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文革打响了

　　（1）

　　1966年3月22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在外交部长陈毅夫妇的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等国访问。出行时刘少奇的派头是很大的，到机场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全国人大的七位副委员长，国务院的三位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四位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自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如此前呼后拥的隆重仪式及场面，刘少奇已经享受过很多次了，但此时的刘少奇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享受中国最高规格的送行典礼。当时刘少奇对时局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已经正式发了下去，时局稳定下来了，暂时用不着担心。

　　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十足火药味，也没有引起众高官的警惕。甚至，毛泽东在会上都没有“敢”骂彭真，只是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通小人物的吴冷西，这让刘少奇感到毛泽东已经是黔驴技穷，更加放心地出国访问去了。

　　彭真在送走刘少奇后，也是傲气十足。当时日本共产党来华访问，向彭真提起《海瑞罢官》的时，彭真居然在外国人面前，公开抱怨毛泽东说：“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

　　3月31日，康生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讲话的同一天，也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彭真还没把毛泽东的讲话太当一回事，对康生敷衍地说：“我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二月提纲》也可以修改一下。”

　　可是当彭真得知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时候，他马上感到大事不妙了。在自己的保护伞刘少奇远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关键的时刻，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整”他的话，自己肯定在劫难逃。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都会本能地“自保”，彭真当然也不例外。现在等刘少奇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刘少奇还要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而那时若生米煮成了熟饭，后悔晚已。彭真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那么怎么才能“自救”呢？彭真当时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戴罪立功”。

　　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已经是“罪人”了。现在彭真要趁自己还有权的时候，做一两件对毛泽东讨好的事，戴罪立功，以求宽大处理。怎样才能“立功”呢？彭真想出的方法是“丢卒保车”。

　　毛泽东已经点名批评了“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此时彭真来个“反戈一击”，帮助毛泽东批判“三家村”的主人，说不定能得到毛泽东一定的宽恕。于是彭真就准备抛出“三家村”的三位作者，转移斗争大方向，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刘少奇。

　　（2）

　　4月3日，彭真马上召集北京市长刘仁，邓拓等一批亲信，到他家里开会。彭真首先告诉与会者，周恩来已经改变立场，同意推翻《二月提纲》了，现在我们这些人到了危机关头。彭真这个人直爽，并不隐瞒自己的意图，说：“现在‘守’肯定是不行的，只有设法争取主动。‘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

　　彭真虽然没有明说，但参会的人都知道，彭真这是要抛出“三家村”来“丢卒保车”了。这时彭真借用一句江湖上的话，对众人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了”。

　　彭真这么一说，参会的人都心中一酸。不过大家也都明白，他们这个团体到了存亡危机的时刻，必须有人出来掩护大家撤退，必须有人牺牲自己来保全大家，否则大家都得完蛋。

　　这时邓拓站出来了，拿出英雄气概说：“我犯了错误，由我自己负责，其他人没责任。”

 

邓拓与夫人丁一岚

 

　　邓拓知道，现在“三家村”中的吴晗和廖沫沙已经被批判了，他想逃也逃不过去的，不如站出来承担责任，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保全彭真和其他人。

　　大家一方面佩服邓拓的勇气，一方面也知道，此时彭真只能对邓拓“挥泪斩马稷”了。彭真安慰邓拓说：“很快就发表批判你的文章了，你改了吧，改了以后还可以做文化战士。我准备把你下放到顺义去，那里条件好，可以做出成绩来，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

　　彭真又面对参会的人，称赞邓拓说：“我们对邓拓同志的本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但他不是反党的，我们都知道，只是别人不知道。”

　　会后，彭真指示北京市委赶紧写一份《关于邓拓所犯错误的报告》，并说：“责任要写的含糊一点”。当《报告》出来以后，彭真把其中一句“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这份报告于4月8日上报中央。

　　4月10日，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批判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管吴晗和廖沫沙，他只能“包庇”邓拓一个人了，彭真说：“我对批判吴晗、廖沫沙没有什么牵挂，就是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邓拓的问题和吴晗的问题不一样，吴晗这个人是一贯反共的，邓拓在抗日战争时赶着毛驴办粮很艰苦，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应该区别对待。”

　　（3）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次彭真没敢“浑水摸鱼”，而是真正上纲上线地批判，文章中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借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丑化革命派，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邓拓同志吹捧死人，借古讽今，大量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时《北京日报》还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写道：“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是错误的，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

　　彭真用这个《编者按》，一方面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声明要“戴罪立功”，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三家村’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次彭真是抢先在全国的报纸上，第一个点名批判“三家村”，试图来一个“丢卒保车”，争取主动。

　　但彭真的企图马上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说：“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企图以牺牲吴晗、邓拓，来换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过关。”于是毛泽东立即指示通知全国报刊，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文章和按语。

　　上次彭真不让转载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这次毛泽东也不让转载彭真的《批三家村》，算是对彭真的一个对等报复吧。只是《新华社》下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北京日报编者按》，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

　　《新华社》是隶属于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的宣传系统，主要面对国外的宣传工作。《新华社》广播了彭真的《北京日报编者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是因为疏忽大意犯了错误。”

　　周恩来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不太可能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疏忽大意”。《新华社》的披露，应该是表达了周恩来对处理彭真的一种态度：不希望把彭真一棒子打死。毛泽东尽管很不高兴，但也拿周恩来没办法。

　　1966年4月16日以后，邓拓就被停职检查，此时邓拓把希望寄托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身上。但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之后，对邓拓的批判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5月16日，中共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邓拓很清楚党内斗争的规则，一旦他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那就是宣布了政治死刑。邓拓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选择了“死”。一方面邓拓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人，他没有接受大批判的勇气；另一方面，邓拓希望自己的死，能够最后保护彭真他们一次，因为报纸上明确地说：“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

　　（4）

　　邓拓在5月17日夜，服药自尽，时年54岁。死前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北京市委的，一封是给妻子的。邓拓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说：“许多工农兵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邓拓先表示他对批评“毫无怨言”，之后又写道：“文章是我写的，别人不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到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

　　这里邓拓把责任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声明与彭真等人无关。邓拓最后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遗书的结尾，是以口号结束的：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囯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之所以这么喊口号，是因为他想保护他的妻子儿女。邓拓知道中共的方针，如果他死前高呼万岁，向党表忠诚，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得到比较宽厚的待遇，不会因他的死而受到太多的牵连。

　　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说：“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明白，他如果给丁一岚写一封长信，反而有可能把她也牵连进去。要保护丁一岚，这封信越短越好。也许正因为邓拓临死之前煞费苦心地保护家属，夫人丁一岚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一直活到1998年。而另一位“三家村”人物吴晗的夫人袁震，则在文革中被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1969年3月过早地去世了。

　　1969年10月11日，在邓拓自尽三年之后，“三家村”的第二位主人吴晗死于狱中。“三家村”的第三位人物廖沫沙，倒是把牢底坐穿，1979年平反，一直坚强地活到1991年。

　　“三家村”人物的结局当然是悲剧，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如果那时刘少奇胜利，毛泽东失败，那么邓拓、吴晗等就会成为英雄，而张春桥、姚文元等就要坐牢了。书生投身于政治的时候，就要有杀头坐牢的心理准备。

　　据说在张春桥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女儿准备结婚，张春桥告诉他未来的女婿说：“与我张家结亲，是要有杀头坐牢准备的。”可见张春桥早就料到，搞政治这行，必须承受杀头坐牢的风险。

　　（5）

　　再回到1966年4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周恩来的意见，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这件事，而是由级别较低的“中央书记处”来讨论这件事。这种低调处理方式，显然不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但毛泽东也不好拒绝周恩来的建议，他不能不给周恩来这个面子，因为他还需要周恩来帮助打倒彭真和刘少奇。于是毛泽东急召在外地视察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1966年4月9日，邓小平回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上，首先是康生传达毛泽东不久前的谈话，然后批评彭真对《海瑞罢官》搞“学术批判”，是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彭真辩解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我总想再放出来一些错误观点。现在看来，新的错误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

　　陈伯达则对彭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批评，彭真辩解说：“我各方面都不落后，国难时期北京坚持了三面红旗，顶住了单干风，只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后了，原因是我不懂。”彭真特别强调说：“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定下“调子”，说：“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对这次重大错误作了初步检查。”这次会上邓小平是拥护毛泽东的。为什么邓小平拥护毛泽东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要涉及的范围。

　　另外，这次会议还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是宣布撤销《二月提纲》；第二是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小组，重新起草一份提纲。陈伯达小组的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等人，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

　　会后，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简单的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但这个通知里，并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撤销《二月提纲》，更没有说《二月提纲》有什么错误。这是一种“蒙混过关”，当然毛泽东不满意了，因为他要批判《二月提纲》，而不是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也知道，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来处理这件事，是不可能让他满意的。于是毛泽东于1966年4月16日，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

　　其实，毛泽东本来就打算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上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那不过是给周恩来面子。现在周恩来的面子也给过了，毛泽东就亲自出面处理这件事。然而，毛泽东这次会上要解决的，不仅是彭真一个人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问题。

　　（6）

　　毛泽东早想打倒陆定一，曾多次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散中宣部”。但毛泽东说归说，真的要打倒陆定一，总得有个理由才行。这次又是天上掉下来一个打倒陆定一的理由，那就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刑事案件。

　　严慰冰写匿名信给林彪，是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至今迷雾重重。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是：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6年的之间，化名“基督山”、“王光”、“黄玫”等，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分别寄给林彪，林彪夫人叶群，以及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匿名信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披露完整，仅从披露出来的琐碎信息总结，其主要内容有三方面：

　　一、称叶群伪造自己的履历，是假党员。

　　二、称叶群在延安时与多个男人鬼混，包括后来被枪毙的王实味。

　　三、称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不是叶群和林彪生的，甚至暗示林豆豆是叶群与刘少奇的私生子。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在写给豆豆的匿名信里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

　　匿名信里有一首打油诗，含有一至十的数字，写道：“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八(拔)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这些匿名信的内容无法证实，客观上起到破坏和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的作用，这也可能是后来林豆豆没有跟父母一起登上三叉戟的一个契机。这种匿名信确实侮辱人格肆意诽谤，已经构成了刑事罪，严慰冰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入狱。

　　严慰冰写这些攻击林彪的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在分析严慰冰的动机之前，先看看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现在有一种传言，把破案过程说得活灵活现，甚至很多报刊杂志都是这么说，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传言如此这般：严慰冰案子是1966年春天侦破的，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跟匿名信的字迹很像，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陆定一严慰冰夫妇

 

　　（7）

　　其实这个传言是很拙劣的。第一、叶群在1966年上半年，一直陪林彪在苏州疗养，并不在北京；第二、叶群这样身份的人外出，都有警卫员跟随左右的。而警卫员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让陌生人靠近叶群，以免遭到暗杀。严慰冰踩到叶群的脚，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太近了，叶群的警卫员早就出手挡开了。

　　严慰冰案的破案过程，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过分析，这里不再重述，只是略述一下要点。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着匿名信到中宣部核对严慰冰的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写。这个案子虽然破了，但因为是牵扯到中宣部夫人的大事，公安部不敢自己处理，于是上报到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那里。但彭真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既没有报告毛泽东，也没有告诉林彪。由于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公安部对严慰冰不敢采取行动，任凭严慰冰继续给林彪写匿名信，让林彪的“受害”多了两年，直到1966年严慰冰被捕为止。

　　从1963年夏到1966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彭真为什么要压着这个案子呢？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事情暴露，陆定一一定受牵连。毛泽东本来就想“找茬”整陆定一了，彭真压住这个案子，就等于保住了陆定一。第二个原因是破案上的需要：这件事也许不是严慰冰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团伙的行为，所以暂时不惊动严慰冰，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不管怎么说，有了案情的需要，彭真就可以为自己压住严慰冰案，找到推脱责任的理由。

　　这个案子最费解的问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写匿名信是神经偏执狂的发病行为；第二种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出于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痛恨，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之后；第三种也说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她写匿名信是受人指使的政治阴谋，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文革期间。

　　第一种说法说严慰冰有精神病，它的根据是，陆定一曾带严慰冰到医院去看精神科，但当时的医生诊断，并不认为严慰冰有精神病。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严慰冰的精神状态：1971年，林彪叛逃10天后，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严慰冰忽然连连大笑，专案组看到她的行为可疑，就提审她。

　　严慰冰突然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林副主席出事了！”

　　那时林彪事件还在保密中，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事了，关在狱中的严慰冰怎么会知道呢？严慰冰得意地说:“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

　　原来，狱中的严慰冰每天都仔细阅读《人民日报》，那时报纸上总是说“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而这几天报纸上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所以她猜测出林彪出事了。从这件事来看，严慰冰的表现完全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8）

　　另外，1978年严慰冰平反出狱，也说明严慰冰没有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案件是不存在“平反”问题的。严慰冰出狱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1982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哪有精神病患者加入作家协会的。所以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病”的说法，并不让人信服。

　　第二种说严慰冰写匿名信，并非因为精神病，而是与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延安时期，严慰冰和叶群都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严慰冰对叶群的生活作风和品行看不惯，对她的历史也有很大的怀疑。严慰冰从清查历史档案中发现，叶群隐瞒了历史，隐瞒了年龄，是一个无人介绍的冒牌党员。从1960年开始，叶群以林彪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成为颐指气使的女霸，为林彪结党营私，阴谋夺权开路。这一切，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曾对二妹严昭说：“林彪不甘寂寞，叶群是个妖精，我看总有一天他会扰乱江山的。”当1960年林彪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时，严慰冰更意识到林彪的狼子野心，萌发了她痛骂林彪和叶群一家的念头。

　　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是这样一件事：叶群对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一贯歧视和虐待，连节假日也不准她回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放假，在该校就读的林晓林有家难归，像孤儿一样到处游荡。1961年，严慰冰到哈军工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大儿子陆德，知道了这一切，对叶群的这种做法很气愤，就写了大量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严慰冰的匿名信如匕首、似利刃，狠狠刺向林彪、叶群的心窝，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第三种说法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想要迫害林彪。其实这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是一致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第二种说法赞扬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而第三种说法则批判严慰冰对林彪的“迫害”。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1960年到1966年，狗胆包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旧中宣部阎王殿活阎王陆定一的臭婆娘)，抛出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的匿名信，竟达数十封之多，妄图污蔑、中伤林副统帅。严慰冰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忠实干将，长期以来，严慰冰为配合这一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目的，写了大量的反革命匿名信，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以达到她配合彭、罗、陆、杨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9）

　　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十分清楚。他为使严慰冰“合法”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与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密谋，从1961年就把严慰冰伪装成精神病患者，以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卫生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史书翰等直接参与并策划了包庇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书翰知道他们的罪行必定会被揭露，十分紧张，说：“有些问题说出来，同志们追问怎么办？在严慰冰的问题上，我洗也洗不清了。”1966年8月25日，史书翰已感到其反革命罪行无法掩盖，突然服安眠药畏罪自杀，于27日死亡。

　　史书翰是中央保健局局长，当时说陆定一逼史书翰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事发后史书翰自杀。

　　尽管对严慰冰的作案动机仍然不太清楚，她试图让林彪生气烦恼，损害林彪的身体健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时林彪的身体是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之一，如果林彪在文革前病逝，那么毛泽东要想发起文革，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把林彪“气死”，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臂膀，间接地阻止了毛泽东发起文革。严慰冰有这样的政治动机吗？从上述第二种说来看，严慰冰是有这样的政治动机的，但只是个人行为；从上述第三种说来看，严慰冰不仅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从种种迹象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在1966年4月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这件事，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入狱。

　　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66年4月才知道这件事呢？大概是彭真的队伍里出了告密者。因为1966年4月2日之后，周恩来的态度转变了；4月8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真被严肃批评了。这时候，彭真队伍中的某些人，看到彭真不行了，要垮台了，所以这些人赶快改换门庭，揭发彭真的“罪恶”，把这件事揭发出来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吗？刘少奇本人在1966年6月27日的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

　　从刘少奇讲话的口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只是这件事交给彭真去处理，他没有直接管。

　　那么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吗？据邱会作回忆说：“在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恩来厉声问陆定一是否知道，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

　　从周恩来讲话的口气和动作来看，他似乎不知道这件事。这也就是说，彭真只把这件事报告了刘少奇，瞒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当事者林彪。

　　（10）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两大部署：第一个部署是打倒彭真和陆定一，搬走了打倒刘少奇的绊脚石；第二个部署是准备搞文化大革命，起草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次杭州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月16日到21日，这段时间刘少奇还在国外访问;第二个阶段是4月21日到24日，这段时间刘少奇回国了，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重点，参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主要是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案子因为不是政治问题，不需要在会上揭发批判。等刘少奇回来后，彭真和陆定一已经“靠边站”了，刘少奇已无力挽局，只好承认这个结局。

　　这次杭州会议是突然召开的，据参会者宋任穷回忆说：“4月16日，中央忽然通知我到杭州开会，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到杭州后才知道，是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另一位参会者李雪峰回忆说：“叶剑英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吗？”

　　李雪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又说：“我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说：‘现在又出事了，我自己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马上要求跟毛泽东当面谈话。李雪峰听见彭真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我要求跟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但毛泽东没有见彭真。

　　毛泽东不见彭真的消息，马上在众高官中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我对没有希望的人，连批评都不批评。”现在毛泽东不见彭真，那就是对彭真不抱希望了。

　　高官们都知道，几天前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也批评了彭真。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批彭真的话，彭真肯定是没希望了。高官们都是很会“自保”的，据李雪峰回忆说：“我们在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敢和他讲话。”

　　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虽多，然而决定彭真和陆定一命运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过几次个别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法知道，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周恩来的立场有很大转变，同意了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同意了解散中宣部与北京市委，还同意了搞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方法是“一手软、一手硬”，这次周恩来立场的重大转变，应该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用了“硬”方法。毛泽东大概跟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带林彪重上井冈山，重组红军。

　　（11）

　　周恩来最怕毛泽东的这一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一旦爆发起来，那是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很可能真的来个“兵变”。周恩来也发觉毛泽东在北京附近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所以周恩来感到此时不能再刺激毛泽东了，要打消毛泽东“动武”的念头，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和平的方法，就必须做出妥协，所以这次周恩来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周恩来的斗争方式，是以柔克刚，“一边妥协，一边斗争”。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方式，特别侧重于不让毛泽东生气，因为毛泽东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来气”了，就会不顾一切，非跟你干到底不可。所以周恩来在与毛泽东意见不同时，从语气上也好，行动上也罢，对毛泽东表示特别的恭敬，特别注意让毛泽东“消气”。一旦毛泽东“气”消了，就会做出相应妥协，党内的重大斗争就会避免。

　　可是刘少奇就悟不到这点，他要不然当面顶撞毛泽东，气走毛泽东，专门惹毛泽东生气；要不然“浑水摸鱼”，耍滑头，这样更让毛泽东生气。而周恩来从来不在毛泽东面前耍滑头。刘少奇不是想办法“消气”，而是火上浇油，让毛泽东的“气”越来越大，更加激发起毛泽东掀起一轮更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湖南人，也许湖南人天生就不会妥协吧。

　　这次会上，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就点名批彭真了。毛泽东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说：“凡是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这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西风落叶下长安’，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有一个流行很广的传闻，声称毛泽东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传闻当然是假的，它是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毛泽东说彭真的话，移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对于毛泽东来说，彭真当然是一个“渺小人物”，但刘少奇就不是渺小人物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是“炮打司令部”，要用大炮才能把刘少奇打倒，怎么可能“动一个小指头”就打倒刘少奇呢。

　　（12）

　　以前在会上，众高官不表态，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一旦表态支持毛泽东，众高官马上看出毛泽东占上风了，彭真的大势已去，于是马上都投靠过来，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来，纷纷要求对彭真进行“组织处分”。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从国外访问回来了。

　　这次刘少奇出国访问，受到所在国极为热烈的欢迎。据陪同刘少奇一起访问的夫人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在机场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道路两边的人群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

　　刘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国，先到云南昆明。他们刚到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陈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刘少奇一行人都纳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陪同刘少奇一起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还担心地猜测：“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

　　刘少奇一行人马上乘专机直接飞往上海，然后又乘专列前往杭州。据王光美说，当时因为紧急，刘少奇的专列调度不过来，他们是乘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车上，他们还不知道彭真出问题了，王光美吩咐卫士把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热带水果分一下，给毛泽东送一份，周恩来送一份，还特别嘱咐给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忆说：“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总理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写匿名信的问题。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出事了，总理谈话之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来单独汇报了，也没给彭真回电话。”

　　（13）

　　刘少奇没给彭真回电话，一来，是出于他在白区工作养成的警觉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么打给彭真的电话，肯定会被监听，他不能再跟彭真电话联系了；二来，刘少奇也有一种“丢卒保车”心态，认为彭真已经不行了，现在他要丢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许白区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这种“丢卒保车”的习惯。因为白区敌人的势力太大了，只能“丢卒保车”。彭真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三家村”，但并没有能够自保；刘少奇搞“丢卒保车”，丢掉了自己的干将彭真，最终也没有能够自保。

　　刘少奇不保彭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彭真有气。周恩来给刘少奇送来一份揭发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刘少奇一看这篇文章，不由怒从心头起，他马上明白这是彭真想要通过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讨好毛泽东。这就是意味着，彭真已经背叛刘少奇了。刘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讨好毛泽东没成功，现在才想到给自己打电话，想让自己来保他。对于刘少奇来说，彭真已经“叛变”了，自然就没了保的必要。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刘少奇容易倒台，跟刘少奇的队伍不团结，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有很重大的关系。彭真没有跟刘少奇团结一心对付毛泽东，而是在刘少奇回来之前，先背叛了刘少奇，去讨好毛泽东。而刘少奇回来后，也没有力保彭真，任凭毛泽东把彭真打倒。这样毛泽东很容易把刘少奇的队伍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队伍就团结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曾想把周恩来的队伍各个击破，但周恩来的队伍却没有各自打小算盘，而是团结起来跟毛泽东抗争。1967年8月4日，陈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陈小会》上，公然说：“你们说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陈毅敢说公然反对毛泽东的话，还敢公开为刘少奇辩护，他又说：“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

　　（14）

　　彭真算是胆子大的，还是刘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为刘少奇辩护。陈毅为什么这么胆大包天呢？他自己来了个说明，说：“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陈毅坦然说出他胆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来的另一个干将谭震林，也公然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也要造反，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

　　陈毅和谭震林公然讲“造反”，是为了保周恩来，他们暗示说：如果毛泽东要整周恩来，他们就要造反，不怕牺牲。1967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但他有这样忠实的部下拼死保护他，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与周恩来暂时和解了。

　　周恩来能够有忠实的队伍，也跟他的自己人格有关。1967年8月，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挺身而出，无畏地说：“谁要揪陈毅，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挺身保陈毅，陈毅也挺身保周恩来，结果他们没有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来有忠实的部下，陈毅也有忠实的部下。在红卫兵打倒陈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开联名贴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态度鲜明地支持陈毅。这样忠实的部下，刘少奇的队伍里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理解为刘少奇没有“枪杆子”支持，这种概念是非常片面的。

　　枪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枪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拼命，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你，这是决定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你当炮灰”。

　　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的关键，不是没有“枪杆子”，而是刘少奇的队伍不行。刘少奇的队伍，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得势的时候气势汹汹，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纸老虎”。如果刘少奇也有一支愿意为他当炮灰，有一支愿意为他流血牺牲的队伍，毛泽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打倒刘少奇。

　　（15）

　　这次杭州会议，林彪没来参会，而是派总参谋长杨成武替他开会。不过毛泽东这次因为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所以林彪不来也没关系。毛泽东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养好身体，关键的时候再出马。

　　当时有句术语叫做“揭盖子”，一旦一个人的“盖子”被揭开，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这次会上，彭真的“盖子”被揭开，于是众高官群情激愤地批彭真，经过众人揭发，彭真的帽子越来越多，什么“搞政变”、“里通外国”等等。彭真辩解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犯错误是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众高官并不接受彭真的辩解，说他的检讨不深刻，没抓住要害，是对抗的态度。

　　刘少奇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他没有保彭真，任凭大家去批彭真。刘少奇放弃彭真，“丢卒保车”，而毛泽东则是乘胜追击，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吴晗朝里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毛泽东所谓的“朝里有人”，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指彭真，更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继续说：“我多次说过两头蛇的问题。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样能好受吗？现在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分两个中央。”

　　毛泽东这里用寓言的方式，说明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毛泽东又说：“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纲》。因为刘少奇搞“浑水摸鱼”，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扩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号称“文化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几乎是在点名批评刘少奇了，但批评刘少奇的程度还是很轻的，没有给刘少奇上纲上线，只是说他“不打招呼”，这个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既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是周恩来听见毛泽东这样说，肯定会出来自我批评一下，给毛泽东“消消气”，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不满刘少奇的沉默，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那是在用暗语跟刘少奇说“你休想那么容易就成修正主义”。这次刘少奇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据王光美回忆说，她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中央丝毫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如果刘少奇事前知道要处理彭真的话，他可以托病住院，推迟或放弃这次访问，那么形势就大不一样。现在，刘少奇除了为自己的“大意失荆州”遗憾外，别无他法。

　　（16）

　　世界各国，利用领导人出访或休假的时机，发动政变的例子极多。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前苏联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度假，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发现来迎接他的居然是一辆普通的伏尔加轿车，这时赫鲁晓夫才恍然大悟，他已经被打倒了。在赫鲁晓夫度假期间，勃列日涅夫等人背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免除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强迫赫鲁晓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

　　1966年4月24日，杭州会议结束，毛泽东达到了他的两个目的：搬掉彭真和陆定一两块绊脚石，通过了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关于《五一六通知》，我们后面再谈。

　　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跟彭真同乘一架飞机，“押送”彭真回北京。在飞机上，他们三个人面对面“干坐”，什么话都不敢讲，也不能讲。5月7日中央正式决定，由李雪峰接替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结束后，5月在北京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杭州会议的结果。因为中共有规定，凡是由中央发出的文件，需通过在首都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才能成为定案。在外地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只能拿出草案，最后还需到北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来追认为定案。

　　这次北京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这次会上的第一个议题是批彭真和陆定一，据李雪峰回忆说：“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替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这时听见后面有人念批判彭真的材料，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愤，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彭真是历史上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争吵，吵架就停了。

　　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彭真这次完全没必要跟人争辩“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1966年2月，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当时彭真硬气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而二个月后的1966年4月，彭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自打嘴巴地说：“吴晗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借海瑞这个题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再到1966年5月，彭真已经投降了，想用“我第一个喊叫万岁”来提醒大家，他曾经对毛泽东是有功之臣。彭真先硬后软，前倨后恭的态度，并没有引起众高官的好感。邱会作回忆当时的事情，说叶剑英开会出来时，自己因向叶剑英汇报工作，与叶剑英同乘一辆车，邱会作说：“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以及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慰冰的事，特别地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17）

　　这次会上批陆定一，比较有戏剧性。在会前，先向参会者发了一份林彪的手书影印件，上面林彪亲笔证明说：“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这种“处女证明书”，有点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斗争，是什么手段都要用的，林彪这封证明书激起了众高官的义愤。

　　这次会上，林彪和陆定一正面交锋，林彪先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彪气愤地质问说：“那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气愤倒是真的，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颇大，据说林豆豆看了严慰冰的匿名信后，寻死觅活，吓得叶群不得不四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证明林豆豆是亲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宁。

　　对林彪的质问，陆定一只是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气得拍着桌子，口出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

　　周恩来也气愤地说：“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周恩来说着，还激动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周恩来的气愤应该是真的，因为周恩来最生气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坏党的团结。严慰冰写匿名信，挑拨离间党内高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参谋长杨成武，更是气愤地跳起来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告诉你陆定一，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说着杨成武走到陆定一面前，一挥手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厉声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刘少奇主持的会议，等于自己反对自己，心里有气，表情也不自然。周恩来很慎重，除了批判严慰冰以外，基本不讲话。批完陆定一之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据李雪峰回忆说：“邓小平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只有几步路，我俩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陆定一的门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进门后，应由李富春先说，李富春又推我先说，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我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陆定一听后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18）

　　说到陆定一，我们应该提一下1962年陆定一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

　　1956年1月，中共中央的一次大型会议决定，成立10人小组，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报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观点。因为1956年正是周恩来的势力鼎盛的时候，所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被会议通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周恩来本人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距离右派只差50米”，差点丢了总理的职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座谈会上，重新提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新社会12年的锻炼，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还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提前离开广州，临行前周恩来嘱托陈毅，代表他在这次会上继续谈知识分子问题。陈毅在3月6日的会议上，非常直率地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让我跟大家说：‘你们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们要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们行这个‘脱帽礼’。”

　　据说当时到会的知识分子们，听了陈毅的讲话，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了。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春天并没有来，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倡议，在党内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对者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陆定一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忽左忽右。‘左’发生在1957年，表现为‘拔白旗’；‘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点名，但参会的高官们都知道“脱帽加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公然批评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右倾”。陆定一还说：“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没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

　　（19）

　　周恩来则明确反驳说：“有人说我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党中央作报告，经党中央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上也提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两种意见僵持起来，周恩来只好去找毛泽东裁决。据胡乔木回忆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陆定一在党内的地位和身份，与周恩来相差甚远，在周恩来看来，陆定一也不过是一个“渺小人物”。可是这个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会议上与周恩来大唱反调，背后肯定是有什么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来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

　　在周恩来与陆定一的争论中，刘少奇的态度是支持谁，尚没有资料披露。而毛泽东的态度，胡乔木则明确说“毛泽东没有说话。”所谓没有说话，就是不表态，表示中立的意思。

　　从毛泽东采取的中立态度来看，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应该是刘少奇向周恩来“发难”。那么，为什么刘少奇要向周恩来“发难”呢？目前这方面透露出来的材料还很少。不过从动机来看，刘少奇大概是觉得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是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心”。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下去，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周恩来那边去了，会大大影响刘少奇的势力。因此刘少奇让陆定一出马，给周恩来“搅局”，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下去。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和刘少奇相互“斗”，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也来个“中立”，任凭他们两人去“斗”。不过周恩来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泽东不表态，也就不再提起这个问题，避免了一场与刘少奇的冲突。但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陆定一与周恩来的恩怨，并没有到此结束。1966年陆定一被打倒后，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批”陆定一，这里摘录一部分。

　　（20）

　　周恩来说：“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把学生一律都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把学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左’，实际上是‘右’。陆定一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历史，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陆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解放后陆定一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其实自己留了一部分。陆定一老婆从彭德怀罢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个规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她写信也最多的，是发宣言式的，公开用明信片写。”

　　在讲话中，周恩来把他与陆定一的旧账重提，重新批判陆定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而且还把陆定一过去是地主出身的旧账，也翻了出来，不免有一些“记仇”的味道。前些时候揭发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会上，周恩来气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陆定一那边。周恩来的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包含对陆定一的旧怨？大概只有周恩来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没有完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周恩来。然而，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提倡用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三七开”的方法论，而在评价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时候，就不用“三七开”的方法论了，而说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近似于完人。还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刘少奇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周恩来又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

　　到1978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威望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只要以前反对过周恩来的人，都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

　　党内的高官都知道，陆定一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公开地反对过周恩来。因此，1978年陆定一平反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自己曾经“反周恩来”的事情，进行自我批评。陆定一说：“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但陆定一的自我批评，又充满很多为自己的开脱辩解，他说：“当时党内对是否团结知识分子，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等同志，是重视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敌人，要打倒。此外还有的一种人，是在两种主张之间，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但同时我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21）

　　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政治局同意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毛泽东不会仅仅停留在撤销《二月提纲》上，还要进一步批判它。因此，会上成立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东西，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对陈伯达特别交代说：“这篇文章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很会用人的，他要写《评/海瑞罢官》这种“口诛笔伐”的文章时，就找姚文元，因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写《五一六通知》这种理论文章时，就找陈伯达，因此陈伯达是理论文章的巨擘。

　　陈伯达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写，康生则是顾问。据说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进行斟酌，前后修改八次，可以说是毛泽东尽全力的一篇重头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批评彭真违反党纪党规。《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彭真同志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平心而论，毛泽东虽说没有对《二月提纲》表示反对，但也没有赞同。现在一些人撰文说，彭真发《二月提纲》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这是不正确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个要点，是批判彭真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掩盖了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我们从《二月提纲》前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彭真的确有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企图。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个要点，是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五一六通知》写道：“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这里毛泽东用暗语，给刘少奇反扣一个帽子，并且把“学阀”升级为“党阀”，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个要点，是指出为什么要发起这次斗争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