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整肃

   新集党代表大会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曾引起被批评或明或暗的反抗，终于酿成一次轩然大波的整肃运动，并肃清了一些私通国民党改组派的分子。这种风波之来，与我们所遭遇到的内外困难是相联系的。

   在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领导层的内部意见常有参差。沈泽民的态度显然是偏于急进，他主张对于那些犯过重大过失的同志，给予各种不同的处分。他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爱援引马列主义和中央决定，来评判一般同志观念上或行为上的错误。甚至在讨论军事策略问题的时候，他也提出过红四军力不胜任的主张，这引起一般同志或多或少的不满，认为他的主张不是太过急进，就是有些外行。

   沈泽民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也公开承认他的工作经验不够，需要学习；事实上他的左倾空谈也在逐渐减少之中。我常要在会议上缓和他的急进主张，我们有时甚至要公开辩论，虽然结果沈泽民总是撤回或修正其自己的意见，但使一般同志不无领导层内部意见不尽一致的观感。

   在党代表大会将闭幕时，由曾钟圣提议，我和曾钟圣蔡申熙许继慎四人有过一次恳谈。曾许在这次会谈中，尽情发泄了他们胸中的郁积。

   许继慎表现的有些伤感，表示他将改正错误；但他的错误已在大会上毫不留情的被揭露出来，到会的军事方面的代表，势必会把它传播到军队中去，因而影响他的指挥威信。他感谢我对于他的信任，表示愿意仍任原职，到前线去戴罪立功，不过他总有点耽心沈泽民等不会谅解他的过失。

   曾钟圣接着表示，他赞成大会各项决议，愿意忠实执行；但批评沈泽民见解不切实际，动辄给人带上帽子，打击早已在这个区工作的老干部。他自然不满沈泽民对他的评击，也为许继慎所受到的批评鸣不平。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两个受批评的负责干部详加解释，并予以劝慰。我指出大敌当前，应团结一致对外，一心去争取胜利，不应心存芥蒂。批评错误，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批评的技术纵有不当，也只是次要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是反右倾的军阀土匪倾向和富农倾向以及立三路线的左倾残余，不应转移目标来批评沈泽民，因为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我对他们两人表示遵守决议这一点，感觉欣慰，鼓励他们努力奋斗。

   蔡申熙以老战友的身份，亦多方劝慰曾许二人。他首先表示对于过去的过失不能及早纠正，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能够认真纠正，这就是天大的喜事；而且过去的错误积重难返，不经过这次大力斗争，很难生效；决不可从个人荣辱出发，抹煞这次批评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次批评，我们的前途是“死路”；现在批评出来了，大家如能照此改正，那末党和个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因此这次大会绝不是打击了我们，而是救了党和我们。他进而表示充分的信心，认为国焘同志能把握住这支舵，泽民同志也会从工作中学的经验，大家必能毫不顾虑的改正错误，团结一致奋斗。

   曾许二人都为我和蔡申熙的劝告所感动，笑逐颜开，一致表示愿意毫无芥蒂的上前线去为党的决定而努力。我和蔡申熙也为此高兴，认为内部的隐忧是大部消除了。可惜后来事实的发展，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不愿因会议举行过久而延搁我们的军事行动。七月中旬，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新任军长徐向前和新任军政治委员曾钟圣，就率领红四军全部向前线进发。他们由白雀园经金家寨开往英山，准备消灭驻在英山罗田沂水广济黄梅一带之敌，在那里发展苏区，并乘胜向北发展与原有的鄂豫皖区打成一片。邝继勋则仍驻白雀园，编组原有的地方武装第七十三师。他那时还只掌握一千多人，正编组第一个团。这就是红四军出发后，留下保卫这个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

   红四军出发英山以后，敌军自然乘机向这个苏区的周围进袭，我们感到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新集之北二三十里就常有敌人的踪迹，白军民团鉴于苏区内地方武装实力雄厚，不敢贸然深入，但在苏区边缘的骚扰，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拖去耕牛，掠夺粮食，甚至杀害壮丁，强奸或掳走妇女。我们的地方武装必须经常戒备，我们的大部份精力也就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

   苏区被封锁了，区外的报刊不能进来，消息隔绝。我们与其他苏区没有任何联系，与上海中央的交通也陷于瘫痪状态。护送我进入苏区的那一位交通，第二次到汉口去了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被杀害了。我们往往要派特务队到白区去行动，以期获得一些区外报刊，有时甚至要为此损失生命。

   我们不知道中央仍在上海抑或已迁往江西苏区，中枢的安危令我们甚为担忧。那位曾照顾我安全抵达汉口的顾顺章，就在我由汉口乘汽车向苏区进发的那一天被捕了。顾顺章是中共的特务首脑，掌握着中共中央与各苏区交通的总枢纽，曾在汉口以花广奇魔术大师的身份出现，现在终于被国民党的特务识破了。可能他要以出卖中共来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竟然投降了。他在武汉向国民党当地最高当局泄露了中共的秘密；据说当晚李家集就特别戒严，搜捕我和陈昌浩一行，自然这也是由于顾顺章的口供。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由蒋介石亲审。

   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获知这件事的真相，避免了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共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因之大为混乱，所有机构和各同志的住处，均即时迁移；人事上也多调动，以逃避国民党特务根据顾的线索来进袭。当时已被禁在狱中，但国民党尚不知其确实姓名的恽代英，就被顾顺章指证而遇害；其他因顾的口供而被害的，人数也颇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

   这件事给予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也很大。预定由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这个区域来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继我和沈泽民之后，来到这个苏区的只有少数的干部如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二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后来又任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朱光（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和王子纲等三个无线电技术人员，总共不过十多人。他们先后到达，途中比我们还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阳和安徽寿县一带的中共地方组织，辗转引导进来，有的不凭交通线，冒险径行偷混进来。

   其次，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建立交通网的计划也无由实现。建立无线电的交通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我们在积极训练无线电工作人员，但所需要的无线电器材，却因交通线的被破坏，一时不易运进来。我们所编定的密码本，又为湘鄂西红军在作战中遗失了。直到当年年底，我们才有第一架无线电，延迟了好几个月，才与红西苏区商定了一本不能完全信赖的密码，致使地面上运输和交通线，一直无法畅通。中央老在警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顾顺章叛变的严重性，不要信赖残存的交通线，即原非顾所知道的，也要严防波及。

   我们所收到的打击有增无已。我们风闻中央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但不知何时被捕，是否与顾顺章的告密有关，以及牵连什么同志。我们约莫知道向忠发被捕后，他的表现和中央所受到的影响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只有互相勉励，即使失去了中央的领导，我们也要单独奋斗。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们才接到关于中共中央情况的可靠消息。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里继续执行职权，并与当年十一月七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和项英当选为副主席。这时，江西中央苏区曾获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尤其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孙连仲的大部二万余人的转变，参加红军，使江西红军的实力大为增加。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苏区之后，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个主要苏区去了，扩大白区的工作一时便随之减弱。中央给我们的函件也说到白区工作，一时不易发展，尤其是发生了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等严重事件之后。中央还要求我们不要过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其拥有的交通线，要严防敌人的渗透。

   由于消息隔绝，江西苏区胜利的消息，我们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们的不幸又往往被敌人利用来发动宣传攻势。敌人宣扬中共中央是被摧毁了，甚至造谣说周恩来也已投降了。敌人利用赤区与白区的通商关系，派遣一些奸细到处造谣：不是夸说国民党已调集主力军携带大批飞机大炮，不久要来进攻这个苏区；就是离间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号召军民人等反正。国民党这些做法，生效虽然不大，但对这个尚不稳定的苏区，确有动摇人心的作用。

   苏区内部的困难，数不清，说不尽。即以疾病的侵袭来说，带给我们的损害，有时会比敌人的打击更为重大。我们的环境卫生很坏，食水不洁，苍蝇、蚊子、臭虫、虱子是有名的四害，疟疾痢疾和皮肤病等猖獗流行。许多工作人员患了疟疾，依然照常工作，他们得不到医治，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当作一种病了。我们的营养和很坏，吃得只有大米杂粮和花生之类，缺乏蔬菜，更缺乏肉类。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这是党和苏维埃刚闭幕的时候），我就病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拖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会时，就已患疟疾，但我在体温恢复正常时，仍抱疾工作，不久便并发了肠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呕吐，饭食药品，随服随吐。我的身体日渐瘦弱，已无力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许不算是严重的，但在偏僻的乡间，医疗药品，均感不济，几乎使我丧失了生命。我自觉身体的抵抗力太弱，经不起考验，也为我在这紧急关头所肩负的责任而担忧。其实，愈是焦急，病就愈难痊愈，缠绵月两个月，病况才有转机。

   我的卧病，对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自然不无影响。在我身边的同志为我的病担忧，甚至他们曾想到万一我一病不起，善后步骤应如何安排等。特别是在前线的同志，更因此为之不安。后来曾钟圣曾承认因闻我病重，深恐这个区域的领导权，将为他所最不满意的沈泽民所掌握，所以他有带着红四军脱离这个苏区的企图。

   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工作，并未因我的病而停顿下来。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职务，分别由沈泽民和蔡申熙代理。这时，我们在各地传达大会的决定，采取一面斗争一面说服的较温和的办法，来纠正已有的错误。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受到处罚，但党的内部竟因此发生了一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

   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大会后，豫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开始散布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他们说：“这次代表大会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新来的干部反对早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干部，也就是黄安麻城人反对安徽人。”他们批评沈泽民是不懂世故的留俄学生，只知挟中央以压制地方，其实中央是否存在，还是问题。他们知道了我病重的消息之后，更表示不能信赖沈泽民的领导。中央分局觉得金家寨这些反党的言论，似是许继慎播弄起来的。许在路过金家寨时，并未表明遵从大会决定的态度。相反，他表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满大会对他的批评。

   红四军在七月中旬开到英山前先后，接二连三的击溃了那一带的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枪支，俘掳敌军约两千名左右，乘胜占领了英山沂水两个县城。八月上旬曾钟圣接前线送来的报告，描述那一带富庶的情形。红军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yí）水（源山东，经江苏入海）搜集布匹，解决冬服问题。他还说到，据他们所知，国民党军队正在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军情甚急。红四军准备向广济黄梅行动，相机截断长江交通，并乘势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直指赣西北，会同江西红军，消灭国民党的围剿。

   与此同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报告，与曾所说的又大有出入。它说道红四军高级干部中有渡长江向南发展之议，是否由于中央分局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它还批评红四军的政治工作不得力，只知解决红四军所需的物质问题，忽视这一带发展苏区的任务。又说道不赞成改变原有的计划，红四军干部也多有同感云云。

   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时，我因病重没有出席，沈泽民等也因担心我的病，而没有告诉我。会议决定由沈泽民草拟一封答复的信，内容大致是说红四军仍应照原定计划，在英山沂水一带发展苏区，扩大已有的胜利，壮大红军，决不可渡江南下；并说明配合江西红军行动，虽是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但红四军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孤军渡江南下，不仅不能给江西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反会因红四军的离去，使鄂豫皖遭到损失，这也是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的想法。若照原计划执行，则不但鄂豫皖苏区可以扩大，红四军也可以壮大，而且能牵制更多的敌军，这是对江西红军最好的配合方法。

   这封复信不过是重申原有的计划，本是无可非议的。不料曾钟圣许继慎等竟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曾钟圣称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慎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的指示。

   在红四军的将领会议中，曾钟圣将他的渡江南下的主张，描绘成为原有计划的一部分。他说明原有计划并未规定红四军不能越过长江。在他看来，长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红四军可以随时偷渡过去，也可以随时偷渡回来，国民党的海空军是不能阻拦的；因而他认为渡江南下的行动，可以由前方将领商决，不必征得新集的同意。以徐向前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同时，红四军中一般官兵，也都是这个苏区的子弟，有不愿远离这个苏区的乡土情绪。这样，资望较高的曾钟圣也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曾钟圣终于再向新集来一个哀的美敦书（拉丁文ultimatum的音译。即“最后通牒”）的报告。他夸大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军委会的明确指示，便径行渡江。这个报告约于九月上旬到达新集，使我们大为震动。

   这时，我虽仍不能起床，但病况业已好转。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两机构的委员们，齐集在我病榻之前，举行紧急会议。蔡申熙首先说明，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行动；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布，而且要在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违背了原定计划。他判定曾钟圣之所以坚持这种错误主张，是立三路线在作怪，也是别有用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荐曾钟圣许继慎等人担任要职，以至发生这次严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钟圣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我们一致赞成蔡申熙的主张。陈昌浩和其他委员，建议派蔡申熙去接任红四军军政治委员，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蔡则以体力不逮（dài及之意）为理由辞谢，并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我表示完全接纳蔡申熙的意见，并说党代表大会虽曾批评了曾钟圣和许继慎等，但因他们表示悔改，仍任要职，党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并不贸然采取惩罚的态度是对的。蔡申熙爱护那些老同志，也是应有的态度，而且他曾屡次函劝曾许等，放弃成见，遵守新集的决定，是以（或许）蔡同志毋庸（不需要）引咎（jiù 归过失于自己）。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这次会议决定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不仅应制止渡江的行动，必要时刻将部队撤回原有苏区来。军委会又命令陈昌浩继曾钟圣为红四军军政治委员，曾则调回新集；至于许继慎等应否免职，有陈昌浩相机处理。除这些正式的决定和命令外，我们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各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遵守党的正确决定。我也当场表示，一俟（sì等待）我能起床行动，当赶往前线，协助陈昌浩处理一切。

陈昌浩去了约一个星期，我不理会医嘱休养的劝告，力疾前往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向那里的同志们说明这次曾许等行为的不当。邝继勋和他属下的负责干部，对于我们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沈泽民蔡申熙等，也在新集就这一件事向各方面加以说明，以期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正是“九一八”日本强占东北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天地却忙着处理内部可能发生的危机。

   不到几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急报，说明一切都已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即经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息整理，要我不必再带病赶来前方。我因此就留在白雀园，等候红四军的到来。

   又过了两三天，陈昌浩带着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钟圣和许继慎回到白雀园。他向我报告，他这次前方之行，不仅纠正了反党的行动，而且破获了反革命的阴谋案件。他为此惊奇、兴奋，觉得幸能及早发现，否则要闹出大乱子。

   陈昌浩叙述他花了五天功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的军部，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红四军的高级将领宣布，获得了以徐向前为首的高级将领们的完全支持。曾钟圣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服从，陈昌浩也就顺利的接管了军政治委员的职务。这样，党的主张贯彻了，渡江南下的论调也被打消了。这是表示红四军中的党的领导力量很坚强。在这次争论中，一般干部，都能深明大义，尤以徐向前的立场坚定，起了领导作用。

   陈昌浩接任军政治委员后，立即进一步调查红四军的内部状况。多数高级干部认为曾钟圣的主张是错了，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党；许继慎和他少数亲信的态度，却有可疑之处；甚至第十一师中有人传说：“第十一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四军另找出路。”徐向前等认为，第十一师中多数干部是拥护党的，但许继慎和他的少数亲信的言行，应当彻底查究。

   陈昌浩根据一些干部的提议，执行军政治委员的监察职权，亲自率领少数政治工作人员，搜查第十一师师部。陈昌浩向我追述这一幕时，说他是提心吊胆的，深恐许继慎会反抗。可是当他到达十一师师部，宣布要搜查的时候，多数师部人员表示服从，师部的唯一直属部队特务连，更表示了欣然支持的态度，这使许继慎吓得面无人色，不敢有任何反抗。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个吴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慎的亲信，平日与许一道冶游（狎妓），言行乖谬（荒谬反常），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轻的吴参谋自以为得着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陈昌浩就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新近由白区来的两封信和一份通讯的密码。

   陈昌浩于是要约许继慎押着吴参谋到军部来，实行讯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齐集在那里，像是举行高级军事会议，也像是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更挤满了整个大厅，气氛甚为紧张。吴参谋应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而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的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慎是知道的；他供认他被派来，主要负有运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任务；而且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以联络了一些党羽，准备在渡江南下，红四军遭受挫折的时候，实行反叛。

   由于这个惊人案件的发现，红四军将领们会议决定:立即罢免许继慎的师长职务，并押解新集审理。曾钟圣虽证明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但他的反党言行，显为反革命者所利用，因一同前往新集，听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所有各师各团参预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一俟（sì等待）到达目的地，再行一并整肃。

   陈昌浩向我报告这些经过之后，并将搜获得信件和密码等整个案卷交给我，要求我先问问曾钟圣和许继慎，就知道他这次在前方的处置是事在必行的。

   事后我约曾钟圣单独会晤，要求他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向我说明审问吴参谋这个奸细的时候，他始终在场，一切证据他都细心看过；他认为案情毫无疑问，大致吴参谋还只是一个拉线人，真正的首脑当然是许继慎。他自悔他任军政治委员时，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而且他的渡江主张反为许继盛等所利用，几乎中了奸计，自请处分。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谋者。后来他返回新集，受到反党和助长反革命发展的指责，撤免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改任军委会参谋，主管地方武装的训练工作。

   我又约集陈昌浩曾钟圣共同与许继慎会谈。许继慎这时已是垂头丧气。我向他说明他有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说到前方的同志对他是很优待的，没有正式审问过他，更没有威胁他，但事实俱在，他承认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严重罪行，不过他自觉他还没有做出反革命的行为。

   许继慎说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曾与国民党改组派来往，一九二九年他由上海被派来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民党改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现在奉着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做的。将来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许可以带着军队过来，与改组派合作，许说他当时并未接受这个约束，也不知道这个改组派的朋友，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许继慎继续说明这件往事：他到苏区打游击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不料一九三零年他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已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位改组派的朋友便介绍吴参谋来了，他认为吴是老朋友介绍来的一个军人，因而就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会以后，吴某要他不要向党低头，并对他常有要挟。他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吴某确是一个奸细，但他受了他的威胁，不敢举发，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混下去，并没有背叛的意思。

   在这次谈话中，曾钟圣很愤慨的质问许继慎，说许仍然企图隐瞒真相，避重就轻，只说了吴参谋所已说出来无法否认的部分。曾钟圣为了洗清本身的责任，一再严词质问许本人是否事前知情，要许明白交代。许继慎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他确是完全瞒着曾钟圣的。

   我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立即派人押送许继慎连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并要曾钟圣也去参预许案的审理，同时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交代。我向新集建议，许案应由中央分局指派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来审判，并根据已有线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谋者；但肃反不可与党内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凡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洗贵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四军中各军各师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严加审讯。审问的方式多为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发生重大流弊（滋生或相沿而生的弊端），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直接）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员，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过悔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头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这个案件之后，不久既召集了一个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语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失混为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的受过反革命者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联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有起来指责，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在会议中表明，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这篇报告，制成了决议，通令各地施行。在这个苏区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慎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

   后来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区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江西苏区自富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严苛，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内情究属如何，因我未曾与闻这件事，所以至今还不知其祥。

   总括来说，我们在鄂豫皖区的这次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但是在执行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纠正过来，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也是中共宁左毋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