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传统定义，五四以来算现代，新中国建立以来算当代。

人的思想，忧患时一种，安乐时一种。

忧患与安乐，又与政治经济稳定相关。

政治经济不稳定，就产生忧患思想。现代中国思想，以忧患为主。忧患之中多激情。

政治经济稳定，就产生安乐思想。当代中国思想，以安乐为主。安乐之中多矫情。

安乐与忧患，是对比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忧患时，是忧患多于安乐；安乐时，是安乐多于忧患。

安乐的夏至就是忧患的冬至。反之亦然。

中国近代的忧患思想，可视为始于鸦片战争，到日军侵华，外在环境使中国的忧患思想达到顶峰，此时安乐思想降至最低点。

到新中国建立，安乐思想重新抬头并快速上升。

忧患思想因为成为权威又缺少明确的压力而茫然若失（对人群而言）。

对刚刚成长起来的下一代而言，一部分人其实继承了忧患思想的斗争精神。但由于缺少明确的群体的共同敌人，这种斗争精神体现为年轻一代的个体苦闷以及他们对上一代权威的挑战；而上一代则处于集体斗争胜利的惯性之中，不理解不接受年轻一代的个体自觉，于是上一代成了下一代的反抗对象（比如郭世英）。这种斗争最早最鲜明地体现于思想与文艺。

另一方面，由于相对稳定与安全，新老群体中的安乐思想日渐强大。而外在环境还没有办法提供与之相应的物质资源；同时，忧患思想陷于集体斗争的惯性，对安乐思想也采取压制态度。

新老安乐思想与新一代的忧患思想无意中形成了对抗老忧患思想的联盟。因为反权威的目标一致，很多人无法分清两者。而实际上，两者在同一时期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动力与目标都不同。

再后来，外在物质条件跟上来，二代忧患的叛逆期也过去了，两者就合流为主流的安乐思想了。

但后来说的伤痕反思之类的，主要还是指安乐派对忧患派的控诉。

这就是忧患与安乐的悖论：忧患思想适合在乱序中生存，重建稳定的秩序。然而，一旦稳定，安乐思想就抬头，就会挤掉忧患思想。而挤掉以后，由于思想贪图享乐，社会就会走向不稳定。于是忧患思想再抬头。就这么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