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青海军区开枪镇压革命群众惨案

1．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

   事实上，“二月逆流”决不是“大闹怀仁堂”这样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许多地方发生的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稳定军队的。但是一些人却把它用来当作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了。本来毛主席把“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改写为：“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在发布的时候，毛主席又把它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 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多地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还是发生在青海西宁的省军区赵永夫一派，派部队到《青海日报》社包围并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2·23惨案”。

2 ．青海 “2·23” 大屠杀

   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 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八·一 八”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 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是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 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四次调査会。

   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

   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

   第三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 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

   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八·一八”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 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1点半一直到25日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 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 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当问到赵永夫说这件事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而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可是，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 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 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

   我现在仍旧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已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