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到李白的千古名句《朝发白帝城》，都会心仪中国的长江三峡。
长江三峡是指重庆奉节县白帝城起，蜿蜒约200千米至湖北宜昌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组成。沿途地形险峻，山川秀丽，古迹众多，其中有20世纪末落成的世界最大的水利项目——三峡工程。
建三峡水利工程的起因，与长江洪灾有直接关系。长江属于雨洪河流，造成洪水的主要原因是暴雨。若遇上游及中下游暴雨同期，洪水重叠，全流域就会出现洪涝灾难。史载可上溯到公元前185年西汉吕后执政时期，此后直到1911年，在2000多年中共发生较大洪灾214次，平均约10年一次，而且近代有加剧的趋势。例如20世纪发生了1931年、1935年、1949年、1954年、1998年、1999年大洪水。
1949年前，常常因为洪水暴发而形成饥荒、瘟疫，动辄死亡几万人乃至十几万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洪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大幅降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损失总量却越来越大。
过去，由于上游水库蓄洪能力不足，中游缺少足够容积的调洪、滞洪场所，河道泄洪能力又不强，当洪水增量与河槽泄量严重失衡时，势必造成堤防溃决，洪水漫溢成灾，尤其是在湖北湖南的荆江河段、洞庭湖区、武汉市等处，洪水风险最大。
湖北宜昌长江段以上流域的洪水流量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只要宜昌发生特大洪水，就会对中下游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在宜昌以上河段选择合适坝址，兴建一个能够调蓄长江洪水的特大型水库，就可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大程度上免遭洪水灾害，三峡坝址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
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就准备建设三峡水利工程。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主持组成了一支勘测队。这支勘测队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勘查和测量，最后拟具《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1944年，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水坝专家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到三峡实地勘查后，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1945年5月，国民政府启动了实施三峡水利工程计划的筹备工作，该工程确定为全国水电的第一优先项目。
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正式签订合约。初步进行了坝址及库区测量、地质调查与钻探、经济调查、规划及设计工作等。1947年5月，在国共内战中面临崩溃的国民政府，中止三峡计划的实施，撤回赴美的全部技术人员。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两岸年复一年的人水之斗，令当时的每一位领导人寝食难安。1956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畅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在三峡修建水库，以“毕其功于一役”。
1958年2月，周恩来率团就三峡工程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同年3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做了关于长江流域和三峡工程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应当积极准备，采取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
然而，进入1960年，由于中苏交恶，存在战争风险，毛泽东明确否定了三峡水利工程的上马，但是对三峡大坝的勘察却一直没断。1970年，周恩来建议先在长江葛洲坝修建水利工程，作为三峡水利工程的实验工程。1988年葛洲坝水利工程全部建成。
文革结束后，三峡水利工程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1994年，三峡水利工程在宜昌三斗坪镇宣布正式开工。2006年，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全长2309米、设计高程185米（正常水位175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的长江三峡大坝全线建成，登攀当今世界水利工程的巅峰，让毛泽东“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神话落地成实。
三峡水利工程自筹建起，就与各种争议相伴。早期的意见多偏重于经济和技术因素，普遍担心经济上无法支撑，技术上难以实现，移民难度极大，争议还包括泥沙淤积、诱发地震、改变库区气候、引发干旱等。到了19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关于三峡水利工程的争论更加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移民、环境、生态、文物、旅游等各个方面。
反对工程上马者不乏其人，其中最坚决的当属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曾以一己之力反对上马三峡水利工程“荣登”清华大学三大右派“桂冠”。直至2001年离世时，他仍对三峡水利工程耿耿于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曾任水电部副部长、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也强烈反对三峡水利工程，是反对派中的铁杆人物。
三峡水利工程主要有三大效益：防洪、发电、航运。
防洪是三峡水利工程的核心效益。 历史上，长江上游河段及其多条支流频繁发生洪水，每次特大洪水时，宜昌以下的长江荆州河段（荆江）都要采取分洪措施，不得已用淹没乡村和农田，来保障武汉的安全。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其巨大库容所提供的调蓄能力，对长江流域的防洪产生巨大贡献，不但使荆江河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了“百年一遇”，基本解除了上游洪水对武汉市、洞庭湖区以及江汉平原的威胁，也有助于洞庭湖的治理和荆江堤防的全面修补。
三峡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发电。它是我国西电东送工程中的巨型能源点，非常靠近华东、华南等电力负荷中心，所发的电力将主要售予华中电网的湖北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华东电网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以及广东省的南方电网。
早期，有人曾经认为工程建成后，其强大的发电能力将会造成电力过剩，供大于求。实践证明，即使三峡水电站全部建成，其装机容量也仅是国家总装机容量的3%，并不会对国家整体的电力供需形势产生多大影响。而且自2003年起，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电力供应紧张局面，煤炭价格飙升，三峡机组适逢其时开始发电，在它运行的头两年里，发电量均超过了预定计划，供不应求。
三峡水电开发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清洁能源开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截至2012年年底，三峡累计发电量6291亿千瓦时。按中国目前平均发电能耗每千瓦时约300克标准煤（2011年的供电煤耗是330克标准煤）计算，三峡水利工程的水电部分累计节煤超过2亿吨，累计减排二氧化碳5.5亿吨以上，相当于1.5亿吨碳当量。如果未建三峡工程，而以现有基于化石燃料的最优火电技术满足同等电力需求，则会每年新增二氧化碳排放约8500万顿。三峡电站平均约1000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也相当于每年节约5000万吨煤，大大减少了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于此同时，无论是火电或核电都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而水力发电则能兼能顾之、两全其美。实际上，燃煤发电及煤化工消耗掉我国15-20%的水资源，与其他民用部门争夺有限水资源的趋势刻不容缓。
历史上，船舶自三峡向上航行的难度非常之大，并且宜昌至重庆之间仅能通行三千吨级，所以三峡的水运一直以单向为主。到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该段长江将成为湖泊，水势平缓，万吨轮可从上海通达重庆。而且通过水库的放水，还可改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枯水季节的航运条件。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三峡大坝带来的库区泥沙淤积、坝下河道冲刷、移民、生态环境以及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的影响等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看来，三峡水利工程之功润当代，但能否利泽千秋呢？历史需要验证，我们将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