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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四 评说 (14):魏将段干子利用产权不清出卖国家利益
原文25:
赧王中四十二年(戊子,公元前二七三年)赵人、魏人伐韩华阳。韩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矣!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如秦,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他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请发兵矣。”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
评说25:
赵、魏联合攻韩,韩求救于秦,秦不救。韩相让陈筮到秦国再求救。陈筮到秦见穰侯,穰侯问:韩国是否很危险了?陈筮答:还不急。穰侯发火了:不急为什么派你来求救?陈筮答:韩国要是急了就投降了,正是还不急才派我来求救的。穰侯于是发兵救韩,打败魏军。
秦对韩不是见死不救,而是不到快死不救,这样即就得省力,又救得韩国感激淋涕。此策在卷而评说援越援朝是讨论过。
陈筮求救,言外之音是说你穰侯现在不救,就没有机会救了。这是谈判技巧之一,就是告诉对方韩国最好的其它选择――投降魏国,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救韩的请求,否则秦国面对的不是赵、魏两国,而是赵、魏、韩三国。谈判要价,不能超过对方的底线,即对方最好的其它选择。陈筮一摊底牌,穰侯就不得不派兵了。
谈判实力,就在于谈不成后你有什么其它选择。
原文26:
武安君又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魏段干子请割南阳予秦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欲玺者制地,魏地尽矣!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魏王不听,卒以南阳为和,实修武。
评说26:
段干子是魏国大将,让魏王割地求和。苏代就对魏王说,段干子要官印,秦国要地,两方权地交易,魏国土地就得流失殆尽了。以割地求和,有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土地不割完,就没有和平。魏王说,已经答应了就算了吧。苏代说,人们下棋用枭子尚可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你大国谋事怎么比下棋还轻率。
武安君即秦将白起。古时有一种棋叫“六博”,每方各有一枭子和五散子。
割地求和如抱薪救火,清末给列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就是明证。薪不尽而火不止,苏代两千年抱薪救火理论依然有效。
段干子行为,就是今天所谓汉奸行为,即为个人权力出卖国民利益。段干子土地和权力的交易今天依然存在。今天国内招商引资,很多也是欲玺者割地行为。为了地方快出经济发展政绩,而贱卖国有土地和资产给外资企业,这与段干子割地保官是一样的。其抱薪救火效果也非常相似,即经济发展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致使经济发展成果与民生福利背道而驰;经济越发展,民工生活越没保障,而不到国有资产流失殆尽,经济还不断“发展”。一方面中国有大量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国内内需无力,这是经济发展完全依赖外资对国有资产的不公平并吞导致的现象。
段干子与秦国割地交易,而使第三方利益相关者不知情或无法控制,这种现象经济学中叫做“外部效应”。如果被割去地皮上的民众免除了战争之苦、不受种族压迫,而且过上更好的日子,那么就是好的“外部效应”,否则就是坏的“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清,即受到外部效应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对交易中的权益没有以产权的形式明确下来,使得交易当事人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们的权益。如国有资产中包含有祖祖辈辈在中国生活的人的权益,但官商与外资交易时,把这些人的权益给瓜分了,所谓所有人监督不到位是也。国企改革也一样,职工权益和国家权益被交易当事人瓜分了。
如果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确实是产生好的外部效应的话,中国内需应该是随着GDP增长按比例增长的。但是事实表明国有资产换来的外资,并没有使内需按GDP比例增长,即官商中有许多段干子之流以权谋私,出卖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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