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风风火火，无暇想一些事情。1996年，当我离开记者队伍，加入到老年人的行列时，坐在电脑前，许多往事从心头涌上屏幕。于是，点击声嘀嘀哒哒地响了起来。

35年的记者生涯，弹指一挥间。但它给我的人生留下了精彩的华章，同时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记者的我，在那座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也不知采访过多少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活动以及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情景。其中，我尤以宣传过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而自豪。

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我的笔端曾记载过这个机关制定和修改国家基本法律的过程；选举我国政府领导人的结果；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决议的情况。

宣传人大的工作，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宣传党的领导，宣传社会主义。因此，我把采访人大，当作党和人民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建国50年来，各行各业在变，整个国家在变，我国的民主与法制也在不断地完善与加强。

在宣传人大制度的行列里，我是一名积极分子，也是人代会新闻报道改革的见证人、实践者和受益者。

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1998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刘少奇和李鹏两位委员长外，其他5位委员长朱德、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的活动我都采访过。还随万里访问了加拿大、美国，随乔石访问了乌克兰、俄罗斯、古巴、希腊和加拿大。

新闻记载了历史。广播电台在不同时期对人大的宣传程度也不同。从我采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轨迹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大制度宣传改革的进程。

小事，左的表现

1963年12月，刚刚做时政记者还不到一年的我，从人民大会堂东门拾阶而上，进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会场。当时能采访这样活动的记者并不多。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冬天，天格外冷。但我感到人民大会堂这座宫殿是那样辉煌、那样温暖。

开大会时，我坐在礼堂后区，由于好奇，我举着望远镜看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与青年劳动模范邢燕子握手的场面，也许是我的那件红色中式罩衫太显眼。“你在干什么？哪个部门的？”突然，一声男低音把我吓了一跳。这个人示意让我把望远镜收起来。我把头上的小辫子一甩说：“怎么，看看主席都不行？”

大会结束后，我的组长陈寰老大姐到主席台的后面找刘宁一副委员长审稿。由于要补充的内容比较多，陈大姐临时把我叫到后台帮忙。谁知惹得中宣部副部长姚臻大发雷霆。他批评陈大姐不该让我也上主席台。年轻人肝火旺，我大喊一声：“怎么？我还能扔个炸弹！”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那个年代，建国仅10多年的政治生活就是如此，发生这些事情是不足为奇的。当时的人大会议很难对记者开放。他们把记者的采访与人大的工作对立起来，基本不予配合。当然，也说明我这个年轻记者涵养性差。

竞争，记者的职责

广播的优势之一是时效性强。从我当记者的第一天起，老新闻工作者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抢新闻，如何快发稿。如何发挥本媒体的作用，让听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我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1964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进行选举。当时的选举方式非常落后，没有表决器，现场没有可视大屏幕。发票、投票、计票都是“手工作业”。广播电台想尽快把这一消息传送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当时我们没有手机、呼机、对讲机，就采取老中青接力的方式发稿。即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顾文华在大会现场听计票结果；广播电台时政组组长陈寰站在大礼堂东门口看顾文华的手势；我死把着礼堂南边的电话亭，不让任何人使用。只要陈大姐的手一挥，我就立刻通知编辑部可以向国内、国外广播。由于事先已把刘少奇当选为主席、董必武当选为副主席的未定稿翻译成英文，选举结果一出来，两分钟就向全世界广播了。这样的时效在当时通讯设备还极其落后，外国记者不得入内的情况下，算是惊人的。

改进，观念转变的标志

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反应程度、传播深度，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民主化进程的一张晴雨表。

1954年至1966年，广播电台报道全国人大的稿件，大部分来自新华社，带音响的节目很少，记者只能参加北京一些重大的活动，不能到人大机关和地方人大机关深入采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因为人大本身的工作不正常，新闻报道也相应地处于停滞状态。1975年至1978年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就是那段历史的“畸形儿”。开了一次会以后，再也没了下文。基于这种状况，新闻媒介无法报道，广播电台就更无所作为了。

粉碎“四人帮”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灾害，被“四人帮”长期搞乱了的路线是非基本上得到澄清，经济上扭转了倒退下降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按理说，应该出现新气象。然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左”的路线充斥各个方面直接影响到宣传人大制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

那时，参加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记者少，文字记者只有新华社对内、对外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家。

新闻报道跟着立法程序跑，烦琐、重复，听众不易理解。通过一部法，需要好几道程序，好几次会议。

人大没有专人联系记者，会前无人通报会议议程。报道尺度难掌握、法律用语生疏。记者到现场不知找谁，采访受到限制，会上不发给记者材料，写稿前到处抓材料，有时只好悄悄地到代表席上“偷”文件。

审稿太慢、太严。几个副秘书长一齐审阅新华社的一份稿件。逐段、逐句、逐条的修改，你一言、我一语，审稿时间太长，有些重要稿件赶不上当晚的《各地联播》节目。

广播电台记者一再要求人大办公厅给予特殊照顾。但副秘书长们不可能同时审两份稿，他们没有意识到广播的优势。新华社是国家新闻发布总汇机关，大小消息都要发；出席会议的名单很全、字数多，立法程序与新闻稿没有区别开；不适合广播。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大领导还没有意识到人大制度宣传改革的迫切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届全国人大的第三次会议开始吹来一股民主的春风，改革的春风。开大会时，中央领导同志与其他代表一起入座，不像过去那样，等代表们和主席台后排成员都入座以后，才登上主席台前排，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主席台上不挂领袖像，而是挂国徽。一些领导同志作为普通代表在小组会上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领导人的身份去小组看望代表。国务院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就代表的咨询作出回答。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政府总理，几位老同志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一个有趣的故事。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常委会期间，服务员在每个人的座位前摆好带着黑色竹叶图案的空茶杯。坐定后，服务员走到你面前，倒上滚烫的白开水。假如你要喝茶，就交一角人民币。开始，我不知道这个规定，就交了钱。会议要天天开，以后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常委会的活动，我就用纸包点茶叶上会。还有一次，下午因审稿晚了，记者在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吃了一顿工作餐。过了几天人大财务处打电话给我，让去交5角钱的伙食费。我马上从人民大会堂的东门进去，在南通道的左侧交了钱。那时，我一个月的工作是56元。

创新，有了条件

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1983年6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广播电台的时政记者开阔了新天地，拓宽了新思路。

跑人大的新闻单位由过去的3家增加到10多家；80多岁高龄的彭真委员长经常召集新闻单位的领导和记者座谈，共同研究如何搞好法制宣传；审稿人固定为有林副秘书长和王汉斌秘书长；当时全国人大虽然还没有宣传机构，但记者一走进会场，秘书处的同志就会把一大摞材料送到你手中。广播电台因为要争取时效，需要事先做点准备，先编稿，并且要留给编辑部一份，以便于电话定稿。我们干脆到文件处拿稿。全国人大研究室的同志每次都把《简报》草稿先复印，分给急需材料的记者。

改进是一步一步的，而且是由简单向健全的方向发展。

从1984年下半年起，每次召开常委会以前，都有一位副秘书长召集记者吹风会，提前通报会议议程，专门请起草法律的专家讲解某项法律的争论焦点及宣传中应注意的事项。

最令人兴奋的是，允许电台记者根据本单位的特点自己写稿，这就大大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有人撑腰，我就敢于创新。对于不适合广播用的一万多字的法律草案的说明，我敢不发；对于一长串名单，我敢少用；对于重复性的议程，我敢于避免；对于一些法律的起草背景，我敢去搞录音访问。

我保留了1985年1月15日写的新闻稿，一共600字，我写好后，交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审查。王签阅“请丁关根同志审定”。丁关根时任人大副秘书长，1985年6月后，当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丁关根于1月15日签发后，写着“请有林同志审定”。有林时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有林在稿子上画了个勾。1月16日，王汉斌再一次签发“已阅”。这样我才拿到广播电台发稿。

稿件的第一页是这样写的：“本台消息：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两千六百九十七条建议、批评和意见，到去年11月底，全部（原稿是都字）处理完毕。并且答复了代表。

这些建议涉及立法、经济体制改革、教育、科技、民族、文化、卫生和全国人大工作等（王汉斌加许多二字）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把这些建议分别交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军委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等一百四十多个单位研究处理。”

采访人大常委会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加感到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改进思考之一：广播稿不再照发最高权力机关的每条公文，而是把一些程序性的材料变成新闻稿。这样做虽麻烦些，但符合新闻规律。从稿件条数和字数上来说要比报纸、通讯社减少很多。

改进思考之二：开始采访人大常委会的小组讨论。过去常委会小组审议各项议案时，一连几天都无声无息。新华社发的小组会的报道长达两千多字，广播节目难以容下。从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八次人大常委会开始，广播稿报道小组讨论内容时，不再一一点出发言者的名字，只发主要内容，高度概括，每条稿300字左右。编辑部对这一改革非常满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改进思考之三：通过新闻媒体，竭力改变西方媒体散布的“中国人大常委会是橡皮图章”的错误说法。

六届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一共有22项议程。只是广播这22项议程就需要430字，会议开了7天。我做了大胆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的宣传还不够开放。我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活动次数越多，就越感到采写这样的消息需要改进。事实证明也完全可以改进。

比如，每次常委会，都要审议一组法律、决定和草案。会议结束时，都要通过10几个决议、决定。过去广播这些消息是一条一条发稿。每通过一条法律都要由国家主席发布主席令，过去，报道所通过的法律是先播出一个法律，紧接着播出为这个法律发布的主席令几号几号，而且是一字都不能改动。

我采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开始，我决定不用新华社的通稿，而是根据广播简短明了的特点自己写新闻稿。区别是：1.电台的稿条数少。一次常委会有很多议程，新华社是每个议程发一条消息，而我的稿发综合新闻。2.重复性的法律程序，电台的新闻稿不再一一列出。3.从字数上来讲，电台的稿几百字，比新华社的稿少六七倍。4.把国家主席令也编在稿中发，不单独发，避免重复。比如在第11次常委会闭幕的消息中，我是这样写的：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李先念主席（18日）发布主席令第26号，宣布草原法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我觉得这样写比较清楚，既有新闻价值，又适合听觉接受。

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小组会议，按照日程，往往要进行三四天，假如几天都不发稿，似乎也不妥，但像报纸、通讯社那样，每天发两千字的稿件，也没必要。广播稿不能这么长，这样的稿件主要是摘要张三李四的发言。广播稿很难摘要这些讲话。

我从第八次人大常委会开始就把当天讨论的议题是什么，写成新闻稿。在讨论这个议题时，赞成的意见是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不用每个人的话，只用观点。每条新闻三四百字，编辑非常满意。

这仅仅是一些小小的改革，但我还是不满意。每次会议上我都注意探索新的改革方案。

六届人大期间，人大制度宣传的改革与委员长有密切关系。彭真委员长为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为立法费尽了心血。他有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挂在他嘴边的话是：“我们都要按宪法办事。”他多次讲过：“我国的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每制定一部新法律，他都一次一次下基层，一次一次开座谈会，一次又一次提出修改意见。有一次会议期间，彭真同志一夜没睡，在自己房间里渡来渡去，脸憋得通红，清晨3点把秘书叫去，口述第二天的发言稿。

全国人大关心广播

六届全国人大的领导同志也很关心广播事业的发展，支持广播节目的改革。1985年1月5日，台里让我去人民大会堂找彭真同志为《广播节目报》改名为《广播之友》题词。他却开玩笑地说：“你叫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这位慈祥的长者欣然挥笔写道：“努力办好广播报，为广播听众服务，供给听众以丰富多彩、健康的精神食粮。”

秘书长王汉斌和法律专家张友渔还为中央电台1983年开播的专题栏目《法制园地》命名。

改革会议消息是一些审稿的同志、领导、受众和记者共同的愿望。

一篇探索稿

以1985年6月17日六届全国人大第11次常委会的联组会的报道为例，这条消息在《各地联播》和18日的《新闻报摘》节目播出。没想到一篇普通新闻居然得到很大反响。

这一天我很忙，没有时间与别人交换意见，记录了几个人的话。第二天早上8点多，刚上班，我提着水壶去打开水，迎面走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张振东。他对我说：“今天早上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道有点味儿。”

上午9点，新闻老前辈、我的领导陈寰对我说：“今天早上的稿子不错。”

10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的小组讨论会。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同志曾普说：“我正要告诉你，今天播的稿子的路子是对的。我很欣赏。”

10点多，参加人大工作的著名播音员王欢说：“早晨稿子我听了，有新意！”

10点半，中国法制报记者闫军说：“你在稿中说这次联组会有三个特点，我感兴趣。”

11点，散会后，全国人大政策研究室的肖榕（邓小平之女）隔着几十米远，好几排凳子嚷嚷道：“今天早上一上班，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都在议论你的报道符合事实，有新的突破。”政策研究室主任张虎生接过话题说：“有统一，有分开写，基本精神一致。”

14点，人大办公厅秘书处的老同志脱若男处长说：“不错，早上的报道好。”

16点，中国新闻社记者李伟在人大常委会上对我说：“早上报道，我赞成，挺好！”

17点，新华社的记者在常委会上带来了新华社领导对这篇稿件的反映。散会后他对我说：“我们社长表扬了你的稿子，问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写。”

18点，我风风火火闯进中央电视台，把人大常委会闭会的定稿送给电视播音员。正好广播电视部的几个部长都在场。其中有：谢文清、马庆雄、王枫。一位戴眼镜的同志与我说话。我猜想他就是一个小时前，在人大常委会上由李先念主席新任命的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他问我：“早晨的稿子是你发的吗？”谢文清说：“报道全国人大的消息还没人这样发过？”艾知生说：“就是这样才能开创新闻节目的新局面。”他鼓励我说：“你还应该再大胆试验，到播音室自己播！”马庆雄副部长接过话茬说：“应该像你在国外那样，自己从人民大会堂把声音传回来。”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见我满头大汗，呼哧呼哧直喘，让我坐下。艾知生还问我哪个省，哪个县的人？并说：“普通话还可以。”

为什么一篇普通稿件，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切？

经济体制改革抢先了一步后，人们的精神需求有所提高，思想上要争脱掉那个被桎梏的年代。

采访经过是这样的：1985年6月17日，人大常委会第11次举行联组会。上午9点，常务委员许涤新、杨乃俊、江家福、袁雪芬相继发言。会议进行中，主持会议的陈丕显副委员长突然宣布：“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请大家考虑下午是不是继续举行？”话音刚落，全场鼓掌，表示赞同。

这掌声让我灵机一动，脑子里突然有一种想法：“谁说人大常委会是橡皮图章？”形成了我的报道的第一段。

我望着会场上的每位委员。在他们中，有的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有的是各界知名人士，有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领导。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打破原来写会议消息的框框，就是要与别的记者的写法不同。用记者观察的形式，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如实摆在听众面前，围绕一个主题，笔锋一会儿对准会场，一会儿又拉到会场以外。

接着写到：“上午11点，小组会仍在热烈地进行着，80多岁的彭真委员长认真听，认真记。每个人发完言，走下主席台前，老人家还要与他握手相送。

上午的会还没有结束，马木托夫·库尔班委员用他那不太熟练的汉语，介绍了新疆的教育状况。陈鹤桥委员揭发了制造假药、贩卖假药的违法行为。刚刚做过眼睛手术出院不久的罗叔章大姐也争着发言。会议主持者对准话筒说：‘祝罗大姐健康长寿！’”

回到办公室，一边吃饭，一边想，应该把会议的民主气氛反映出来。

于是，写下了这篇稿子的第二段：“这次常委会已经开了7天。记者感到这次会议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委员们在审议四个法律、条例草案时，联系实际，充分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个是，委员们带来了基层人民的意见，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再一个就是会议很好地发扬了民主空气。”

联组会于下午继续举行，又有三个委员发言。他们不仅审议了本次会议规定的议程，而且还谈了许多议程以外的问题。这又一次体现了委员们在制定法律时的求实精神。因此，我把镜头拉到联组会外，写了这篇稿件的第三段：“会议期间，记者看到委员们对符合宪法规定，符合实际的法律草案，就希望能早日通过，有疑问的就向有关部门提出质询。比如审议《草原法》，委员们对上一次常委会，也就是第10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修改稿进行了讨论。这次会上许多委员提出，草原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议在《草原法》中增加‘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繁荣’这样的话，还要增加一款，就是‘国家建设在民族自治地方征用或者使用草原，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根据委员的意见，增加了防止污染的规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今天在会上，再一次作了说明。这次审议的《草原法》是第14稿。”

新闻稿写到这里，又把镜头拉远一点。稿件的第四段是：“委员们在审议《矿产资源法草案》和关于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撤消教育部议案的时候，对立法程序和有关内容提出意见。地质矿产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分别到小组向委员们汇报工作。据了解，《矿产资源法草案》、《计量法草案》还要修改，下一次常委会再审议。从今天联组会上看，委员们认为，设立教育委员会是加强教育工作领导的重大措施。同时又对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有的委员强调，应该重视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

新闻稿的第五段是概括了发言的内容。而新华社的稿是每个委员的发言都各摘一段，显得很长。

新闻稿的结尾，我没有列出一大串领导人的名字。这也是个突破。我写到：“一些副委员长、李鹏副总理认真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

稿子写好后，下午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有林同志审阅。他加了“符合实际”四个字，然后转送秘书长王汉斌审阅。王汉斌把稿中的“文化界思想教育问题”改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真实的反映现场是新闻记者的生命。我在报道中之所以能有一点创新，首先是现场的民主气氛感染了我。往常的会上到处可以听到言不由衷的“正确”“拥护”“没意见”之类的话。但记者观察到，这次会上每个委员都在认真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的发言都是经过思索的。比如，在审议国家教育委员会议案时，委员们感到太突然，成立教育委员会的理由不充足。教育部部长两次到会作说明。委员们审议矿产法时认为：这个法写的杂乱，重点不突出。地质矿产部副部长朱训、温家宝到第二小组汇报工作。常委、老将军莫文骅的发言很有意思。他说：“我在考虑，大会通过这个议案时，我举手吧？不了解情况。要是举手了就是随大流。不能这样做。不举手吧？这是国务院提交的议案，怎能不认真对待呢？弃权吧？也不妥。”

其次，既然是讨论问题，必然会有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发挥每个委员关心国家大事的职责。所以，我在新闻稿中写了审议《矿产法》和《计量法草案》的分歧意见，以体现民主。

另外，关于领导人名单的处理我也比较大胆。我想，既然召开的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当然应该出席，没必要一一列出。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篇会议报道算是个稀罕物，值得留下来，看来最高会议的报道也可以突破。

七届全国人大进一步为记者开路

1987年3月16日到4月14日，我参加了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次会议的报道。

从1988年6月30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开始，新闻改革的步子又大了一些。

改革开放的20年，也是宣传人大工作不断发展的2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群众对新闻工作、对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是信赖的。各级人大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与人大制度的新闻宣传方面做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表现在：

一、时政记者盼望已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终于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诞生了。从此，跑时政的记者有了主心骨，每次到新闻局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此，全国人大的新闻宣传工作立刻有了进展。会议报道不断得到改进和加强；报道范围越来越宽泛；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质量一年比一年高；不仅导向正确，而且贴近群众；形式丰富多彩，上上下下普遍感到满意。

二、1988年5月27日开始举行新闻发布会，除各新闻单位外，还邀请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参加。广播电台除派时政记者采访新闻外，还可派法制记者写稿。

三、二、闭会期间的经常性报道越来越被重视。全国人大代表到外地执法检查，都有记者随团采访。1995年，我随聂力、黄玉章委员到宁夏、甘肃贫困地区执法检查，很受教育。参观甘肃妇联召开的全省妇女培训班，本来没有报道任务，但我发现其中有建国以来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培养的第一批女干部。这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宣传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法》意义重大。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独家采写了一篇录音访问：《少数民族妇女的心声》。此稿被评为第二届首都女记协好稿。

四、三、1991年全国人大新闻局开始组织首都记者团到农村、工厂、街道、学校采访。我有幸参加过赴山东、黑龙江、云南、贵州、湖北的记者团。这种方式集中兵力、集中时间、集中问题、准备充足、接触群众、采访深入，有利于写出好作品，为人大制度的宣传，为提高记者的业务水平开阔了新天地。

在这个天地里，可以看到我国民主与法制生活中的鲜活事例。对加强地方人大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好处。在黑龙江绥棱县，欢迎记者团的大标语横跨街中心。县委书记对我说：“我们县从来没有接待过北京的记者。这次要把你们写入县志。”

在这个天地里，记者可以采制出发挥广播特点的精品。记得在山东一些县采访时，每天发一篇稿。电台用不完，就给《法制日报》用。在济南郊区采录的反映村民委员会作用的《石都庄村见闻》、在昆明采录的反映《残疾人保障法》执行情况的《远东第一家》，在荆州采录的反映党委、人大、政府关系的《监督·支持·鼓励》3篇录音报道分别获第一至第三届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一等或二等奖。

五、四、人大工作的开放口子越来越大。1988年5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会议通过“新闻发布工作规则”。从此，经常公布常委会会议议程安排、法律解释、代表视察活动。更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除首都各家新闻单位外，还增加了港澳台和外国记者。

六、五、立法的报道有了明显的加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很快，已制定了300多个法律。因此，从七届全国人大后期开始，强调了把法制宣传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要让人民学法、懂法、知法、用法。广播电台除了派时政记者发新闻外，还派《法制园地》节目的记者到会采写专稿，入情入理地把法律送到千家万户，更好地发挥了新闻媒体在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六七、人大的监督与舆论监督做到了密切结合，收到很好效果。舆论监督的特点是：问题公开；传播迅速；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确。这样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时改进工作。加大人大监督力度后，彻底改变了过去“人大是橡皮图章”的形象。驳斥了那种“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党委挥手”的流言蜚语。

七八、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真正成为联系记者的桥梁。这个协会承担的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评选工作已被中宣部确定为12家国家级新闻评奖之一。

我采写的特写、录音讲话、录音报道一连三年获一等奖。

过去只见记者写过人大开幕会、闭幕会的特写。我采写的《主席团会议上的一次讨论》获第二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一等奖。评语中说：“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记者在参加主席团会议期间，看到场内气氛热烈，及时采写了这篇特写。全文500多字，集中反映了领导、教授、工程师、民主人士的意见。主题集中、语言简练，却反映了一个大主题，即人民代表对重大议题反复审议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人大行使权力机关的职权和行使民主监督的职能。”

八九、1994年12月13日开始，各新闻单位被允许进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这是人大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人大的监督与舆论的监督做到了密切配合，驳斥了那种“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党委挥手”的流言蜚语。也就是说，从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始，原来每次常委会开会以前的会议议程的新闻发布会不再举行了，而是改成在每次常委会会议以后，围绕所通过的重要法律和其他议案，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以增加新闻报道的实质内容。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所以我记忆很清楚。那天，1994年12月13日上午9点，乔石委员长和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先后来到江西厅，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落座。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局室、法工委的负责人分坐在第二排。

比较显眼的是从这次委员长会议开始新增加了记者席。参加当天委员长会议的记者分坐在两侧。西侧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东侧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法制日报的记者。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第十一次常委会日程安排。委员长还建议：为了妥善地安排好年前的工作，第十一次常委会会议的日程安排要紧凑些。会上重点讨论了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议程。讨论了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有的副委员长还就自己在视察中所看到、听到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坐在第二排列席委员长会议的各方面负责人，也不时围绕会议议题插话，补充有关情况，发表意见。乔石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不断总结归纳大家的意见，同时也不断发表自己的看法。会议在热烈、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持续了两个小时。

在场的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

按照原计划，我是去采访委员长会议的，发一条消息就算完成任务了。但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觉得八届人大的委员长会议开始向新闻单位开放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说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于是，在现场，我一边写会议消息，一边琢磨应该起草一篇特写。散会后，请全国人大新闻局局长审定，于当晚《各地联播》播出，次日《法制日报》刊出。如果我的手稍微懒一点就会放过这篇有意义的特写。

建国5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变化。通讯设备的更新换代，国际互联网的形成，电脑的普及，交通工具的改善，大大减少了记者的繁琐劳动，提高了新闻时效，保证了新闻质量。这给新闻改革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人大会议成了记者强烈竞争的阵地。

1987年3月16日到4月14日，我参加了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次会议的报道。

在这块阵地上，各个新闻媒体都极大地发挥了自身的魅力。大批朝气蓬勃、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年轻记者登上了人民大会堂这座神圣殿堂。可以预示：21世纪的人大宣传定会彩霞满天、硕果累累。

2001年，全国记协组织了征文活动，我写了自己的采访经历。读者评语：

《登上神圣殿堂，改进人大宣传》是一篇应用性论文。该文从宣传人大制度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在不断发展。文中所列事实准确、语言流畅、脉络清晰。作者仅用5000字就记载了我国几十年来，人大制度宣传的轨迹。字里行间都称赞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完善和加强，在广播界有一定的保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