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舞台，银幕和文学作品里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

好人永远是顶天立地的，一身正气的，目光如炬的。他们双拳永远是紧握的，说话永远是正确的，觉悟永远是高的，干活永远是勤劳的。他们不是在忙着领导什么，就是在忙着辩论什么，要不就是在忙着证明什么。他们就是犯了错误也是一定能改正的，他们就是负了伤，面对死亡，脸上也是永远带着笑，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迟迟不倒，倒了不死，死了永生地一身正气。

他们在故事的结尾忽然就像焰火，放射出让世界变得五彩缤纷的灿烂，于是观众和读者的心里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启发与鼓舞；于是他们的灵魂就像充足了气的气球，乎乎悠悠地就飘了起来；他们的思想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的热血就在身体里沸腾，他们就要学了那光辉的榜样去奋斗…

那个时代需要的是能打打杀杀的，推着车死在路上的，在油灯前熬瞎眼的，有病不治的，开山不止的，挖河不停的，能领导群众的，能捍卫什么的，能教育落后的，激励上进的，高瞻远瞩的，一本正经的，道貌岸然的…

总而言之，整个文学，文艺领域在不停地制造，塑造，编造，捏造出的都是些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们虽食人间烟火，但行神仙之道，他们不但是道也是德，也是楷模，也是理想…他们没有儿女温情，更没有性欲。他们只对理想与信仰谈情说爱，他们从没有生活中的琐碎与烦恼，因此他们从不犯常人的错误。他们让一个普通人自卑，自惭，蔑视自我；他们把一个人的私念和隐藏私欲的灵魂揉搓得流血不止，让一个这样的人无法面对自己，无法在生活中找到藏身之处；让一个这样的人永远生活在自责与自我唾弃的思想斗争里，变得灰溜溜地藏在人民群众之中…

因为这样的作品首先面向的是广大的工农兵，他们既没有什么文化，受的教育也有限；他们的全部都植根于历史与过去，让他们彻底与过去告别，坚决地跟着一个新的目标走，是某种政治的需要。

为工农兵创作，就必须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挖掘素材。于是善良就被夸张地放大了，在放大的基础上一个平凡的人和事就变成了活灵活现的社会典型。为工农兵创作当然要用工农兵的语言，工农兵的思维，工农兵能接受的表达方式，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形式，工农兵熟悉的环境，思维与动作…

当一个号称六千年或四千年的文明古国把它的文学用来为工农兵服务，文化就取代了文明，使文明变成了文化的附庸。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市井小民文化…这样的文化既无力推动文明的建设，也无法提高公众的素质；因为市民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粗俗与野蛮的混合。

那个时代似乎结束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成长，受那个时代影响的文学艺术及那些家们并没有完全走出那已经僵化了的思维创作模式和表达习惯。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今天文学艺术的对象依然是服务于世俗，使创作本身要靠媚俗生存，把方向从歌颂世俗转向取悦于世俗的描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

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的所谓富人和所谓的中产阶级除了有些钱，浑身仍然透着一种恶俗与粗野的原因。他们继承了一种宣扬世俗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与文明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只是从贫穷朝落后迈了一步，并没有迈向真正的文明。

这种把文化误以为是文明的错觉，只能产生出自大的膨胀。它无法培养出具有品味的，热爱知识的，高尚的知识阶级或贵族。有的只能是纵欲在别人的床上，醉酒在大吃大喝的桌上，睁开眼先站到街上吸烟，身穿西装足蹬拖鞋，坐在路边挖鼻孔抠脚丫子，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上车下车不排队，不知道尊重女人，不会说谢谢和对不起，随地吐痰，开着新车招摇过市，耀武扬威，目中无人，偷奸耍滑，不讲信义，擅长欺骗，把民族主义狂热错当爱国热情…那种振振有词，厉害了我的国式的张狂皆与文明粘不上边。

难怪巴尔扎克当年蔑视地说：我要驾着马车溅他们一身泥。他们，按巴尔扎克的说法，又叫社会零。

后记：写于2007年8月12日，重贴于此。十一年里亲历太多千变万化，然而文化与文明依然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

2018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