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女干这个词很敏感，不宜乱用。因此，就专门限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本人，帮助日本人侵略中国，杀害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样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这些汉女干的产生其实跟所谓的大一统思想有点儿关联。也就是说，有大一统的思维基础，就会有汉女干的现实，尤其是在日本侵华时期。

为啥？

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反映的是大一统思维。中国人的思维是在貌似无序的多单位互相作用中产生意义。这意味着，构成整体的单位的互相作用是自由的。在语言中的单位是，思维中的单位是，群体中的个体也是。

这个特征在对比汉语与西语的差异时体现得特别清楚。

可以说，这种意义生成机制就是基于对无序单位进行统合。因此，它就具有了两面性：整体的大一统（统合）原则与个体的充分自由（没有各种具体形式限制）原则。

在政治上，不同的个体构成整体，不同的整体构成局。而整体是个体互相作用形成的；局中的老大是不同整体互相作用产生的。局中的整体互相作用是意思生成的过程，也是政治斗争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秩序必定是大一统的整体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产生这种整体机制的个体又必须充分自由。

这与汉女干有什么关系呢？可以反着看：

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被一个势力大一统了，那么就不会有汉女干。而中国有，这说明中国人没有被一个势力大一统。这说明个体或者部分中国人个体有自由。

中国人个体有自由就要成为汉女干吗？当然没有这个道理。

而之所以这些有自由的中国人个体成为汉女干，又是因为他们还在大一统思维机制中：他们还是要通过依附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女干的产生其实是两个老大的反映，中国是其一，日本是其二。如上所说，日本势力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人的选项，正说明有些中国人有相当大的个体自由。他们并没有什么忠君报国之类的群体利益导向的思想（同时，也是这样的人容易反感以族群为取舍标准）。对这部分人来说，中国传统的老大对自己的老大地位的维持（政治与思想大一统的宣传与维系）策略是失败的，没有取得成为汉女干的这一部分中国人的认同；这也意味着，对大一统的强调本身或许就证明中国人有“不受统”的特质。而这些人，无论在有一个老大，还是两个老大，还是没有老大的情况下，都是“自由”的。他们从来不曾真正地认同任何一个绝对信念，老大可以换，信念可以换，自己的利益不能换。统治者怎么吹捧大一统也没有用。

于是，日本强大，有些中国人就认为日本会成为新的老大，真正的老大，于是就成了族群标准下的“汉女干”。其实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来也不是“汉忠”。

这部分人的存在，也与汉语的结构特征有关。个体总是相对自由，总是在等着向整体意思（现实中就是最大势力）靠拢。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思想，就是天与天命观。有天命观念的人比较容易认同公平的老大，而没有的，则更容易认同利益或者势力的老大。这样，有天命观的中国人向公平的老大看齐；没有天命观的中国人就随时期待向势力上的老大看齐。同样有意思的是，也正是这部分向势力老大看齐的人对中国哲学非常反感。本能性地抵触。大概是因为中国哲学讲天命讲得太清楚，明白了就会强压制这种势力本能。

因此，大概可以这样讲，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虽然成为汉代以来的政治主导意识，但天命观却从来没有成为唯一原则。任何时代都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享受着天命以外的“自由”。他们服从大一统的格局，只是因为服从这个老大能让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同时有多个老大，那么他们的自由就会充分体现出来：他们只选择自己的利益的“大一统”，没有天命，没有群体认同。而这种利益导向的“大一统”，在他们倒向其他强大势力的时候依然表现得非常清晰：他们用大一统政治思维来反对他们反对的思想与行为。二鬼子对中国人的手段与中国劣等腐坏官绅没有什么差别。

俺推测这是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女干产生的根本机制。

而这个机制的存在，则不限于任何具体时期。

草成，朋友们将就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