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从批判“三家村”到改组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同日出版的《红旗》1966年第7期，发表了我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 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

 

   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 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 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对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

 

   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

 

   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 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

 

   其实，我一开始对邓拓的印象是不错的。我在参加校对《毛选》的时候，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在晋察冀边区最早主持编辑过一部《毛选》。后来的东北版《毛选》主要是以晋察冀版毛选作为基础扩编的。

 

   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 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

 

   邓拓在1966年5月1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

 

   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对于邓拓的死，我还是有责任的。我写文章本来主要是批判他的错误，至于他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归组织上来管的。这文章又不是批他个人历史的。况且当年他招供时，地下党的同志已疏散完毕，并未造成组织破坏。联系他的历史问题批判他，是应请示毛主席老人家最后裁定。

 

   有一次，张春桥跟我谈起邓拓。他说，对邓拓的自杀，他是觉得很对不起他的。在晋察冀办报的时候，邓拓是张春桥的领导，一直对张春 桥很好。春桥说，如果我先和他好好谈一谈，让他思想上做点准备，先转变转变思想，也许他就不会自杀了。而且建国之后，江青和邓拓合作过几件事情，她对邓拓的印象还好，给邓拓打招呼，她也会同意。

 

   姚文元和我的两篇文章一发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就几乎瘫痪了。刘少奇、邓小平就此向主席提议改组北京市委，主席表示同意。至5月底北京市委完成改组，李雪峰成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彭真、刘仁都被撤职。邓小平向主席推荐陶铸来中央参加书记处工作并接管中宣部。同时，刘少奇他们还决定，亦经毛主席同意，派陈伯达带人去接管《人民日报》，改组《人民日报》党组。

 

   大、中学校的学生对报刊批判“三家村”反应最快，他们在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批“三家村”、揪“黑帮”。出现了文革运动的第一个热潮。到6月2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全国各大、中学校实际上都停了课，学生和老师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刚起来的时候，必然会带有某些盲目性。学生们是一腔革命热情，但是斗争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大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学校的领导，顺势把学校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师的材料抛给了学生。于是，在校园到处都是老师的大字报，还到处效仿着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四家店”，并把一些老师当作了“黑帮”人物来进行批判、武斗，甚至游街示众，实行体罚。这应该是文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把斗争对象扩大化的情况。造成这种扩大化的倒不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主要是北京新市委和各地方的省市委。

 

  2 ．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由该校哲学系教师杨克明起草、由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zǐ 故里）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领导人，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党委副书记。大字报揭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推行修正主义，压制群众运动，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控制，打倒修正主义分子。

 

   这张大字报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学校党委书记和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个指向与口号是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革命精神的，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北京大学沸腾起来了，大字报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当天跟着贴出的大字报多为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反对的大字报逐渐占了多数。争辩对立的双方都情绪高涨，学校实际处于停课状态。看到这种情况，刘少奇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说，北大现在根本没办法管了，再这样下去，吃饭都成问题了，这都是聂元梓大字报惹的祸，整个学校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可当时我到北大去看了以后，看到师生们都好好的在那里讨论问题或写大字报，食堂也好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吃饭都成问题了”的情况。

 

   那几天，江青经常跟我通电话，询问北大的情况。我把聂元梓等七个人写的大字报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她问，小组（指中央文 革小组）的人是什么态度？我说，我们都支持。江青又问，怎样支持？我说，因为还没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组尚没有人出面公开讲话。但小组办事组的曹轶欧带人下去了，他们广泛与学生联系，并公开表态支持广大学生。可江青説，光曹轶欧去还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况。我说，她知道情况的，康生把北大的情况告诉了她。江青这才放心。

 

   不久，曹轶欧就来电话问我，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该采取什么态 度？我说，中央文革当然要坚决支持群众大字报的，你是不是再去请示一下康生。曹轶欧说，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因为康生知道，江青和我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那时不用我打过去，江青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情况，而且问得很详细。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 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这恐怕还是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得到的教训。

 

   其实按照地位来说，聂元梓在当时应该属于是当权派的。因为她自己认为受到了陆平等人的压制，所以也起来提意见。结果大家就把她当作是领头人了。其实，后来知道，聂元梓原本就是陆平帮忙把她提拔为总支书记的。但在北大四清运动中， 聂元梓就成了批评陆平等人的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彭真保护陆平，打压北大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前夕，聂元梓、杨克明等人都处于受压受打击的情形。所以，文革结束后又翻过来了，陆平对聂元梓恨得要命，对她报复得很厉害。

 

   等到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

 

   我认为最远见的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对北大运动的兴起，刘少奇开始不怎么很在意。他认为这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但他还是在5月2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当时倒没说学生就是右派，他只是说，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会上的意见也基本上是跟着他们一边倒的。连陈伯达都没有怎么讲话，我们就更说不上话了。只有总理说：我们当年搞学生运动也是有一点偏激的嘛，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总理还具体地说，当年他在天津反对的校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们的大方向对，校长却不对。实事求是地说，总理当时还是在袒护学生的，他在那个时候能说这话，是很不容易的。他讲这话时那严肃的姿态我现在还记得。当然，总理也讲了，陆平也是个好同志嘛！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些情况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还是总理好。

 

   刘少奇还决定派李雪峰到北大去讲话。李雪峰讲话内容，主要是要内外有别，不要乱搞。他的基本调子就是要控制住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控制也难，你一控制，那就势必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了，这样矛盾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激烈。李雪峰是来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 的。实际上毛主席对李雪峰是不大满意的，他一直都是紧跟着刘少奇的。不过，李雪峰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倒很客气，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

 

   5月27日，我们把登载着聂元梓他们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用急件送去杭州给毛主席。其实在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之前，好多地方已经贴出过很多大字报，其中也有马列主义的。比如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传启等人，在5月23日贴出了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他们写得还要早，但因为影响不大，所以没有登上《文化革命简报》。聂元梓他们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大字报又是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饭厅，这个影响就大了。 主席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们报送的《文化革命简报》上，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度批示给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还说这样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下午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主席这个批示用电话传回了北京。 在当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时还要配发评论。我跟陈伯达说，这个评论叫王力、关锋一起来起草，他们出手快。陈伯达说，对， 对！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王力、关锋过来，我们很快就写好了稿，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完之后又马上用电话报告给主席。主席问过江青，《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谁写的。江青问我，我说是关锋执笔，陈伯达、王力和我一起讨论的。听江青説，主席说好，关锋能写得这么快！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写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6月1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直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关锋执笔的评论。6月2日北京和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了大字报， 和作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实践证明，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过往的办法通過党的正常的组织系统开会解决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寻找一种新的 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打碎走资派掌控的官僚系統，破坏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一广播、，就点燃了文革运动的熊熊大火，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斗争形式就开始形成了。这张大字报的播发，使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都轰动起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校园中破土而出。几天之后，不仅北京， 而且全中国的学校乃至工厂，各种反对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他们打招呼，主席说：“不要怕乱，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大字报的打 击面宽了，可待日后区分、排除”。他还说，一定要在运动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來，不要讲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讲话。

 

3 ．关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发表这篇社论，是因为按照刘少奇 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决定（经过了主席的同意），从这一天开始，陈伯达带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等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接管了报社。 这篇社论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并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看过。也没有给主席看过。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凡是按照中央精神写的 《人民日报》的社论，只要总编辑批准就行了，但《红旗》杂志的社论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 这篇社论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文化革命，斗争重点是反对走资派的思想。

 

   在这个时候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客观上 是把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已经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身上去，这正迎合了党内那些“走资派”的想法。所以这篇社论一出来，中央文革内部就有人提出，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反走资派，如果是横扫一切，就是新、老反动派一起扫，战线太长，目标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扩大打击面，并从而保护了走资派。

 

   “四清”运动中，尽管毛主席冲破了刘少奇等人的阻力，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规定（即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还是把“四清”运动搞成了如“反右运动”一样，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和基层干部。

 

   陈伯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反思道，自己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犯了大罪。他的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是的，毛主席在稍晚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到过要扫除“牛鬼蛇神”的话。可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的走资派呢，还是指向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甚至是下面的群众。文革运动把斗争主要矛头指向谁， 这正是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带有路线性的分歧。

 

4 ．许广平受命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1966年2月，与彭真他们搞“二月提纲”差不多同时，江青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后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3月先在党内的上层作了传达，4月10日下发全党。在纪要中提出了一个“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4月初，江青在上海同我见面的时候，说起这个座谈会并说周扬他们在三十年代是如何迫害鲁迅的事。

 

   我平时跟许广平关系不错，我知道在解放以后周扬他们那些人还是不断地压制许广平，而冯雪峰是一直在保护和照顾著许广平的。许广平对周扬很有意见，但是一直是敢怒不敢言。许广平曾跟我说过，冯雪峰活着的时候对她说，周扬是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以前的旧事就不要再提了。因此，我跟江青说，许广平对周扬的意见最大，但不敢说。江青听后说，那我们给许广平打打气吧！把鲁迅批评他们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不行，在许广平面前，我是小辈，我的话影响不了她。我向江青建议，要不你去跟她谈谈？江青说，我和她不大见面，不熟。我说，这没关系。我去跟她说，就说江青同志想见见你，有些问题想请教你，了解一些情况。江青说，那好，我也早想见见她了。

 

   江青还说起当年鲁迅去世时为鲁迅送葬的情形。她说，那时很多人抬着鲁迅的棺材去下葬，我也去了，走在前面，一直走在抬棺 人群的旁边，可因为我是个女的，所以不能加入到抬棺的行列里去。在追悼大会上，我见过许广平。当时许广平瘦得不得了，满头乱发， 眼睛都哭肿了。我又说，许广平年纪也大了，是否可以让她儿子海婴陪她来。这样你也可以见见鲁迅的后人，你还没有见过她儿子吧，这个小伙子挺聪明的。

 

   海婴跟我差不多大，他是搞无线电的，那时他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他听他爸爸的教导，没做文学家。鲁迅说文学不能遗传，不能靠血统。他担心儿子搞文学会变成空头文字家，觉得儿子还是去搞技术的好。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很高兴，就说，好。见一见，见一见，叫他们一起来，你来安排吧。 5月中旬，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我到了许广平家中，说江青想见她，征求她的意见，她很高兴。我说，因为您年纪大了，江青同志叫海婴陪您一起去，路上好照顾你。她说，儿子要上班，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帮他请假。

 

   就在他们出发的当天，我打电话给广播事业局找负责人。秘书接的电话，他开始以为是群众来电，就以领导工作很忙为由挡驾。我说，我 叫戚本禹。他一听就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我马上去找。一会儿，负责人就来了，说，您是戚本禹同志？我说，是，我有事儿找您请假。他很惊讶地问，请假？请什么假啊？我说，我给周海婴同志请假。中央的同志有事情要找许广平同志去上海，要海婴陪他母亲一起到上海去。我说，事情决定得比较仓促，昨天晚上怕打搅你休息，来不及跟你请假，所以现在我代他来请假。他说，没问题的，中央有事情，我们应当配合。我说，那就谢谢您了。他说，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局里来坐一坐，我说有时间一定去。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还特地安排了毛主席的卫士去送他们，一直把他们母子俩送上飞机。 许广平见了江青，她们的谈话经过，许广平和周海婴都写有回忆。

 

   许广平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来对我说：“我觉得很突然。以前他们都叫我不要反周扬。现在要我去批评他，我也是愿意的。可文章怎么样写？从什么角度来写？我不清楚。”我就跟她说，您可以谈谈“国防文学”的问题，那可是个大问题。她说，是。江青也跟我说“国防文学”是大问题。我说：周扬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跟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听上去好像是两个平常的口号，但是，“国防文学”是国家政权的思维，以蒋介石为主，听蒋介石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抗日的、是老百姓的思维，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有原则区别的。

 

   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都赞同周扬的“国防文学”，不赞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共产国际也同意周扬的“国防文学”。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国民党就不接受，他们说一写大众的，就有红的色彩了。共产国际也跟着认为这个口号不贴切。而毛主席却支持了鲁迅，说鲁迅的这个口号提得好，‘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好。 我还跟她讲了一些具体想法。那时我已看过江青的《纪要》的文件了，我按照《纪要》精神跟她讲的。许广平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没花太长时间，许广平就写了文章，题目是《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在交稿的时候，许广平还特地写了封信给我。（ 这封信我还保存着，也是失而复得的。）

   戚本禹同志： 近日来看了许多报刊，不由得使人不激愤填胸，我身为文联副主席之一，但不见文化界有何文件登出，职责所以，不甘缄默，曾托民主促进会代写稿件，但秘书们只会写八股式不痛不痒文字，不合我口味，现特草书，请您务必分神看看能用与否？如能用的话，还请您大加斧削，至于究在何处发表，我亦一听尊便，此致敬礼！

   许广平    66.5.22

   许广平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了，说写得很好。而且毛主席还说：鲁迅培养了一个好接班人。他教江青好好向许广平学习。 我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后，因为我曾奉命去文化部调走鲁迅手稿，移存于中央文革保密室加以保护，被江青误以为是盗窃鲁迅手稿。后来事情都弄清楚了。

 

   在2000年以后，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周海婴，周令飞父子来上海，他们特意请我去吃饭，席上还有好多人。海婴对我说，他母亲许广平当时听人说，鲁迅手稿不见了。非常焦急，心脏病都犯了。就写信给中央。结果这件事弄得江青差点要枪毙你。后来知道了，你是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把鲁迅手稿保护起来了。所以他们都觉得对不起你。

 

   席上，周令飞还郑重地对我说，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道歉，为你平反。我说，许广平大姐为保护鲁迅手稿而心情焦虑，是她忠诚于鲁迅先生的表现，我至今仍然非常尊敬她。你们弄不清情况因而怀疑我，也很正常。更何况是江青听了一些人的误传误导，而作了错误的判断的。一切都过去了，此事就不要再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