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之
心有所想，姑妄言之
正文
王阳明的学生问王阳明，墨家也主张爱人，儒家也主张爱人。两者的不同是什么呢？王阳明答，儒家的爱人是从亲人开始，对亲人的爱是仁爱的发端。有了这个起点，就可以真实地扩展到爱他人。而墨家的兼爱则抹杀了这个发端的重要性，忽略了这个起点。因此，理论上虽然漂亮，但却很难真实地践行。
所谓发端，其实是基于真实的人性。人性中有仁爱，最真实的存在就是对亲人的感情。而这是天然的，不需要后天培养教育的。这就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强大的地方。相比之下，墨家超越了亲情，貌似高级，却失去了仁爱的真实基础，变成了完全要依赖后天教育出来的觉悟。理论上先天不足，因此难免遭到淘汰。
共产主义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比墨家更甚，它甚至根本就不讨论人的情感，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天下大同。这种建立于物质发展与阶级差异基础上的理论与理想在社会分配极度不公的情况下是很有革命号召力的。但这种号召力却限于矛盾尖锐突出的情况下，一旦革命成功，无产者成为财富的主导者以后，其革命性必然丧失。因为其革命性不是基于真实的人性，而是基于财富的不公平。因此，无论何种革命，革命者成功之后很快就会转向新的特权阶层进而由被压迫者转为压迫者。
因此，一个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遏制权力阶层的蜕化。一般来说有三个思路，一是权力阶层的自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文革就是一种尝试，失败了。二是权力敞开，建立健康而健全的制度保障，让底层有向上层挺进的可能与希望。由于制度与科技的助力，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三是道德建设，建立一个道德体系，让所有人都自觉受到道义约束，或者说培育出强大的社会道德，让它成为与欲望斗争的力量。比如中国封建王朝对儒家的推崇。
应该说，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有以上三种思路，只是侧重不同。但如果看和平发展时期，则第二三种更有助于成为稳定发展的保障。没有道德与制度的约束，欲望会如洪水泛滥，冲垮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会因革命成功而失去目标，进一步反而成为既得利益者贪腐的障碍。因此，无论名义上被维持与否，实际上都必定遭到抛弃。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而它之所以可能这么容易被甩掉，就是因为它没有真实的人性基础，而欲望贪婪腐化则在人性中根深蒂固。
中国在江时期曾提“以德治国“，奥运开幕式还搞了个“和”，有几天还在广场上立了个孔子像，大概就是看到了主义的不足与道德的力量。可惜六十年的发展没有培育出来一个有魄力荷担天道为民请命的人才，在强大的欲望贪腐势力面前，德治的口号都没喊几天就无声收场。
如果说政治是欲望与公义的舞台，那么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欲望在唱独角戏。欲望的力量如此强大，从公卿大夫到贩夫走足，无不为之折节颠倒肝脑涂地。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学雷锋，学矛盾论实践论，除了做样子搞形式以外，还能有什么实质呢？
在革命再次爆发以前，能恢复并保持社会平衡的，不可能是革命的主义（会伤及权贵既得利益），也不可能照搬的所谓西式制度（制度太空，无法改变人的贪腐思想），而只能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与公义。其代表就是所谓的儒家思想（不了解儒家思想的人一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就是喷之，腐朽啦工具啦吃人啦，反正就那么几点，喷不出新意来。当然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有深入研究过，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能人云亦云）。当然，应该是经过现代改良与现代社会契合的儒家思想，比如回到最基本的仁爱原则而去除陈腐机械的尊卑秩序教条，让人心中有爱心有正气。同时辅以法治与创新教育。
一班所谓左派，一面对当前的情况痛心疾首，一面又积极反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兴起。这些人就是主义的遗老遗少。因为他们理想中的主义已经大势已去，不可重现。主义运动给中国的贡献就是完全打破旧体系，给中国人进行了思想解放与启蒙。打破旧道德的同时，它也把欲望这只猛兽放了出来。而中国的希望，不在于恢复旧儒学，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一套新思想，新制度。而这种新思想新制度有一个基础，就是真实不虚不可动摇的人性之善，其中有仁爱，有公义，有自制。既有传统的精髓，又有现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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