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写史，但更多的是探求诸多历史、经济及文化因素造就的某个时刻和大背景下人物的命运。      

      以下为摘抄笔记

一、关于万历皇帝：做皇帝一点都不开心。另一个意义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

纵有宫女成群，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无令人企慕的奇遇。

万历皇帝早早看透了文官集团对其的控制，虽早年励精图治，无奈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随性消极怠工，以与贵妃嬉戏、宦官游戏为生。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希望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奋斗之中。万历皇帝求雨时的状态还是中规中矩。

二、首辅申时行是个老油条。用打太极的方式在文官集团和皇帝中寻求平衡，下场也不圆满。

总而言之，他所作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比如人事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字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明义作为依据。

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种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皇帝亲自主持各种礼仪，表明他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道德所节制。

申时行还是有抱负的，如下文字：“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蕴藉不立崖异”，意为胸中有积蓄，但不近悬崖，不树异帜。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可以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大学士申时行理解其中奥秘，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不过是空中楼阁。

申时行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当时全国文官约两万人，其中京官占十分之一。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

多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个人的意志。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做救命的符箓。

三、清官海瑞：尊重法律，就应该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措施，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代替了法律。

海瑞离职后很失望，但没有绝望。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虽然闲居在贫瘠的乡村，屋子里挂着的立轴上，却仍然是“忠孝”二字。

安居乐道是君子的特征。

四、名将戚继光：在现实所允许境况下几乎做到了极致，又并不撼动文官集团的基础框架。但晚节不保。

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明兵相去无几。

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

晚期时，戚继光在边关驻守时的措施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故结局凄惨。

五、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探求独立的哲学思考，但现实中寄人篱下。晚年削发为僧，但未求到正果，狱中自刎身亡。

“如火入聚，得清凉门。”此理想境界何人可以达到？

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就如同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同理。

结尾语：当一个人口众多得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又不固定的原则限制，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而从皇帝到首辅大臣，名将及雅士，不过是此历史大背景下匆匆过场的走卒而已。车轮滚滚向前，西方铁骑的硝烟，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