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在美国游历考察近一年之后，托克维尔回到法国。三年后，长篇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出版，成为之后研究民主制度的“圣经”。当时，托克维尔刚满30岁。

 

十几年后，已经退出政坛的托克维尔再次提笔，准备完成他酝酿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于1856年发表了第一卷。然而第二卷还没有完成，作者就于1859年因肺结核去世。

 

托克维尔这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凝聚了作者对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毕生探索——《论美国的民主》是对新世界民主制度方方面面的洞见与剖析，《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对祖国坎坷命运的哀叹与反思。

 

十九世纪的法国，有人颂赞上世纪革命的浪漫与激情，也有人还在缅怀独裁者的“丰功伟绩”与他的悲剧终结；作者则审慎的考察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试图总结革命的根源、过程与结果。“旧制度”为什么被人憎恶？促使人们发起革命的动机是什么？革命之中群众与领袖被怎样的信念与热情支配？旧社会的哪些被革命摧毁，而哪些又被不经意的继承？革命伊始人们怀有怎样的希冀，却又如何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以往的历史无法抹去，法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十五世纪，查理七世依靠强大的常备军结束了百年战争，于是手握大权的国王不再召开三级议会；二百年后，“太阳王”路易十四凭借优越的军事力量让整个欧洲在其脚下颤抖，身居凡尔赛宫的法国贵族成了围绕在国王身边的奴仆。很难说集权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但是到了大革命前夕，政府已经控制了一切：

 

“1789 年以前，法兰西呈现的便是这样一幅图画。王权已直接或间接地夺得一切事务的领导权，真正可以为所欲为了。在大多数城市和省份，王权已干净利落地取消了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王权也未留下更多东西。法国人则形成了欧洲民族中最统一的民族，行政程序也最为完善，后来称为中央集权的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

 

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因为其统一、高效，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推崇：

 

“在欧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个同样组织良好、同样强大有力的政府机器；在法国遇到这样的政府对他们简直是天赐良机：倘若那时像今天一样，时兴让上帝随时出来干预，他们定会称之为天意。勒特罗纳说道：‘法国的形势比英国好得多；因为在法国，人们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而在英国，这样的改革总得受党派的阻碍。’因此，问题不在于摧毁这个专制政权，而在于使它转变。梅西埃·德·拉·里维埃说道：‘国家必须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而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必须有无限权力。’” 

 

可是问题是，一旦手握一切权力的政府开始“高效”的作恶，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限制它呢？

 

“没有哪一家，包税员没有来搜查过；没有任何东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注册税繁重，军役税收税员是个暴君，他贪婪，欺压穷人，无所不用其极。执达员也不比他强；没有一个老实的庄稼人能躲过他们的暴行。征税员为使自己免遭这些恶霸的吞噬，不得不伤害其邻人。”

 

“（征粮的骑警队）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彼指定的农民。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被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却命令所有被告须在24小时内受审。和我们今天一样，这项规定既不正规，也不被遵循。”

 

集权制度扼杀了地方自治，同时又令贵族匍匐在地。终于民众对于这个政府的暴行忍无可忍而将其推翻，然而摧毁了一切之后却又不知道如何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专制造就了一盘散沙般的社会，地方没有自治组织，平民也不懂得如何参与政治；最终厌倦了血腥、动荡的民众乐意看到旧制度回归，只要它能带来秩序：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一个中国人读到这段历史时很难不百感交集——作者所控诉的集权专制体制是那样的熟悉，同样的体制在这片土地上已存在了上千年；过去的那个世纪在自己的国家发生了影响每个家庭、触及灵魂的革命，然而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旧制度却死灰复燃而且陷入意识形态的深渊；无数死难者的鲜血究竟换来了什么，未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