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包括新浪、凤凰和360doc等网上多处转载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的“三年饥饿岁月回忆”，其第一篇是讲农村在大跃进时期办食堂的事。不错大跃进时期发生了不少荒唐事，比如说全民炼钢铁，亩产万斤，农村办公共食堂等等。 但李锦的“吃食堂”有些特别，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李锦的特别之处。

 一开始李锦就写到“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给人一种是在农村的印象。 可是吃食堂的第一天是在开旅馆的人家吃的，他在文中多次提到粮本和油本，农村里有粮本油本倒是一件新鲜事。接着李锦还提到“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也就是说李锦一家与街上的多户人家已经不是农村人口早就转为城镇居民吃商品粮了。李锦后来于1968年下放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家不是农村人口而是城镇居民。 城镇人办食堂还吃饭不要钱，这是头一回听说，我们就来看看这食堂是如何办的。 大跃进时期农村办食堂，食堂是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办的。农村里粮食蔬菜甚至鸡蛋及肉类都是自产的，也就是说不需要花钱去买，那时候农村一般都是烧柴，在农村这也不需要买。所以在农村办食堂只要有粮食，其它都好办，并不需要太多的开销。在城镇办食堂就不一样了，李锦所在的小镇可以说水不需花钱，其它就几乎样样都需要花钱去买，李锦在文中就说“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 。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什么样的大队，它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显然不是农村的大队！ 那这食堂是不是城镇里的什么单位比如说什么机关、厂矿和学校之类办的呢？ 李锦没有这么交代，但告诉我们办食堂把农民也拉进来了，“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 如果是城镇单位办的食堂，就不会把农民拉进来，更不会去农民家里收粮，所以食堂不可能是城镇单位办的。 最后这个食堂会不会是镇上居民合作办的，每月由居民自己出钱来支付食堂的开销呢？ 按李锦描绘出来的吃法，一个月的伙食费在2～3个星期内就会吃完，居民们肯定是不会答应这么办的，所以这个食堂不可能是由居民合作办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兴桥公社兴桥大队”不是传统的农村大队，它既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蔬菜，同时也不是城镇的单位，它办食堂的经费从哪里来呢？ 此时是1959年，这个小镇上不可能有什么财主了。 这么多人来吃饭，还不要钱，一般人家能撑三天就了不起了，绝对不可能把食堂办了几个月，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食堂是虚构的，根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李锦在文中还写道“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可是李锦是否忘了国家当时为什么给城镇居民发粮本了？ 发粮本的目的不就是迫使居民计划吃粮吗？ 粮店只让你买当月的粮食，最多能在月底让你买下个月的粮。 所以李锦家的粮本被食堂拿去最多能够支走下个月的粮，绝对不会造成李锦家几个月没粮。 更何况这个食堂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另外在文中李锦还透露其父是个干部，“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其家庭条件应该比一般人要好些。所以李锦文中的许多事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琢磨，这里就不一一评论了。

一个人需要诚实，不要瞎编一些没有的事情，这是一般做人的准则。 李锦这篇文章是在2010年左右写的，此时他已经从事新闻工作38年了。 38年了，还不知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吗？ 自己的回忆都是如此瞎编，以前就不知道编造出多少新闻报道了。 本人以前不知道有李锦这么个人，也没看过他写的东西，但从他这篇文章来看以前编造的东西一定不少。 大跃进时期是发生了不少荒唐的事，50年以后再来瞎编是不是同样荒唐呢？

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那几年根本不可能发生过大规模饿死人事件，杨继绳等人把饿死人数夸大了至少一万倍以上！ 杨继绳那本臭名昭著的《墓碑》实际上就是个谎言的大集合。 杨继绳和李锦都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但是一个是谎言的传声筒，一个乱编自己的经历。 不禁要大声问一下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记者？ 他们还剩有多少可信度？ 他们写的东西还有多少是可以看的？！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难道还不能发人深省吗？！

作者：李锦，新华社高级记者、山东分社前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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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在我的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我出身在江苏省射阳县兴桥镇，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饿，拾麦子、挖野菜，吃榆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从事新闻工作38年，大半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自己亦怀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写出。这样的事情已经过去快50年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件事了。我当了大半辈子新闻记者，报纸上登的总是按上头需要或允许您写的。

现在适逢自己出版散文集《盐阜家谱》，得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了却一段文债。藉以奠祭在那场大灾荒中死亡的家乡亲人，怀念带领我们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母亲。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人最难忘的是受苦受难和大起大落的日子。在我生活中，对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两段历史，一段是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一段是1980年的农村包产到户。

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是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的。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诗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这样的句子，不讲究什么文辞，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添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这些经历，写在2000年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一书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总是酸酸的，感念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弟妹四个竟都活下来，没有母亲的坚强庇护，不可能有后来的我们。

现在兴桥的老人都还在，见到他们常说起当年那饥饿的岁月。老人作古的越来越多，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走在兴桥街上，路过那一扇扇门，想起当年走出一个个饥饿的人，记得还有小时候一起吃食堂、挑过野菜的小伙伴们，心里很难平静下来。

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天黑黑的，我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 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饥肚辘辘了，走不动了，揉一把麦粒在口中嚼着，然后到河边咕嘟咕嘟喝几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一个人摸着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的。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间一闪一闪的，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我被吓得头发竖起来，黑天旷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没听人听见。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领着我回来。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母亲瘫坐在门坎上，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家泉水一样流下来，母亲含着泪把拾的麦子摊在地上，等天亮再晒。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当然，中国的画家也没有见人画过那场面。

这些场面，只有我家的邻居们还都记得，后来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偶而闲谈起来，诚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许多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晕 倒 在 野 地 里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是我在一本书开头写的第一句话。这是我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得出来的亲身体会，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原始的认识。

一个人对饥饿的态度与理解，关乎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甚至整个的人生哲学。在70年代末，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报道包产到户；后来又不同意把产权改革搞到土地上去，这种态度和宣传报道立场，来自人生体验。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 ”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在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太阳在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后来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作者简介

李锦，男，1952年7月出生，江苏省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山东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就读于中央党校与中国新闻学院。

成就

从1978年来，从事农村调查30年，被誉为“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来自基层的调查曾得到36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或赞扬。邓小平对其有“你有发言权”的评价。依靠自己发现和推出的“万元户现象”、“九间棚精神”、“双星道路”、“兴福现象”、“大明资本经营理论”、与西藏“甲曰经验”等，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理论上涉足经济、科社、党建与民俗等领域，曾获得1998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新闻作品获得国家、新华社100多个奖项。

著作

出版的著作有《大转折的瞬间》、《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与《盐阜家谱》等1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