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从礼、义出发，说颛臾不可伐，又说“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听起来有理有据，足以服人，实乃自说自话——用自己的理论，推自己想要的结果。只需说，修文德以来之，但不一定来，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吾从谈起。那颛臾不修文德吗？既是“社稷之臣”，文德不会差到哪去，不但无人来之安之，季氏反要灭他。这本身就暴露出孔子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

孔子说冉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难道不是“为之辞”？欲之，人都会“为之辞”——给自己找借口——小人、君子、圣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