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先生和我于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临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

   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学者如胡适等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励精图治。他们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

   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发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

   当中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华盛顿会议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道路；外力始终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日本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强共同宰治中国的局面；废督裁兵是不能的，军阀战争和军阀统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待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

   不待说，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贯彻他的主张。所谓党内小组织问题，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大会闭幕以后，这个小组仍照常举行会议，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但因政治是到会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自也不免涉及。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这一问题，我和张太雷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在商谈一些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之后，刘少奇、袁达时等提到党内讨论政治问题太少，党员不免涣散隔膜，要求仍照大会开会时的情形，每次都讨论一些政治何题。接着就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而那些从俄、法回国的同志们，也有点不满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意向，似不免特别加重反对的语气，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

   但当我为这件事去见陈先生的时候，陈独秀先生没有等我明说，就表示这并无不合之处，不值得再提。他还笑着说，他自己就曾向参加我们小组的某几个同志，谈论过加入国民党要打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的问题。中共党员如果加入国民党，也要履行这种手续，如何能与联合战线的策略，混为一谈。因此，他认为并不是我故意泄漏机密动员同志们反对马林，或许是这些人道听途说知道了这事，因关心而自动谈论起来。他说当张太雷向他提到这个问题时，一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将再向张太雷解释，以免发生是非。

   马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借题发挥。他约我单独晤谈，并慎重其事的表示，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曾竭力劝他尊重陈独秀先生，现在证明是完全对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现在的作为却有意无意地有些反陈独秀的倾向，所以他也同样的劝告我。我否认他这种看法。他说到党内因确定政治立场，针对陈公博这类人在作斗争，此外，中共党员中在工作上也有积极与否之分，无形中我被视为积极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却不是的。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意见纷歧的感觉，陈先生虽然收回了他原来对张太雷所说的话，但当张太雷一提起党内小组织问题时，他就动了感情，这点可为意见纷歧的明证。他表示他并非因参加小组的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而有所疑虑；但希望我不再反对举行另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因为他认为这对党的对外政策的决定和消除内部意见，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便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接着，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这份决议文的突然提出，使会场的气氛突然为之严重。大家沉默了一会，陈独秀先生表现出惊异与尴尬的神情，显然他在事前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也没有想到马林竟撇开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无此决议的必要。他指出党内合法的小组会议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对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小组织的倾向，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将是压抑党内民主讨论的自由。和我们同持反对意见的高尚德，此时更愤而指斥马林是施展压抑反对意见的手腕。

   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他声色俱厉的表示：从蔡、高两同志的发言看来，证明党内一些年轻初参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确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是要由我负责的，至少我没有帮着纠正这种倾向。他希望我让这个决议顺利通过，但以后可不再提起这件事。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我反对党内有任何小组织的倾向，认为并无这种倾向存在，因而不赞成有这个决议。我开始指斥马林的发言是无礼而且荒谬的。

   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一致支持，并指导各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内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一十九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个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湖会议的谅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二个时间，亲自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