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到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知。

   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与抗日军政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百人中的过半数）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折磨，就忍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面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在西安的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只秘密输送几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之口（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告知周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原有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讲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悉数被收藏起来，以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效尤。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韩愈文劝鳄鱼搬迁，实则鞭笞当时祸国殃民的藩镇大帅、贪官污吏，是一篇气雄势深的散文）的老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水平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向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即便有错，也可宽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枭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听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决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向我说：“昨晚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搔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军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方面军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狱。我以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无效，现在就是再说话，也是无济于事。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tà纷杂混乱），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蔑。

   毛泽东虽蛮不讲理，但计谋也不完全得售（施展），因而转过笑脸迎人的姿态。在周恩来遇险事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紧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令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哩，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反对中央虽然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的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补救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负担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无顾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以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利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时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经商谈结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Q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力量。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〇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很浅。而且多年厕身（置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wù乱跑），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gǔ原指母牛，后指阉割后的公牛，现泛指牛）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