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好的归君子，不好的归小人，这种话说多了，他自己也信了。心理暗示作用逐渐强化固化他的思维模式也非黑即白。这种简单化思想模式，用于理论行，实践则不行，因理论是总结归纳、化具体为抽象之过程，而实践是解决具体问题之过程。举例说，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说得好听，具体怎么做呢？怎么才算直？标准是什么？却没有说。樊迟自然还是一头雾水。再问子夏，子夏自以为明白，他说举皋陶、伊尹那样的人就行了。听着是那么回事，实际还是等于没说。谁都愿意用皋陶、伊尹那样的人，桀纣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在具体用人，选人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样。比如，孔子知道的管仲，直乎？孔子之后的吴起，枉乎？

这个问题，荀子给了一个回答，“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 然，之后的吕不韦，是直还是枉呢？赵高呢？始皇用之尽心尽力，始皇一死突然枉了，又当怎么说呢？

荀子以“礼”为直，不再简单说以直人错枉人，是一种思想进步；汉设内朝、外朝，唐设科举，这些以制度错诸枉的思想本来都是进步。只不过，由于后儒过分推崇孔子，法制一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