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伯达、康生、春桥、文元和文革组其他成员

1．陈伯达和康生

   陈伯达与康生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很深，而且总是互相猜忌。那次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一起去上海聆听主席的“五七指示”时，从主席那里出来住进锦江饭店。陈伯达说，这次我还是住上次住的那个楼层，上次来时，康生就住在我楼上。我说，这次康生没来啊。陈伯达说，上次康生就住在我的上面，整天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这是陈伯达向我们公开表达他对康生的不满。

   这也不能全怪陈伯达，因为康生经常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陈伯达难堪，陈伯达的口才远不及康生，经常吃亏。 文革中，中央党校有人贴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就怀疑是陈伯达在背后指使的。北大有人贴了陈伯达的大字报，陈伯达也怀疑是康生和聂元梓搞的。其实我去看了都不是，是群众自发搞的。那个在中央党校写康生大字报的，是关锋的一个好朋友，姓李，他那时就反对康生。但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陈伯达搞的，也不是关锋叫他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要打倒关锋的时候了，而康生是保关锋的，关锋不可能叫人去贴康生的大字报。

   打倒王力、关锋时，陈伯达表现得最积极。因为平时我们三个人常常一起揶揄（yé yú 嘲弄）他，我们为什么要揶揄陈伯达呢？因为他老是摇摇摆摆，一 天到晚说些丧气话。他老给我们说，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得罪的人越来越多，怎么得了，将来很多责任都是要由我们来承担的。 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更有政治经验，他知道文化大革命搞到最后就会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跟他说，你干啥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跟着毛主席革命，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就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得失败。他毕竟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可当时我们对他很反感。

   毛主席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陈伯达：你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里跑？康生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主席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康生比陈伯达坚定。后来有人说，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这很可能是夸大的误传。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给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时有人揭发江、张，康生在清醒时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陈伯达原先对我还是挺好的，他把我从中南海后楼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社，一下子就叫我当历史组的组长。这是越级提拔。邓力群对我说，老夫子从来没这样提拔过人，你是个例外的例外呀！ 但是后来我同陈伯达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

   在刘少奇搞资反路线的时候，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讲了一些反对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的话。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轻工学院是薄一波管的。他不愿让中央文革和薄一波他们发生矛盾和冲突。但当我向江青汇报的时候，江青却说我说得还不够。我说，可陈伯达叫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回到北京，就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士兵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当时陈伯达就有意识地看看我，怀疑是我给江青说了什么。其实，我那时只是如实地汇报，并没有故意去说他的坏话。不过，从这以后，我总觉得陈伯达老是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的，互相间的疙瘩就多起来了。

   尽管陈伯达是组长，又是公开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理论权威，但实际上他的威信并不很高。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遇到难事，就往下面推。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亏，我自己也有多次的经验。 有一次，陈伯达和夫人吵架。他夫人说，我把你在背后说毛主席的坏话全都写信给中央。陈伯达一听急了，他马上来找我，因为我是管群众来信的。我说，你最好叫她不要写。夫妇共命运，你向她讲明道理，说不通，我替你去说。否则，她的信只要一到信访办公室，那都是要登记的，再拿出来就难了。那真是“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其实，我这也是故意吓唬他的。后来他听了我的话，和他夫人缓和了关系，他夫人也没有写信。

   陈伯达在理论上的确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可惜不成体系。不像康生，康生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成体系的，讲起来是一套套的。康生的口才也好，临机反映也很快，但他的处事能力不如总理，思想方法片面，决定问题不够谨慎，甚至对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好研究就根据几点未经核实的材料轻率作决定，所以他办的案子常有水份，冤案也不少。

   有一次我和陈伯达在主席那儿开会，说到现在有些人参加会议，大会小会都不讲话。主席就说，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吗？息夫人是息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的绝代美人，嫁给了国君，后来息国被晋国所灭，息国国君被杀。息夫人没自杀，也没殉葬。因为她太美了，晋国的国君就把她收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她温顺地伺候晋国国君，但就是不讲话。晋国国君也允许她不讲话。这时候，陈伯达插话说，息夫人是嫁给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儿子。这事有点新鲜了。主席说，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呢，陈伯达真是个历史学家。陈伯达听了很得意。 回来以后，我觉得，公子重耳的母亲是息夫人？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从来就不知道呢？于是我就去查书，可不知翻了多少书，都没查到有这事。这事整整耗了我一个晚上时间，但我基本上也肯定这是没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陈伯达见面时就说，老夫子，你说的那个息夫人是晋文公母亲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资料都没查到。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陈伯达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就叫他的秘书去找《史记》、《左传》等书。书拿来以后，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说，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传了，都没有。他相信了， 说，哎哟，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你马上给主席写个说明。他说，对。那你给我写一个吧。我说，这不行，这个必须是你的亲笔。他说，你写，写完我来抄。我就给他写了：主席，昨天开会我曾说，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亲。回来我核对了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件事怕是我记忆失误了。干扰了主席。陈伯达抄完就赶紧给主席送了过去。主席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事。

   陈伯达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陶铸的事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他想不通。他来跟我说，我都不想活了，主席骂我骂得那么凶！我说，你可不能自杀，那是叛党啊。他说，马克思的女婿就是自杀的，也没人说他叛党。我看他认真了，就劝他，主席骂你，那是对你抱有希望，是为你好，他对你不好就不这么骂了呢！你看他后来骂过田家英吗？他琢磨了半天，说，是啊，主席倒没骂过田家英呢。 我后来想，陈伯达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确实是有点投机心理，但他只是在共产党内的这一派和那一派中间搞投机，是党内投机。而并不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搞投机。

   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到了中央文革的团结。尽管这主要是康生和江青的事，但我的责任也很大。对此我也是应该反省的。 陈伯达平时的生活比较奢侈。他嘴上也讲为人民，还专门写了幅字送给我，但社会主义关不容易过。要过社会主义的关，那就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凌驾于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否则就不要侈谈什么“为人民”。

   田家英到处收购清人字画和其他古董。浙江省文物商店有一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对联，他看了喜欢， 就硬要人家卖给他。人家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非卖品，不能卖。田家英不依，硬是要买。人家没有办法，就请示浙江省委，结果上面说，那你们就让他写个借条，允许他先借去看看吧。这一借，就没有还了。田家英死后，这对联都在他家属的手里。人家拿着田家英的借条去要，不知他的家属还人家没有？据说现在这副对联的价值上亿。当时陈伯达知道了这件事，也去向浙江文物商店借文物，说田家英能借，为什么我不能借。人家只好找了另一件邓石如的作品“借”给他。所以说他们两个都没过好社会主义关。

   然而这种事情康生就没有。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2 ．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当过柯老（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在1957年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受到主席的重视。可是，对他的文章，陈伯达和田家英都很反感。田家英他们就去查所谓狄克的事件来中伤他，说他是反鲁迅的。那个时候，谁反鲁迅，谁就不是好人。所以春桥在北京不怎么受欢迎。对此，张春桥有点气愤。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春桥和我算是比较交心的。在他去上海处理工人造反运动的时候，他和我的联系特别多。但是春桥和王力、关锋的关系不是太好，我曾试图调解过他们的关系，但他们之间总有点相互看不起。就我所知，春桥和姚文元开始也很生疏，但他们两个之间投缘，后来的关系就很好了。

   姚文元这个人非常稳重，不到十分把握的时候，该他讲的话他都不讲。 姚文元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下功夫研究过鲁迅。他写过一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的书。书中引述鲁迅说，他自己的许多文字“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姚文元的许多文章，包括正确的和有缺点的，大体也是“遵命文学”，他所遵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比我晚出狱，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儿来看我。我请她代我去向她父亲问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抓我？不久，他女儿来跟我说，她父亲很真诚地跟她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

   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二十岁的邹容写了 一首互相勉励的诗：

邹容吾小弟，被（pī 同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hóu 干粮）。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shǎn 执）手，乾坤（天地）只两头（颅）。

   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 听了姚文元女儿的转述，我感慨万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连毛主席都做好了“临命须掺手”的思想准备了啊！

   2005年姚文元去世后，他女儿常来看我。她把他父亲生前的亲笔手迹拿给我看。我对她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物，你们要好好保存，作为纪念。后来，我只要了姚文元同志亲笔书写的一份读书笔记的复印件，和他亲笔写给他女儿们的一封短信的原件。

   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来看，他的读书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读书计划批转给了大家去看。

   3 ．尹达

   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 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 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三封信。

   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1966年3月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 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 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 还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这段话在《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文稿》和《毛泽东（主席）年谱》中均被删掉了。 可是在文革初期，尹达在历史所里却也执行了刘少奇搞的资反路线，整了不少人。所以历史所里的人对他反得很厉害。加上他又与陈伯达有矛盾。文革开始后不久，历史学界批判侯外庐，陈伯达就乘机也发动了对尹达的批判。我和关锋几次去历史所为他说好话，但也没有 用。他后来就不来钓鱼台上班了，自动退出了中央文革的工作，但中央并没有发文撤销他的文革成员。

4 ．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位成员

   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 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三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穆欣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多年了，但他在《光明日报》很不得人心。他总是把《光明日报》的同志当下人来使唤，他的夫人张卉中更 是报社的一霸，欺压群众。报社的群众说，有张卉中在，《光明日报》全社都不得安宁。文革开始后，她在报社的日子不好过， 我们把她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上班，但实际上文艺组也不用她。 在文革初期，穆欣在《光明日报》社里积极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极力镇压群众，群众对他强烈不满。穆欣的水平也有限，《光明日 报》的副总编辑，哪个都比他水平高。我看过他们的一个副总编辑改过的东西。我一看就说：“你这个副总编辑不错嘛。”他说：“是。 但整天给我捣乱就是这个人。”我心想：“你自己的水平没有人家高，还说人家给你捣乱！”。

   1967年1月，中央财金［经］学院八八战斗队去《光明日报》社造反，把穆欣从中央文革揪回了《光明日报》社批判。1967年3月我和关锋还是去《光明日报》讲话，保过他。慢慢地我发现他这个人有问题，谁上台，他就捧谁；谁落难，他给谁下药。我当时就想，也许哪天我落难了，他也会同样给我也下药。后来果然如此，连当初我保他的讲话在他那里都变成毒草了。直到文革以后他还在鲁迅手稿问题上对我中伤。 尽管穆欣在1967年1月就实际离开了中央文革，可是在我们被抓了以后，不知为什么他也被关进了秦城。

   当年有一个原国民党的军统老特务，解放后一直是受公安部门监控的。这个人在文革中给我和关锋写来了一封信，说你们保的穆欣就是我 们当年派到延安去的。他原名叫啥啥，改名叫啥啥。文革后，邓小平一上台，穆欣给邓小平写信申诉，并揭发谁谁谁当年如何反对邓小平，邓小平就把穆欣从秦城放出来了。放出去后中纪委的人为了给他做结论，就派人来问我关于他的一些问题，我就说当时有那么个材料。中纪委的人马上说，那些材料都是派性斗争的产物，不足为信，你们作过调查吗？我说，那个写信的人可是一个军统的老特务，他跟派性有什么关系？他们说，那个老特务已经死了。 后来穆欣和乔石结成了儿女亲家，穆欣就更加神气了。有时我想，他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气，就让他神气几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