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集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共青团）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慎那样，任意批评邝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他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当时苏区内许多农户的粮食被红军出具借条借去吃了，现在有苏维埃政府酬予偿还一部分；赤区的农民一般每天改为吃两顿粥和一顿饭），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棚中，隆重的揭幕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一堂，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中文盲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定义的旧称）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有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的行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慎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吗？”

   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慎极感不安，他辩称他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的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以往过失请大会严予处分。

   大会展开的斗争愈烈，牵涉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也受到斗争狂浪的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同时他们也自承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新集有一个新从七里坪迁来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条”的老手，也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次批评大会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一般人都觉得今后不能再乱来了。

   最后我出来结束这一场斗争。我向大会提议，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过去犯过错误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时予以处罚。有些同志曾犯过轻微的错误，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惧。

   根据我的提议，大会转而致力于纪律规范的建立。首先对妇女态度的问题，规定凡有强奸妇女罪行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对于妇女们的其他非法行为，按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规定应进行广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式结合，并在红军驻地附近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置接待室，供有夫妇关系或正式恋爱者住宿或谈话之用。

   大会通过一些条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农监察委员会，军分会之下设立军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区设置监察委员会。就由这些机构来执行维护纪律的责任。

   我们主张，说服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要相辅而行。我们反对发动苏区内自卫军和农民到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土豪的粮食，但须发动当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新分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久，多以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得同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来说，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农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鼓励同志提高农民对于分配土地的热情，指出：平分土地与巩固苏维埃政权是相互影响的；广大的农民群众，热烈的起来分土地，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稳固了，农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个苏区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汇合全国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获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我们这些努力获得相当的成效，我们虽不能将平分土地的运动扩大为到处泛滥的狂风巨浪，但却鼓舞了这个区的农民，勇敢地平分土地，与反共势力对抗。

   这次大会决定：不问已否分配土地的区域，概须发动群众，按新规定来分配。分配的标准，是以土地的收获量所值市价计算，每个穷苦农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与地混合来算，肥瘠搭配来分）。此外，这个区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如贫农雇农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地主富农分坏田，商人手工业者分得田后必须自己耕种，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这次大会决定将这些传统办法尽量予以保留。

   此外，各乡村中也还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得，如大片的森林、茶园、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设备，较大片的荒田荒地，则由各乡村苏维埃经营，名曰苏维埃公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线时代，曾利用这些公田公地，组织所谓“集体农场”。我们不赞成这种办法，提倡出租或组织合作社经营，由苏维埃征收租金，大体是经营者获得必要的报酬，其余则为苏维埃所公有。

   大会还决定了耕牛农具也要分配，但鉴于这类东西分配不易，又规定了一些实际处理的办法。由于耕牛农具的缺乏，每个农户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几户人家共分得一条耕牛，则由这几家拟定办法，规定饲养和工作的方法。以后在赤区内所通行的换工互助办法，大致就是从共有共用的制度演变出来的。

   重分土地的实行办法，是先由各村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检讨从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由各乡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会予以评定。已经适当分配的则大体不予变动，不适当的则迳（jìng直接）行变更。为了防范地主富农对于土地改革的反抗，大会主张充实贫农团，用斗争方法强迫地主富农交出被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农具等，但并没有订出任何故意打击地主富农的威风等手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乡村苏维埃造具地籍簿，颁发土地使用证。大会中许多农村代表曾主张颁发土地所有证，以确定一般农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但大会主席团认为中共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国有，如果颁发土地所有证，将强化农民的私有观念。大会终于采纳了颁发土地使用证的办法，并规定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长期性质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证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卖。

   硬性规定土地不得出租出卖，拟是这次大会土地决议的一个重大缺点。不待说，土地是农民的主要财产，如果不能自由出卖或出租，这就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大打了一个折扣；而且分得土地的农民也会觉得他虽可以耕种这块土地，但是不能自由处理它。不准出卖或出租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让农民重行失去土地和产生新的地主富农，但这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实上，当时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是有些违反这种决定，私自出租或出让这种土地使用权。

   在剥夺地主富农的政治权利上，我们倒采取了有弹性的政策。一般来说，地主富农是打击的对象，大会强调不让地主富农分子混迹于苏维埃和红军之中，但对于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而在红军中有战功、或系中共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而有工作成绩的，则视为已经革命化了，属于例外，不受歧视。其余拥护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纵然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也可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

   大会在缩小代耕制度的范围上也有具体的决定。一个农家的壮丁因参加红军去了，这一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减少了，因而需要邻近的农户为之代耕。但现行代耕办法是很混乱的。大会规定这种制度仅限于优待红军战士，而且多数是带补助性质的，换句话说，战士家属的劳动力仍须用于耕作，代耕者仅居帮忙地位，并非全部代耕。代耕者与被代耕者之间，必须互相商定何地何时需要补助劳力，以免浪费代耕者的劳力和适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于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即不脱离生产者），概不得援用红军条例要求代耕，但奖励他们与各农民间的换工互助，已解决他们缺乏劳动力的困难。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统一的农业累进税，取销过去实行过的征收和借贷余量等不正规的办法。农业累进税规定每一农户平均每人所收谷子在四担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户所收谷子超越这个基数一担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进直到收谷子超过基数四十五担者，征百分之四十三[这就是以劳动力来计算的，对于以收获量为计算标准的原则，自然又有辅助的作用，实行时又富有伸缩性，由各乡村土地委员会按各户需要和其劳动力的多寡来评定。鄂豫皖区农业累进税制，详见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七号（载《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版）]（如五口之家收谷子二十担者，免征；收二十二担者，征一斗六升，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点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担者，规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担二斗五升，合全收获量百分之二十强；再如收七十担者，则须征二十一担五斗，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强）。至于杂粮的收获则免征或减征，富农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军属烈属则减征或免征，均另有规定。

   这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鄂豫皖区各领导机构都实行改组。大会选举了一个中共鄂豫皖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为二十余人，除原特委会委员大多联任省委员外，还提拔了约半数的工农干部担任省委，京汉铁路工人刘琪，当地农民领袖高俊亭等就是这次被选举出来的。沈泽民被选为省委书记，徐立清郭述申分担宣传组织两部工作。省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则由书记及宣传组织两部部长，以及苏维埃几个主要负责人王平章郑位三周纯权等组织而成。常委会之下，除宣传组织两部外，还设有秘书处职工妇女委员会等等。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区军分会也同时改组，并改名为鄂豫皖区军事委员会，直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委员为：张国焘、沈泽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钟圣、王平章、郑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邝继勋、周纯权、陈昌浩等。我任军委会主席，蔡申熙任参谋长，陈昌浩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改由徐向前任军长，曾钟圣任军政治委员。原任红四军军长的邝继勋，调任第七十三师师长（初名第十三师，不久改为第七十三师）。原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主任。

   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委员人选几乎与军委会的委员是相同的，它只是一个决策机关。我任中央分局的书记，直接指导鄂豫皖省委会和军事委员会两个主要机构工作，不另设置执行机构。中央分局的任务原是很广泛的，须在长江以北发展党和苏维埃的组织、正规红军和游击部队，但事实上它的工作始终没有走出鄂豫皖区的范围，因而显得相当空洞。

   我们的组织虽然庞大起来，但我们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我们的人手也十分缺乏，每个负责干部都兼任几个职务，工作过于繁忙，党员的文化水准十分低落，我们的决议到达县一级的组织，便往往停顿下来，各乡村党和苏维埃的组织，甚至看不懂上级的决议。知识分子极感缺乏，命令的下达往往需要上级的委员步行到各乡村去，乡下级负责人详加讲解。这样，工作效率很低，决议的执行也要大打折扣。

   省委急谋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它调集一些得力的干部，充实它属下的地委和县委的组织，它在一般贫农和雇农中争取新的党员，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推进训练和教育工作。省委之下设有党校短期训练班补习乃至识字班等。它也奖励各县委办较低级的党校。苏区内的小学，命名虽是列宁小学，但内容则很落后。省委所出版的《党生活》等刊物，也必须经过讲解，一般同志才能了解。

   沈泽民觉得将这样幼稚的党组织，提到布尔什维克的水准，不知要花多少力量和多少时间。他取笑说这是“愚公移山”的工作。的确，这样的党员和干部，缺乏共产主义的的观念和应有的常识，自然还保有一些旧迷信和旧观念。多数正直的党员只是瞎忙，一知半解的传达命令，这就不免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少数干部仿佛是“地保”，利用职权来实现自私的目的，如分土地便不难上下其手，自己先分一份较好的土地。这真是哭笑不得的事情，严办与优容，都易发生毛病。

   军事方针的确立和领导干部的变更，是刻不容缓的重要措施。我个人认定我们当前的军事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鄂豫皖苏区，和适宜的配合各个苏区红军的行动。我们计划将鄂豫边和豫皖边两片苏区打通连接起来，并使之与上述的两片苏区衔接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鄂豫皖苏区。这样做，我们可以威胁汉口至九江的长江交通线，对于江西红军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也可以与湘鄂的红军互成犄角之势。这个计划对于当时红军干部乃至一般同志，都有过极大的鼓舞作用。

   徐向前被提升为红四军军长，一般干部为此极为兴奋。红军中军阀土匪习气受到批评，代表这种倾向的许继慎受到压抑，这就给予一般同志一个深刻的印象。一般同志觉得我们极力提拔那些思想行为都被视为正确的同志，来负担军事领导责任，是十分恰当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排斥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以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著称的曾钟圣仍担任军政治委员；许继慎受到批评，仍任第十一师师长。这在事实上说明，我们的同志若能改正错误，就不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罚。邝继勋领导能力不够，似是一般同志所公认的，现在改任第七十三师师长，负担逐渐改编地方武装，形成一个新的师，进一步发展为第二十五军，这仍是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要任务。而邝继勋这一师是直接由军委会领导，暂不受原下级徐向前指挥，这对邝个人也不是太难堪的事。一般同志觉得这样处理，是煞费苦心而又十分周到的。

   我曾向一些军事干部说明这些措施的意义，并要求他们根据上级决定，强化军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广泛的实施训练和教育，反对游击习气，严格执行军事计划，争取胜利。后来，这种军阀土匪倾向，经过了长期的和广泛的斗争，才逐渐改变过来。我们在大会里的努力，不过是个良好的开端。

   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相当可笑。少数知道苏维埃是工农政府，“苏维埃”这个字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有的说到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征兆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是苏征兆主席的儿子。从前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征兆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的确，这个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名词“苏维埃”是太生硬了，一般农民不宜懂得。

   不用说，一个政府的命名，是有重大影响的。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约三年的历史，仍不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个政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一般人只觉得这不是中国固有的名字，而是从俄国输入来的。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

   在党代表大会尚未闭幕时，我们还举行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他如CY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以及许多专业性的会议，也都次第举行了，各该会议的详情，这里从略）。这个大会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开幕的，为了是一般人易于了解起见，我们叫它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多半并非经过选举而产生，而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民众团体和红军各单位摊派出来。大会的任务偏重于一些紧急动员的工作，如强化苏维埃各级组织，重分土地，解决粮食困难，推行财政经济政策等。

   在这次大会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粮食问题。不少代表批评已往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办法不妥当。他们根据事实指出借贷粮食的混乱情形。有些热心革命的农户，粮食被借出去了，先陷于饥饿的困境，得不到偿还，而且因此也减低了一般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情绪。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在大会上承认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过失。我们也指出过去在这里所实施过的征发粮食办法固然要不得，后来改采的借贷粮食办法，也是要不得。这都是立三路线的遗毒，今后要改采征收累进农业税的办法。

   当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在新集举行，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会，共到工农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苏区内一百七十万工农兵选民选举出来的。这个区域周围的工农团体也派有约二百名代表前来观礼。这次大会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权的奠基工作。

   大会发布了正式宣言，阐述这个政府的任务，制定了临时组织大纲（我手边已无临时组织大纲的原文，《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曾载有一篇说明这个组织大纲的文字，题为《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以参阅）根据组织大纲，选出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其所属的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农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选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等十二个机构。各县乡的苏维埃组织，则较为简单；通常一个县苏维埃，设有经常性质的土地财政经济和军区指挥部等重要机构，其余则按需要设置。

   这个区域的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升级的地方政府，当然不发生根本法的制订问题。这个政府所设计的是区域性的政策和实施的条例的制订问题。许多重要的条例，如农业商业税务等条例，土地分配的条例，军区制的条例，审判制度等，都是由这次大会制定的。

   概括地说，使苏维埃政权规模具备，政令推行无阻，是我们那时努力的中心。我们要求军队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职权，如果人们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摆脱军阀土匪的恶习。红军高级将领，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规，他们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纪律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党的共同意志可以领导苏维埃政府，但党也不能因此轻视苏维埃政府的职权，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据党的决议颁行。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扩展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大，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

   我觉得中共的土地政纲，有其根本的缺点，既不易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斗争，而且偏于对内。经由游击战争发展红军的方针，也为各种条件所限制，难有速效。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更是归于窄隘。这个政权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了解和同情，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也缺乏号召的力量。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更无法建立适当的联系。特别在当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实为我们所知悉之后，我更认为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远离了反帝国主义的路线。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规定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两个并重的主要任务，但苏维埃政权却偏到土地革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没有远见，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会中重视反帝国主义以及不抹煞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主张，若拿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就更为正确了。

   我设想如果苏维埃政府能改名为“人民政府”，也许可以开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径。我所假象的人民政府仍应由中共领导，以工农势力为骨干；但它的政纲尺度则不妨放宽些，以便号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孤立于反日本侵略之外，反会被人民视为不顾国家前途，专以土地革命来损害民族的命运。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同僚们提起过这种意见，我在下文中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我自己无法作这种根本改变。苏维埃运动这个根本计划是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屡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处实行，鄂豫皖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的独断改变过来，那自然是极不好而又是不可能的事。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这个运动中，中共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了领导政权和军队的重要一课。但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失败了。它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而是在抗日战争之始，我们自动的转变了方向。斯大林这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线和中共内部一切左倾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个运动本身是左倾的，所以才产生李立三以军事冒险去促其实现的想法，其他教条主义者更只会在这条公式下兜圈子。我这个较早体验到这个运动的根本缺陷的人，后来竟为此被指为“右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时的看法是出自爱护中国革命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