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支书走马灯

白继周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语录），中国政府历来不越雷池。从我记事起，家乡农村生产大队的“支书”（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的简称）都稳定在一人身上。在风起云涌的文革中虽有团支书强力觊觎，但也只是激起倾斜的涟漪而已，权力的航船最终还是循规前行。

    公元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推党政分家，经济大权转由村主任掌握，大队支书彻底失去了权力重心，从”土皇帝“的宝座上重重跌落。

   权力在基层的核心是经济。没有了经济大权，党支部沦落成一个轻飘飘的基层组织，老百姓爱理不理，酿成大队支书的权力欲落差强力反弹。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师范毕业分配的时候，主任专门找我，说家乡村委举报我“作风不正”、“经济不清”，是欲将我拉回“穿草鞋”阶层的架势。这种无中生有的伎俩当然不会得逞。我气愤找当时的村委会主任崔泽端澄清事实，他竟莫名其妙；我提出举报信戳有村委会大红公章时，他如梦初醒：那你得去问支书，他每天都把村委会的公章当宝贝揣在自己怀中。可以看出，作为村委主任，他不但浅知权责对等的利害，更与支书的权欲熏心形成鲜明的对比。

    待中共意识到政治根基松软时，原先的老支书因年龄、理念等明显落伍，被另一个朝气蓬勃退伍军人取代了。

    这个新上任的支书颇有特色：

    他原任我们生产（小）队会计，记得他给每家每户分柿子树时，曾用“坐落”一词让我耳目一新。“坐落”就是“位置”、“地点”的意思，但“位置”、“地点”更通俗大众化，更便于让老实巴交的农民接受。但这个小队会计竟能跳出窠臼，用新颖的“坐落”来替代，其进取创新意识锋芒初露。

    果不其然，他在和平年代的军营中淬炼两年，未经任何残酷战事，竟斩获两个“二等功”荣誉证书。他因此告诉我，自己并没有过人之处，只是深信“平淡琐事见真功”。他举例连队喂猪说，一般人都是把猪喂饱，把猪圈清扫干净就行。而他却注意观察栏猪的饮食习性，因而及时增减草料，能让小猪仔欢欢实实，能把大栏猪喂养得膘肥体壮、滚瓜溜圆。

    他附带告诉过我军旅的一些趣闻逸事，说老挝的女性有穿长裙而不穿内裤的习俗（他们的部队大概在老挝境内驻扎过），如需方便就地旋转，待长裙荡开后当场下蹲排污解难。

    他对从军几年屡屡获奖未挂军阶少有怨言，而在退伍后的集体劳动中仍旧不气馁、不惜力，常常用汗流浃背赢得众人的推崇。

    机遇对有准备者总是无私的。时代跌宕向前，老支书观念落伍，军营淬炼的新党员朝气蓬勃，不需要二次文革，基层权力自然而然地就改换门庭了。

    支书改朝换代，又遇社会取消唯成份论，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对象）、可教育子女（二等公民）、甚至地主富农（专政对象）等统称社员。在这轮解放思想的新气象中，新支书身边一时蜂飞蝶舞、桃红柳绿。

    没过几年，就有绯闻从支书身上传出，涉事家长要么上门指责，要么书信上告。下台的老支书看热闹不嫌事大，甚至乐谋其中。

    最后的结局是将现任支书降为副职使用（至今如此），而重新提拔的支书仍旧是一位退伍军人。巧的是前任、继任两人同姓，并且继任者的大号与前任的小名类同，特色是继任者入伍时曾上演过“地头蛇”与“强龙”“较劲儿”的奇观。

    新支书的父亲是我们省军区的一名大厨，平常和省部级高官多有照面，故平时没有打点家乡这些基层政要的意识，尤其是在儿子体检、政审等一系列过程中忽视地方“诸侯”的存在，甚至入伍时都没和家乡的一帮土皇帝通气。儿子经省军区直接入伍后，支书代表大队级地方政府拒不承认，动用行政力量停发一家人的口粮，甚至连家中仅有的存粮也一并抄走。大队虽“硬气”地刷了一番“存在感”，但被老百姓认定是“忘记了自己几斤几两”！

    可惜新支书并没有因履历坎坷而多有建树，而当史学家没来得及研墨展宣之时，就因为违犯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被免职了。

    现在的支书出身地主家庭，用特定时代的语言叫“可教育子女”。我和他父亲因牧羊故在荒郊野岭多有相遇，整体印象是这位父亲能称“专政对象”中的智者，因为他即便骂人也精心设计圈套，独具苦中寻乐的幽默感。还有，这位父亲膝下育有“五男二女”，达到儒家推崇的“积德行善”的标准，在百姓的认知深处是“祖宗功德”所致。

    我和新支书有一定的年龄差距，没和他打过交道，不知其人品如何。只知道大集体时他有大队耐火材料厂销售员的经历，在耐火材料的对口企业有一定的路数。幸遇改革开放春风，斗胆承包了大集体的耐火材料厂，在“先富起来”际遇里一骑绝尘。他趁财大腰粗之机，推孔方兄打头阵，努力挤进“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扭转了二等公民的低贱身份，乾坤倒转，掌权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