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

 

　　因为这时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相当不好了，毛泽东当众讽刺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而林立果也借着“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来反讽刺毛泽东。

　　虽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文很冗长，中间夹了很多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在文革那个时代，林立果能讲出这样的话，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至少有开眼界的感觉。由此看来，林立果这个人是有头脑的，特别是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中，应该说是出类拔萃的。

　　林立果的另一份“杰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出笼时间，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3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李后主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周恩来年谱》没有直接提到这个记载的资料来源，但应该是来自李伟信的交代材料。乘第二架直升机外逃的三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活捉。后来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幕，主要是来自李伟信的交代材料，因为李伟信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唯一知情人。

　　当然，交代材料与回忆录不同。回忆录是在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作者没有压力，可以写得比较真实。而交代材料是在非自由的情况下写的，作者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往往不敢实话实说，所以对交代材料的真实性要打折扣。

　　不过现在主流的历史学者，都认为李伟信交代的这些材料虽然是“孤证”，但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所以《晚年周恩来》等书都采用《周恩来年谱》的这个记载，认为林彪是在1971年3月初授意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据文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3月21日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文革十年史》写道：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携林立果到苏州别墅，具体布置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变基地的步骤。3月18日，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驰、李伟信等人汇聚在上海，3月21日，他们遵照叶群说的“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的指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

　　（152）

　　他们这样分析形势：“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林彪“和平接班”。

　　周宇驰说：“(林彪)再过五、六年就差不多可以接班了，也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林彪)再过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林彪“被人抢班”。

　　周宇驰认为一下子不可能。

　　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

　　三、林彪“提前抢班”。

　　林立果说：“办法是搞掉B-52(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

　　慑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他们对这手着实有点心虚。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

　　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目前，主要有两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要根据林彪的意思，制定武装政变的计划。林立果说：“我看就叫‘五七一’，这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他们决定把武装政变计划定名为“五七一工程”，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一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文革十年史》提供的细节，有三点值得注意：一、他们分析了林彪接班问题的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毛泽东的威信高，只要毛泽东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们认为林彪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和脆弱的；二、他们的计划是两手准备，一方面争取“和平过渡”，另一方面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三、林立果说：是林彪让他们搞一个计划；林立果还说，他已经把他们研究的情况跟叶群说过。这也就是说，林彪和叶群都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

　　林彪在1971年3月初下决心，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前面我们提到，在1970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过得去，那时林彪还没有想到搞“武装起义”。显然，在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这四个月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促使林彪下决心搞“武装起义”的计划。因此，这四个月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促成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导火索。关于这四个月的事情，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53）

　　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这四个月内，有几件事让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

   第一件事是毛泽东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

   叶群为什么写检讨信呢？这要回溯一下毛泽东对林彪亲信“四大金刚”的处理。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处理“四大金刚”的第一件事，是让周恩来和康生出面，代表中央找黄、吴、李、邱谈话，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给四人施加压力。

   据吴法宪回忆：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9月9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8月13日修宪小组会上与张春桥争吵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的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也说：“你在8月13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修宪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8月13日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9月12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154）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

　　我就对周恩来说：“8月13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周恩来的这两次谈话，是毛泽东指示的，所以当吴法宪等人把怨气发在周恩来身上时，周恩来不高兴地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

　　当时被中央领导叫去“谈话”，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而且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们四人相互揭发，“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这样一来，四人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毛泽东希望这四个人在压力之下，出于“自保”的心理而相互揭发，来保住自己。可是这四个人顶住了压力，在9月9日和12日的两次“谈话”中，都没有相互揭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能转用新的方式，“逼”这四个人写书面检讨。

　　在当时，口头检讨是比较轻的，意味着只是犯了比较轻的错误；而书面检讨则要重得多，就是意味着犯了严重的错误。吴法宪在庐山会议后期做过三次口头检讨，但没有做过书面检讨。9月16日，毛泽东把汪东兴的检讨信批“政治局传阅”，还让周恩来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信去给林彪看。周恩来明确告诉林彪，毛泽东希望看到“黄、吴、李、邱”和汪东兴一样，写检讨信，做书面检讨。

　　（155）

　　毛泽东让周恩来直接找林彪谈，也是给林彪施加压力，他希望林彪为了“自保”，顺着毛泽东的话，亲自发话让“黄、吴、李、邱”做检讨。因为“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的。如果林彪亲自让他们做检讨的话，“黄、吴、李、邱”就会有被抛弃的感觉，毛泽东就可以把林彪与“黄、吴、李、邱”的联盟关系瓦解掉。

　　然而林彪没有“中计”，他没有出面与“黄、吴、李、邱”谈话，而是请周恩来去找“黄、吴、李、邱”谈话。周恩来找“黄、吴、李、邱”谈话，希望他们写个检讨。黄永胜坚决不肯检讨，李作鹏和邱会作也表示不检讨，只是吴法宪松动了。吴法宪在未与黄、李、邱等人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检讨书，于9月29日送交毛泽东。

　　据汪东兴回忆说：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叶群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但叶群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说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也作了批示，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

   吴法宪的报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见批回来。吴法宪很着急，又去鼓动叶群给主席写检讨报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吴法宪报告的作用。叶群回京参加国庆节，在天安门她找主席谈话，因为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叶群给毛主席的检讨报告，确实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10月14日和15日，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的报告批下来了，毛主席对他们两个人的检讨报告批得很严厉，劈头盖脑地打下来。

　　（156）

　　据邱会作的回忆，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主席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这大概是毛泽东向叶群表示，只要写个检讨，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于是叶群回来后写了一份书面检讨，10月12日交了上去。叶群写书面检讨，林彪应该是首肯的，因为这么大的事，叶群不与林彪商量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叶群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看了她的检讨信，不但没有表示宽恕，反而在她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的批语。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

   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两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毛泽东批示的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毛泽东批示的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批示的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他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毛泽东的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说我们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关于毛泽东给叶群检讨信的批示，汪东兴回忆说：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157）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邱会作有回忆说：

   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信，毛主席都批给政治局阅。江青他们看到了毛主席对吴法宪和叶群的批示，如同在庐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一样的高兴，对他们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张春桥在会上就叫服务员给他拿茅台酒喝，十分嚣张；姚文元也举杯向江青说：“我们向江青同志祝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示，尤其对叶群检讨报告的批示不给面子，实际上就是不给林彪面子，这对黄永胜震动很大，对黄、吴、李、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时我们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个批示，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提到敌我问题。”想起来当时我们也太天真了，毛主席连林彪都不想要了，我们还有什么举足轻重之处呢！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做出严厉批示，不给林彪面子呢?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58）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一条批语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对毛泽东的这句批语，吴法宪感到不服气。其实毛泽东表面上是对着吴法宪说，实际上是对着林彪说的。

　　差不多一年后的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把这件事挑明了。毛泽东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问林彪“来了个突然袭击”，肯定是有目的，肯定心里有鬼。林彪的目的是什么？“鬼”是什么？毛泽东大致是清楚的，而吴法宪等人则不一定清楚。吴法宪等人只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并没有想过林彪的动机问题。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二条批语是：“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毛泽东的意思，是责备吴法宪等人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搞倒张春桥的“借口”。9月19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让纪登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去等他，他要和这几个人谈话。这几个人毛泽东是比较信任的，毛泽东和他们谈话，其实是向他们“交底”。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病重住院，所以毛泽东没有叫谢富治。

　　据吴德回忆说：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毛主席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三个副词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吴德等人“交底”，是因为有些人本来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比如庐山会议上许世友等人跟着林彪集团揪张春桥和推举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牌，反而站错了队，帮了林彪。

　　（159）

　　所以毛泽东这次要先向吴德等人交底，也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三点：

　　一、张春桥说的话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

　　二、林彪提出的三个副词是毛泽东亲自删掉的；

　　三、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

　　这样一来，这些人就知道应该怎么去拥护毛泽东了，这就是：一、支持张春桥；二、反对三个副词；三、反对设国家主席。

　　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亲自揭开了为什么找吴德等人谈话的“谜底”。毛泽东说：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就不服，六十六军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泽东一到北京就找吴德等人谈话，是因为谢富治、吴德、吴忠等人不听“他们那一套”，这里的“他们”，显然是指林彪集团。毛泽东先向吴德等人“交底”，就是要事先把“不听他们那一套”的吴德、吴忠等人，完全彻底地团结到自己这一边。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信的第三条批语，是：“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这话其实是针对林彪说的。林彪以为在众人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好意思驳众人的面子，只好违心地当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却是敢“反潮流”的人，敢于“一意孤行”违背多数人的意见。在众人一致推举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他也不干。

　　至于叶群写检讨信，我们前面提到过，是因为叶群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谈话谈得很好，以为写了检讨就能过关”。林彪本来是不肯检讨的，因为这有前车之鉴。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比较喜欢让别人检讨的。有人说毛泽东让别人检讨，是为了“捉弄人”，这种看法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儿戏化”了。毛泽东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没必要搞“捉弄人”的报复。

　　（160）

　　因为政治家搞“捉弄人”的报复，只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对毛泽东本人毫无益处可言。毛泽东让别人检讨的目的，其实是出于维护自己威信的目的。

　　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法院起诉一个嫌疑人，而嫌疑人坚决不认罪。当然法院可以硬判嫌疑人有罪，但由于嫌疑人不认罪，不少人就会认为嫌疑人是被冤枉的，转而同情嫌疑人，甚至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正。这样一来，法院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就会有降低。

　　相反，如果嫌疑人自己认罪了，这时法院再判嫌疑人有罪，就不会有人同情嫌疑人，因为他自己都认罪了。在嫌疑人自己认罪的情况下，人们就认为法院对该人判罪是没有错的，法院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毛泽东要处分一个人，如果该人坚决不认错，虽说毛泽东可以依仗自己的权力，硬对该人进行处分。但这样的话，不少人就会认为该人被冤枉了，不仅同情该人，甚至还可能认为毛泽东的处分不公正。这样一来，毛泽东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就会有所降低。

　　相反，如果该人检讨了，自己认错了，这时毛泽东再处分该人，就不会有人同情该人，因为他自己都认错了。在该人自己认错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认为毛泽东对该人的处分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的威信就不会有损失。

　　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彭德怀和刘少奇。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因此有很多人同情彭德怀，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处理错了，党内为彭德怀翻案的呼声一直不断。而刘少奇则检讨了，认错了，把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部承认下来。刘少奇检讨书，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后来又向群众公布了。人们看到刘少奇的认错检讨书，自然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没有错，因为刘少奇本人也都认错了。这样一来，就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处理错了，毛泽东的威信得到了维护。

　　毛泽东在处理彭德怀问题上，威信是受了损失的；而在处理刘少奇问题上，威信没有受损失，这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人的态度有关。彭德怀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反而使他在党内和群众中，间接地树立起他的威信。如果刘少奇也向彭德怀那样，坚持不检讨不认错，刘少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不一样。而且毛泽东在刘少奇坚持不认错的情况下，硬打倒刘少奇，自己的威信也会受到不小的损失。

　　（161）

　　当然嫌疑人都是不肯轻易认错的，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引导”，让嫌疑人感到只要认错了，就能得到宽大处理，这时候嫌疑人就会为了得到宽大处理，而主动认错，这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因此，在林彪问题上，毛泽东也希望林彪像刘少奇那样，自己认错，写检讨书，那么毛泽东处理林彪就会好办得多。可是林彪看到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坚持不认错，不肯检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叶群做了检讨，也是对毛泽东的一大帮助，所以毛泽东要引导叶群写检讨信。但是叶群的检讨信毛泽东不满意，因为她没有实质性地承认错误，所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信上写了不少严厉的批语。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一条批语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也就是说，叶群的思想政治路线不正确，这就决定了她的检讨不能过关。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二条批语是：“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这是批评叶群的人品性格，是很重的话。因为毛泽东把叶群的检讨信和他的批语发给政治局的众人传阅，人们看到毛泽东批评叶群的人品，就会使叶群在人们中间的威信大损，这也引发了林彪对毛泽东产生忿怨。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三条批语是：“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这是间接地讽刺林彪。因为林彪集团在“九大”上大获全胜，叶群和“四大金刚”都进入了政治局。所以毛泽东讽刺林彪在“九大”以后认为自己“不得了了，要上天了”。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四条批语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因为林彪在文革中曾多次说：“马列的书不一定读，只要读好毛主席著作就行。”因此毛泽东这里讽刺林彪是“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

　　毛泽东给叶群的第五条批语是：“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这里也是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说马列的书不一定要读。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信的末尾写道：“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泽东说这句话，意思是林彪、叶群、还有黄、吴、李、邱等人，只要认错检讨，还是有出路的。希望他们赶紧检讨，争取宽大处理。

　　（162）

　　毛泽东自己说，他对付林彪的三项办法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时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毛泽东在吴法宪、叶群这些人的书面检查上加上严厉批评的批语，这就叫做“甩石头”。“甩石头”是为了打压对方的政治空间。以当时毛泽东的威信，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人，其他人就会自动疏远该人，甚至会主动检举揭发该人的问题，这样一来，该人在政治上就会被逐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二次“甩石头”，是1970年12月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间接地批评了林彪，所以这也是一次对林彪的“甩石头”。经毛泽东本人批准，中共中央把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石头”，甩到了全体党员中间。

　　毛泽东与斯诺这次谈话时间较长，内容也很广泛。在谈到计划生育问题时，毛泽东是赞成的：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毛泽东的第二个话题，是尼克松访华的问题，这个话题当时没有传达下去，我们放在后面分析。毛泽东的第三个话题，是个人崇拜：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163）

　　毛：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的时候。《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刘少奇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是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刘少奇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

　　毛泽东这里说明文革初期要搞个人崇拜的原因，他指出：“那时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权，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夺权，也就是夺“党权”、“宣传权”以及“地方行政高官的权”。而现在这些大权，毛泽东基本上夺过来了，因此也就不在需要再搞个人崇拜了。

　　毛泽东继续说：比如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

　　（164）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说“四个伟大”讨嫌，甚至说“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四个伟大”。斯诺不一定清楚“四个伟大”的含义，但只要是对政治敏感的中国人都清楚，“四个伟大”是林彪的象征。说“四个伟大”讨嫌，就是影射林彪讨嫌；说总有一天要去掉“四个伟大”，也就意味着总有一天要去掉林彪。毛泽东还说“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泽东这里说的“那一套”，显然是指林彪的那一套。林彪听到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这么绕着弯子奚落他，还把这些话大张旗鼓地传达到全体党员，不可能不产生忿怨。

　　毛泽东把这次与斯诺的谈话传达到基层，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让大家的思想转弯，给大家说明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人们有个朴素的疑问：在文革初期大张旗鼓地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不反对，为什么这时候又开始反对了？

　　因此毛泽东在谈话中解释说，他当初赞成搞个人崇拜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并且说，过去为了反对蒋介石，中共树立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他们不但不行，反而成了革命的阻力，所以毛泽东说“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这样一来，毛泽东借着这次谈话，把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传达给全体党员。这就是文革初期为了打倒刘少奇，搞个人崇拜是有必要的；现在刘少奇已经打倒了，所以个人崇拜也就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借与外国人谈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全党，也是高明的一招。如果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做一次讲话，来解释自己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反而很不自然。

　　最后斯诺问毛泽东“党现在怎么样？”，毛泽东坦诚地说：“不怎么样。”毛泽东对当前党的状况，是相当不满意的，这也是毛泽东要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原因。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二项办法是“掺沙子”，首先是在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中，掺入非林彪派系的人。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是由叶群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五人组成的，这时林彪可以完全控制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毛泽东向军委办事组掺入谢富治和李德生两个人，不过此时林彪也还可以掌控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继续向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4月，纪登奎和张才千参加了军委办事组，之后毛泽东还准备让李先念也参加军委办事组，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而作罢。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此后叶剑英代替了林彪，成为除毛泽东之外，军队中权力最大的人。

　　再者，毛泽东对林彪的“挖墙角”，也并不是一次性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又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对林彪进行二轮“挖墙角”。

　　（165）

　　毛泽东要对林彪动手，就不得不事先做出各种防范，包括防范林彪集团搞政变。毛泽东要防范第一个重点是政治中心北京。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前，先拿掉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罗瑞卿，再拿掉独霸一方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再改组北京军区。

　　文革前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杨勇，政委为廖汉生。杨勇与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因此，毛泽东以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为由，1966年5月成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等人组成的首都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北京卫戍区。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林彪，对北京周边的军队进行了调配，防止刘少奇的死党铤而走险。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著名《五一八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件事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毛泽东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6年5月做好军事部署之后，1966年8月亲自写《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举拿掉刘少奇。毛泽东在拿掉毫无兵权的刘少奇之前，还要对北京地区进行防范性的军事部署，那么毛泽东这次拿掉对军队有很大影响力的林彪，在此之前肯定要进行一些预防措施。

　　1970年12月，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将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撤职，换上毛泽东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掌管北京军区。

　　林彪从上次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之事得到了经验，认为毛泽东这次改组北京军区，就是针对他林彪来的，这也就是毛泽东要对他动手的前兆。因此，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加剧了林彪的危机感，促使他做出制定暗杀毛泽东《五七一工程》的决定。

　　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也是用“甩石头”的办法，第一步是制造石头。1970年l1月16日，中央做出《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该指示说：“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毛泽东通过中央文件，号召高官们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这样对陈伯达的揭发材料，就成为毛泽东进行“甩石头”的石头。果然，该中央文件发下去不久，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就送上来一份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166）

　　据我们知道，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圣经”，北京军区负责人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三十八军的这份揭发报告，正是毛泽东想要的。于是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块石头甩出去，在这份揭发报告上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北京军区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这里提到林彪对陈伯达“有意见”，这应该是强加给林彪的。毛泽东这么说，是要把林彪和陈伯达分开来处理，这是毛泽东常用的“各个击破”手法。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借着三十八军的揭发报告，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对林彪实施第二步的“挖墙脚”。

　　邱会作回忆说：

   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称之为“挖墙脚”。会议表面上是解决庐山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其实，北京军区并不是林总的“地盘”，他也从没有安插过干部。主席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主要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高过一切的。

　　邱会作这里也说，毛泽东召开华北会议，是针对林彪的，改组北京军区，是为了北京的安全。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其内容大致是：对庐山发生的问题，是陈伯达兴风作浪捣的鬼。他不仅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历史上也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一句话不说，这时江青来劲了，她说：“以牙还牙，过去他们怎样整我的，我就怎么还击，我是不管他姓什么。陈伯达在庐山那样的表现是仗势欺人，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

　　江青的话很显然是指批判林总和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

　　周总理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立即带有情绪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

　　黄永胜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态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批判陈伯达的指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他说话的音量相当大，也略有点神气。

　　（167）

　　周总理看到会议难以继续开下去，于是就采取老办法：“今天的会到此为止。”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指示，要召开华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会议。”这就是华北会议的由来。

　　华北会议表面上是解决陈伯达对华北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了夺北京军区的权。人们都称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华北三巨头，主席对他们不信任不放心了，换上主席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去掌管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他们，经过华北会议之后都下台了。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江青提出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幕后人”显然就是林彪，而“轿夫”显然就是黄、吴、李、邱等人。此时周恩来没有支持江青，而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压江青。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因为毛泽东的指示中，只有批陈伯达，并没有批“幕后人和轿夫”。周恩来这里偏袒了林彪。

　　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回忆说：1970年12月，召开了华北会议。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李雪峰后来被撤销了职务，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后来又被开除了党籍，整得很惨。郑维山也被免职了。粉碎“四人帮”后，李雪峰的党籍也恢复了，先任政协委员，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任委员。

　　其实李雪峰和郑维山，并非林彪死党，但由于李雪峰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而且在庐山会议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李雪峰没有反对陈伯达的发言。

   据吴德回忆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为什么你们华北组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李雪峰的这种态度，当然被毛泽东怀疑是陈伯达的重要支持者。

　　另外，被说成是“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六号简报》，又是李雪峰的秘书起草的，这些事都让毛泽东对李雪峰产生怀疑。至于李雪峰派秘书去烧文件，这就更让人怀疑了。因此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后，李雪峰被打成林彪死党，开除了党籍。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认定李雪峰与林彪无关，给他平反，恢复党籍，并安排了工作。

　　（168）

　　关于华北会议，李作鹏也回忆说：

   1970年12月，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这个会议的起由，是三十八军的《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引起的。华北会议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并指定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和我负责会议的日常具体工作。

　　黄永胜看到毛主席亲笔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后次序（依次为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李作鹏），征求我的意见：“工作怎么搞法？”

　　我说：“最好由李、纪牵头，我们协助。如果他俩不愿牵头，那你就应多尊重他俩的意见，挺身而出，大胆工作，绝对不可采取消极观望态度。”

　　黄永胜说:“难哪！”

　　我又说：“遇事多向总理请示。”黄永胜表示同意。

　　华北会议采取小组会议、中型会议、全体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是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等人的错误。毛主席决定李雪峰、郑维山隔离审查，北京军区由李德生、纪登奎领导。

　　据李作鹏回忆，在华北会议上，黄永胜排名已经在李德生和纪登奎之后了。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而李德生只是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的组员，毛泽东把黄永胜排在李德生之后，意味着黄永胜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对此，吴法宪也回忆说：

   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毛泽东看看黄永胜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11月13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关于华北会议的情况，邱会作还回忆说：

   华北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总结，并宣布了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毛主席称赞华北会议开得好，解决了主要问题。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江青在会议上表现得非常不像话，动辄训人，甚至骂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也无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问题，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问题也要撤销职务，是不妥的。当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郑维山就不重要了。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在文革后期是一个得到毛泽东信任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是怎么看上李德生的呢？

　　（169）

　　《李德生回忆录》说：

   毛泽东选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单从李德生在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成绩，不是单看文字报告就确定的。毛泽东从许多方面调查情况，多次当面考察，毛泽东后来亲自对李德生讲过：“我不是只从南京军区，而是从多方面了解你的。”

　　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泽东两次当面考察李德生的情况。第一次是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的编组名单，当他念到华东组列席的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道：“哪个叫李德生？”

　　毛泽东虽然在多次文字报告中，熟悉了李德生领导的十二军在安徽“三支两军”的情况，却未见其人。周恩来当即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十二军军长。”

　　周恩来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也有点奇怪，毛泽东为什么对一位列席人员、一位军长感兴趣，不由得回过头来看李德生是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当着众多参会人员，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毛泽东确实不认识李德生，而李德生当然认识毛泽东。他对于毛泽东的点名，也感到有点意外。

　　毛泽东再次发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啊？”

　　李德生大声回答：“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毛泽东接着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李德生回答：“52岁。”

　　两个月前，毛泽东亲自决定转发十二军制止武斗的经验，现在他还要直接听听李德生的看法，又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人们掉转目光，准备听李德生介绍经验，不料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

　　大家以为只是开场白，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已经讲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阵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引导到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在宣布编组名单的时候，出现毛泽东同列席人员这样大段对话，是很少有的事啊。

　　毛泽东提拔李德生，并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部下，甚至毛泽东一直不认识他。李德生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人，历史上与毛泽东没有特殊关系。作为一个领导人，提拔重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担当至关重要的职务，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可见毛泽东是胆大的人。

　　（170）

　　《李德生回忆录》说：

   毛泽东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谈话，是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宣布选举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结果，在念到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

　　李德生摘下军帽，露出一头浓密乌黑的寸发，宽宽的额头，微微谢顶。他端庄地面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泽东看到这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负过6次伤的老红军战士，正值壮年，体魄魁梧，红光满面，风华正茂，当时年已76岁的毛泽东不禁再次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答道：“我53岁了。”

　　比李德生年长23岁的毛泽东，接连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

　　毛泽东在两次与李德生见面之后，就决定重用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这次改组北京军区时，毛泽东又大胆地启用李德生担当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

   《李德生回忆录》对此写道：

   1970年12月19日，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请他立刻回北京，说是主席有事情找他。第二天，12月20日，就乘空军派来的专机赶回北京。李德生下了飞机，没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

　　毛泽东见了李德生，显得很高兴，问道：“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泽东特地把他叫回来，要谈什么事情，显然不是谈安徽的情况吧。他简要地汇报了一下安徽的情况。

　　果然，毛泽东没有接着问下去，而是郑重地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

　　李德生毫无思想准备。他一直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了。李德生向毛泽东建议：“主席，北京军区的工作任务很重，我努力去做好。总政治部的事还管不管？”

　　李德生想：如果不管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少兼一个职务了。

　　不料毛泽东回答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

　　据李德生回忆，毛泽东亲口对他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这也就是说，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没有和林彪商量过，毛泽东只和周恩来商量过，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心已经很重。

　　林彪得知毛泽东不跟自己商量，就任命李德生为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这当然让林彪非常不满。因为林彪名义上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负责人，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居然不通过林彪，可见林彪的实权已经被剥夺了。这也是促使林彪下决定制定《五七一工程》的原因。

　　（171）

　　自从毛泽东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北京军区等军队下层已经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可是中央军委还没有动静，这是因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没有做出搞“批陈整风”的指示，林彪这是明显地抵制毛泽东的“批陈整风”运动。林彪抵制“批陈整风”，这就让他的亲信“四大金刚”为难了。

　　这时候，林彪采取了“超然”的做法，就是不对“四大金刚”做指示，让他们凭自己的想法去自行其事。林彪这种“超然”的做法也是高明的，如果此时林彪继续给“四大金刚”做指示，一来正好给别人抓住把柄，说他们搞小集团，二来也让“四大金刚”为难。

　　如果林彪指示“四大金刚”不搞“批陈整风”，显然与毛泽东的指示相抵触。如果“四大金刚”不执行林彪的指示，那是不给林彪面子；执行林彪的指示，又要得罪毛泽东，所以他们将非常为难。所以林彪这时不做指示，任凭“四大金刚”自己行事，反而给“四大金刚”减少了让他们为难的事情。

　　在“批陈整风”的问题上，“四大金刚”也很知趣，也不去向林彪请示，这样双方都可以避免尴尬和为难。不过“四大金刚”与林彪不同，他们并不想彻底得罪毛泽东，还想给自己留后路，所以就不得不搞一些象征性的“批陈整风”，以便向毛泽东那边交差。

　　为此，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考虑召集军队高官开一次“批陈整风”的军委座谈会，做出一个“批陈整风”的样子，企图以此向毛泽东交差，“蒙混过关”。因为此时林彪已不对他们做指示，黄永胜就与其他几个“金刚”商量。

　　据邱会作回忆说：

   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

　　我认为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的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日期就定下来了。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军委座谈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为：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的首长和负责人，近一百五十人参加。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黄永胜在开幕式上讲什么话，又是一场争论。

　　（172）

　　我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首先要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现在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限，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黄永胜对我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

　　我对黄永胜的话是明白的，他说的“大局”就是指林彪反对江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是同意黄永胜的观点的，不应该把林彪和江青的矛盾摆到毛主席面前去，这样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我说：“在批陈的同时，军委办事组不做检讨，能够叫做批陈吗？”

　　我说出这句话后，大家都瞪着我。发言后，我自己很后悔，但又觉得自己的话是应该说的。

　　据邱会作回忆，此时四大金刚内部已经出现意见分歧，邱会作认为他们几个人应该赶紧做自我批评，与陈伯达划清界限，自己“解放”自己，可是黄永胜等人不同意。黄永胜是坚定支持林彪的，坚持要顾全“大局”，也就是不能只顾自己“解放”自己，而背叛林彪。黄永胜还说“自我批评不能涉及别人”，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林彪和叶群。因为黄永胜的意见占上风，邱会作只得“少数服从多数”。

　　邱会作还回忆说：

   就庐山问题来说，我始终是心情沉重的。因为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如果问题升级涉及到林总，就是党内大局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

　　邱会作这里说“由于林总不点名地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纵观林彪的历史，他是很少主动整人的，极少不点名地批评别人，因此大家都对他口碑不错。林彪批判彭德怀和刘少奇，那是为了拥戴毛泽东，并不算林彪主动要整彭德怀和刘少奇。

　　（173）

　　如果林彪是康生那样喜欢整人的性格，那么林彪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毛泽东还不会太在意。而有“不整人”口碑的林彪，这次却一反常态地主动批评张春桥，就让毛泽东感到不寻常，以至于认为“有鬼”。

　　邱会作说“林彪的政治生命就取决于毛泽东的一句话”，这话也不对。林彪的斗争技术大大高于邱会作这些人，毛泽东不可能一句话决定林彪的政治命运，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双方都有胜负的可能。毛泽东如果把林彪搞成“彭德怀第二”，毛泽东也不算胜利，因为打倒彭德怀使毛泽东的威信受到相当的损失。毛泽东并不希望用自己损失很大威信的代价，来换取打倒林彪。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军委座谈会2月15日就结束了。会后，黄永胜还是不肯检讨，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此没有错误。公道地说黄永胜说得对，但主席那里不这么认为。总理叫我给黄永胜做工作，我也没有做通。

　　我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就把问题的实质给点穿了。总理对我说：“什么在会上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我一字一句地把总理的话传达给黄永胜，黄永胜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检讨吧。我不检讨，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检讨，把你们憋得够呛吧？”

　　接着黄永胜又说：“我们不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宗派主义呢。”看来黄永胜还是没有想通。不过，这时黄永胜肯写检讨了，我和李作鹏也前后写了检讨。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讨论是不是检讨的问题时，完全没有向林彪请示汇报，也没有跟叶群商量。“四大金刚”不向林彪请示汇报，他们少为难，林彪也少为难，双方心照不宣。“四大金刚”只是跟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说服了黄永胜做检讨，于是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就可以一起跟着做检讨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1971年4月19日，毛主席在周总理有关计划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这个批示像晴天霹雳一样，把军委办事组多数人的脑袋都打昏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不批陈”的批评，是庐山会议以后最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对军委办事组极为不利。黄永胜急得嘴唇也抖动了，他说：“你说问题在哪里？”

　　我说：“散会再说。”

　　散会后，我到了黄永胜的房子里，黄永胜很沮丧地坐在沙发里。我说：“我们的会开了这么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陈伯达的材料批判陈伯达，我们自己没有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揭发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

　　我说：“我想在主席看来，军委办事组是否批判了陈伯达，唯一的标准是我们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评。我们犯了错误的人不进行自我批评，就是不批判陈伯达，我们的座谈会，是开了一个太失败的会。”

　　（174）

　　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震动很大，我们给主席写检讨，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2月20日，我们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毛主席当天就做了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让我们作检讨，又表示让我们过关，毛主席还批道：“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我们当时的思想是：有抵触情绪，又认真作检讨；想不通，又对毛主席感激万分。

　　前面邱会作提到，他和黄永胜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结局，会不会出现？”黄永胜他们吃不准毛泽东对林彪的最后态度，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的处分，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像处理刘少奇那样，彻底打倒；第二种是像1958年处理周恩来那样，在一段时间内把周恩来整得够呛，但最后又让周恩来过关了，周恩来又官复原职，重新掌权了。

　　如果是彻底打倒林彪的第一种情况，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与林彪彻底决裂，反戈一击，就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但如果是林彪最后过关的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那就要彻底得罪林彪。等以后林彪官复原职，重新掌权，林彪能放过他们几个吗？那时候林彪肯定会像整倒杨成武那样，把他们几个全整倒，而毛泽东也不会救他们。

　　因此，黄永胜他们跳出来揭发林彪，既可能是一步好棋，也可能是一步臭棋，这全取决于毛泽东最后将怎么处置林彪。黄永胜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尽管对林彪不满，要整一整林彪，但最后还是要让林彪过关的，毕竟他们是“亲密战友”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林彪的结局将是第二种的“最后过关”。当年高岗试图扳倒刘少奇，也是没有看出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不满，在那时只是想把刘少奇整一下，最后还是要让刘少奇过关的。

　　黄永胜等人基于林彪将“最后过关”的假设，那么他们现在的明智做法，就是尽可能不要得罪林彪。所以黄永胜等人，就想在军委座谈会象征性地批一下陈伯达，向毛泽东“交个差”，试图蒙混过关。因为他们做检查将要牵扯到林彪，既然他们认为毛泽东最后是要让林彪过关的，那么毛泽东就会让他们也过关。可以没想到毛泽东根本不让他们过关，这似乎也就是不想让林彪过关了。

　　这下黄永胜等人着急了，赶紧准备做检讨，写检查。因为毛泽东表示要给他们出路，他们还很感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