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开会，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父母忙着开会中长起来的。后来，从上小学开始，隔三差五地没事总是在开会，不是批斗会，就是表忠心会和各种毫无意义的狗屁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开会要么使你有机会突然红得发紫，要么让你当场被打翻在地，然后被众人纷纷踏上穿着各种鞋子，甚至赤裸着的脚。古时候的中国人说“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到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人人得在众目睽睽的大会，小会上当众“狠批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直到今天，每当我走在大街上，看见街道两旁家家晾晒在衣架上的内衣内裤，就不由地想起当年的那些乌七八糟的，让人无处藏身，心灵被剥得精光，无处躲藏的会。

如果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那个时候的群众集会和各种大小效忠，批判及形形色色的会，就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喜欢“东西”这个词。因为它最一语中的，意在不言中。会简直就不是东西！

来美国后，让我最感到舒心的，就是没了这种损耗时间和生命的狗屁会。记得在我读研究生院时，一天在校园里遇见个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正夹着一箱方便面朝实验室走去。我好奇地问他，怎么把吃的东西往实验室搬？他说他有个很复杂的实验，可能需要两三天时间不能离开人，带着方便面就可以一直守在设备前，不必再回家费时做饭之类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想到的并不是他如何敬业，舍生忘死。我首先想到的是，只有在美国才可能让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用放下手里的实验，去开浪费时间和生命的狗屁会。

在美国大学高中执教近三十年中，我出席过很多会。业务进修会，课题研讨会，都是我比较喜欢参加的。这样的会让我不但能借机去别的城市旅游，而且能遇见不常见面的朋友。有两三次去参加国际会议，入住酒店后，去会议签到处报到后，领了免费发放的礼品，文件之类的东西后，我就开始四处观光闲逛。然后从两三天的会议日程安排表里挑一两场短的去象征性地坐坐，回去交差了事。我痛恨开会。我讨厌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徒。

如今单位自从换了领导，开会一点点地变成了企业文化。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有事无事要开会，大事小事要开会，能一个电话解决的问题需要开会，能一个邮件解决的问题需要开会，开学前需要开会，学年结束需要开会，以前一个月开一次会，大家都怨声载道；现在一个星期开一次会，甚至一个星期开几次会，大家反而习以为常，默不作声了。当荒唐在沉默中被接受，它就变成了一种名正言顺，它就变成了你的生活中的寄生物，它通过耗损你的时间来耗损你的精力，它迫使你在失去了本属于你的时间以后，通过额外的牺牲来做某种补偿。这好比是一个贼偷走了你的财产，你不仅没有报警或者出击，而且追上那个逃离的贼，把自己口袋里的余钱交给贼，让他能召辆出租车顺利逃离现场。

在任何一个地方或单位，行政管理者需要不断召集会议告诉你几个问题：

他们无法完全掌控局面，需要不断在被领导者面前现身，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谁是治人者，谁是治于人者。

他们沟通技巧低劣甚至无效，因此需要不断重复发布指令，连哄带吓唬地压服不同意见，以期达到意见统一的目的。

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尊重任何人，因此他们需要利用开会的形式，迫使被领导者接受统一好口径后的决议性指令。

他们不自信，心虚，明明危机四伏，却要装作镇定自若，强颜欢笑地站在大家面前维持面子不倒。

他们做了坏事以后，自己心虚。需要通过开会的形式解读大家的反应，看看究竟有多少人面带愤懑或者无动于衷，以此作出相应的调整。

他们当然也通过开会的形式笼络人心，改善自己的形象。但他们的假笑，假幽默往往使自己更尴尬，更不得人心。

开会是最无能，最低能，最无效，最下作的管理手段。如果领导者试图用开会的办法控制舆论或人心，他们将彻底失败。

我成长在毛泽东时代，被洗了近三十年的脑。可他们根本无法让我接受任何试图灌输给我的东西。它不但使我保持了独立的思维和判断，它使我变成了一个永远不会轻易相信似是而非的独立的人。

随你开什么会，我是不会被糊弄的。

2018-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