前在门头沟当煤矿工人，嗓子好，人很老实。因为岁数比较大，在入党、提干等问题上，我就处处给予能做得到的帮助，他一直很感激我。

　　从李武兵家出来之后的大约20天，韩立民忽然邀我到他家去喝酒。因为是老战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

　　去他家那天，还没到他家，我就惊魂失魄。

　　他家在哪里呢？就在新华门旁边，府右街右边。我在《到底写的谁》一文中，写的是“北海旁边那条街”。在当时那个政治背景下，我已经尽力指出了大致方位，这么大一个国家，几亿人，我期望读懂的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香港的《争鸣》杂志读懂了，著文《反对迫害》说叶文福的文章中指的就是府右街。大概本是想声援我一把，没想到“叶文福问题办公室”就凭这篇文章，将批判加了一个等级，说我竟敢暗指中南海。

　　那天上午11点多钟，我如约到了府右街口，韩立民接我。那时候新华门右边的府右街，往西，往北，全是一拉溜儿的灰色围墙，往西一直到西单，就是以后的西单墙。好像现在是农业部所在地，很气派。但那时不是这样，那时，进府右街口没几步，就有一个小门，很窄，很低，韩立民带我一进那个小门，我立即傻了。

　　原来灰墙后面，乱七八糟一大片，西边一直到西单，北边不知道到哪儿，黑压压一片，全是北京话说的破烂市，相当于难民营。那种破，不只是一个破字了得，是一片狼藉，是破得令人心酸，心碎。韩立民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1949年之前从各地逃荒到北京的难民。

　　我们一进小门就走不动了。一家挨着一家，正是快吃饭的时候，家家都在过道上烧蜂窝煤的小炉子上做饭。根本挪不开腿，迈不开步。人家大概已经司空见惯，还照样在忙着做饭炒菜，叫我们从他们背上跨过去。做饭的人，炒菜的人，各自忙自己的，火烧着，菜炒着，十分危险，我们俩就只得小心翼翼地，一个挨一个地从做饭的人背上跨过去，没有人惊呼，没有人大惊小怪。

　　大约这样走了十来米，进了韩立民的家。

　　韩立民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几乎失明的弟弟立仲，那时大约有十四、五岁。

　　韩立民家一间房，好像就是贴着外面灰围墙盖的，大约有2米来高，面积有多少我没本事计算，反正一个炕就占了一大半。

　　小饭桌是摆在炕上的，韩立民的父母热情地招待了我。我不知道吃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回忆以往的苦难日子，痛哭失声，我也是一起流泪。

　　吃完饭我就要走了。韩立民送我，出了那个小门，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来时没有注意，这条平常干净得舌头都可以舔的府右街，这时候却足足有寸许厚的灰土，街上大型载重卡车一辆接一辆，都是满载土石方。我正要发问，韩立民拽了一下我的袖子，低声说：“快走，哨兵来了——这里不许停留。”

　　这个小门离中南海的西门斜着——小门靠南——大约也就50米，我们还没站稳，流动卫兵就远远地过来了。为了不惹麻烦，我们赶紧走了。

　　到了街口，韩立民用嘴向中南海方向努了努，轻声说：“华国锋动用了两个亿，把中南海的古建筑都拆了，正在盖新楼。”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望中南海——

　　这时才发现，中南海许多高大的起重机和吊塔正在紧张地施工。

　　我潸然泪下。

　　我问韩立民：“两个亿，两个亿是多少？”我穷惯了，根本不知道两个亿是何概念。

　　韩立民笑了笑，想了想说：“这么跟您说吧，全国大大小小所有干部，每个人加一级工资。”

　　那一刻我崩溃了。

　　我的眼睛几乎是同时看见了中国最穷的地方和最富的地方——而它们只隔一条小街。

　　一街之隔，穷富如此悬殊，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对比竟然已经对视了30年，对峙了30年。

　　一街之隔，一边是无尽的奢华，一边是目不忍睹的穷困，相互对峙30年！这就是毛泽东想制造的一分为二，亲手制造的一分为二。

　　何况，那个破烂市似的大杂院还不一定是中国最穷的地方。

　　我心如刀割。

　　我们俩在等公共汽车的站牌旁边默默地站了20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韩立民老实，看我直流泪，也不作声。

　　我上了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上人挤人，挤得根本无法动弹。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日子了，大约是快到五一节了，天气已经比较热了。我站在车门旁边，车还没开动，我还看得见中南海高大忙碌的吊车和吊塔。

　　那一刹那，我出怀了！

　　几句诗突然闯进脑海！

　　我急急忙忙艰难地把手挪到裤兜里。我年轻时候是很用心的，我知道灵感的重要，兜里随时都准备着纸笔。但是我一激动，动作太大，把前后左右几个人都弄得不舒服。

　　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和我几乎是脸对脸，毫不客气地说：“瞎动什么呀？”

　　这时我已经把笔和小本子掏出来了。我把小本子高举在所有人的头上。也毫不客气地说：“写诗！”

　　我真要感谢这个小伙子！一听说我要写诗，立即艰难地转过身来，说：“来，在我背上写。”

　　那一刻我因为灵感已动，思潮澎湃，根本顾不得回答他，就在他背上歪歪扭扭但准确无误地写下了这首诗中最核心的几句诗：

　　“你有什么权利

      　　把先烈的热血，

        　　把人民对党的信赖，

          　　把劳动者辛勤的汗水，

            　　肆无忌惮地挥霍？！

　　难道周总理

   　　 庄严宣告的四个现代化，

       　　难道党和人民

          　　忍住十年伤痛

            　　在炉前

              　　在田野

                　　为之挥汗流血的四个现代化，

　　竟是你

    　　打着饱嗝

      　　 信手弹给我们的

        　　  油星

           　　 和

            　　 唾沫？”

　　写到这里，我不能自己。我一面放肆地哭着，哽咽着，一面大声地朗诵。

　　想不到的是，全车的挤得密密匝匝的人们，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雷鸣般的叫好声。大家拼命地叫好，拼命地鼓掌，以至于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故，还没到军博站，就把车停在路边。

　　这时好多乘客从后门跳下车，跑到前门来，紧紧地抱着我，泣不成声。

　　他们胡乱把我拖下车，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尽情地欢呼着，把我一次一次地抛向空中，连开车的司机也一面鼓掌，一面笑着叫唤：“上车哟！上车哟！误点啦！”

　　我面前的小伙子也十分兴奋地大叫：“在我背上写的！是在我背上写的！”

　　公共汽车足足停了10分钟才开动。

　　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这是这个民族给我的最崇高的荣誉！

　　作为诗人，我觉得一生拥有了这样的时刻，我就拥有了世界上任何一位诗人也无法拥有的崇高荣誉。我的民族从心底里如此热爱我，使我知道了他们不得不用假话敷衍严峻的现实的后面的真实。这对于我足够了，这就是我几十年来为着民族要求我做到的真实而奋不顾身地前进的伟大动力。

　　从那一刻起，我的灵魂得到一种我说不明白的宗教的洗礼，在后来的反思中，我把它定义为诗教——因为我认为：诗是一门宗教。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实地感受到，我有了责任感，我觉得：活着的我不是我，而是我的民族的真实。



　　回到工程兵住处，已经是快吃晚饭的时候了。我是单身干部，在食堂吃饭。可是由于兴奋过度，我回家之后，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了。

　　这一觉一直睡到晚上8点钟。醒来之后，精神饱满，意气昂扬，个人的成败得失，私情私事，全无了踪影，只觉得自己浑身都是诗，浑身都是诗在涌动。

　　可是待得真的下笔写诗，第一个难题就把我难住了：起不好题目。

　　第二个难题也把我难住了：开不好头。

　　我不知道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才对得住公共汽车上一车人对我异乎寻常的褒奖和信任。

　　我的思绪飞扬，在我有限的一生中，在我有限的一生的各种细节中寻找我的属于我的民族的这首诗的生命的母亲之门。

　　突然，我想起1950年十月一日，我六岁时，在汀泗桥庆祝解放一周年的演讲比赛大会上的讲演。当老师把我抱上土台子，望着强烈的阳光下一万多人闪亮的头，把老师教我背熟了的讲稿忘了个精光，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家长、老师在台下着急，那么多群众在善意地欢呼，我一急，叉开腿，由于还穿着开裆裤，把家伙也亮出来了。群众拼命地欢呼，我更是在台上孤立无援，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狠狠一挥手，群众立即安静下来了。我忘情地大叫一声：

　　“乡亲们，我们——解——放——了！”

　　然后哗啦啦一顿，不知讲了些什么，反正没有讲稿上一个字。我胜出了咸宁的一个六年级学生，夺得了讲演第一名。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奔腾起来，既不想题目，也不想是第几句，径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诗中“我——们——解——放——了——”一句，就是用的我自己六岁时在台上扯起嗓子喊的那一句。一口气写完，最后一个感叹号，我手杵着钢笔，狠狠地插进稿纸里——满脸泪水横流，我懒得擦，任其澎湃。没有激动，我端坐着，简直觉得自己羽化成仙了。

　　但是我还是激动得无法抑制。静坐了一刻，我抓起稿子就往外跑。这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了，我的单身宿舍隔壁是文工团舞台工作队的工作室，我见有灯亮着，就冲进去，是舞台工作队的副教导员沈亚军在开夜班画布景。沈亚军是个文学爱好者，平常关系就很好。我把稿子一页一页地给他念。他听完后，紧紧地抱着我，半天不动。放开我之后，紧抓着我的双肩，一字一字地说：“叶文福，你听好了：这首诗你不能再念给第二个人听了。否则，你要坐牢的。你记住，你坐牢，我给你送饭。”

　　我们俩抱头痛哭。

　　诗，就这样写好了，但当然还是个草稿，还有不少地方不满意。其中，题目一直为难着我。

　　倘若诗是人，题目就是头。题目起不好，几乎可以残酷地说，诗就白写了。诗的题目决定诗的思想成色，比重。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鲁迅的“救救孩子”，但刚写出来就自己否定了。人家嚼过的馍不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毫无生气，书卷气太重，没有力度，仿佛是一个文人，一个文人个人在那里乞求。

　　我想写《党啊，不能这样做》。但毫不客气地说，作为诗的语言元素，“党”字是最败口味的。这里不涉及政治问题，“党”字确实不入诗，不能入诗。主要原因，外在的是字形不好，内在的是含义不好，只得作罢。

还想了几个，都不满意。

　　我在当时的军委领导里寻找思路，忽然发现领导里有个陈锡联，我眼前一亮。陈锡联是上将，又曾主持军委工作，如果在他身上找到与我的诗的主题所需要的共同点，能找到一个既具有诗的语言元素的条件，又有诗的主题具有的思想元素的词汇，就是最好的结果。

　　上将——有一点意思，但内涵不深，敷面不广，不行。

　　将军——好！字形好，涵量大，禁得起思量，行！

　　我要申明的是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将军泛滥。那个时代还真的不通用将军这个词，我应该是首用。

　　后来，记得有的傻子胡说，说叶文福反腐也只敢反将军云云，对于这类无知的傻大胆假大胆，我也就懒得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