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18号与父亲与我

あの時代を忘れない

   胸に残る  愛しい人よ

   飲み明かしてた  懐かしい時 Oh, oh

   秋が恋をせつなくすれば

   ひとり身のキャンパス 涙のチャペル

   ああ、もうあの頃のことは夢の中へ

   知らぬ間に遠く Years go by...

   …………

一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

看人/送人，卖房/搬家，从去年7月到今年8月，来来回回飞了5次，8月初完成所有事情后便带着孩子跨过外白渡桥由北向南走了一趟外滩，还去了父亲待了20余年的办公室：外滩18号楼。

外滩18号，位于上海外滩南京路口，据网上说原名为麦加利（银行）大楼，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是英国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中国的总部。麦加利银行其实就是渣打银行，由於其上海分行首任經理名為麥加利（John Mackellar），故長時期渣打银行在中國的名稱就变成了麥加利銀行，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假公济私”行为？

回忆儿时的外滩楼宇，南端靠近延安路有东风饭店，总工会，海关大楼，市政府等，北端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间段是和平饭店以及一溜排的外贸局各公司。各公司总部好像都在外滩27号楼，各分部则在左右两侧的各个大楼中。上海广告公司解散后，父亲去了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总部也在27号楼，而他的样宣组则在18号楼2楼。《曾经的国礼——“凤凰”毛毯商标诞生记》

随着二十世纪90年代的“归还”计划，政府专门拨款拨地给外贸局动迁之用，也让整个外滩大变样。如今的18号楼，外墙保持完好，但里面结构早已是面目全非了。

最上两层据说是人均消费过万的什么厅，而且得事先预约：

1楼中间的过道改成了“茶馆+餐馆”，法国人Joel Robuchon开的，网上可查。下午茶客人以女士太太居多。左右几根立柱属于结构性柱子，以前有板墙连着不怎么显眼，现在外露威风凛凛：

1楼正门左侧原先是个“门房间”（下面第一张照片红色部分），现在也是Joel Robuchon先生的了，里面有漂亮的橱柜，排放着高价的糕点面包等待选用。18号大门内侧门厅的几根柱子保存完好，以前从未细看过，现在显得光彩夺目。据父亲说，为了洗净上面70年累积的污垢，外贸局进口了大量的化学药水，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想去的是2楼，也就是那个“门房间”及正门楼上的大房间，从外面看就是两根大石柱后三个大窗户的房间：

2楼现在成了美术馆：上海久事美术馆18号艺术空间。免费参观但需app预约，第一次去不预约也行。2楼正面大房间是主展厅，侧面各小间被打通连接成回廊结构，也陈列着各种展览品。站在回廊处探头往下看就是1楼中间的“茶馆”。这三个笑容可掬者已在那里看了好几年了，不知下面的客人是何感觉，还好没有垂涎三尺。

虽说内部结构早已面目全非，但还是保留住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令人回味。

所有的正面大窗户以及侧面小窗，铜质窗框/拉手得以保留，令人欣喜。

一楼电梯前的一块马瑟克拼图地面，只有一楼保留着，令人惋惜。

楼梯，靠侧门边墙一侧的楼梯（消防梯？）保留着原型，但材料换新了。

另一侧楼梯，现在彻底变样了：下图左手处的一扇白门，把原先的开放式空间给封没了；原先楼梯的镂空铁护栏（类似上图），换成了一面不透气的白板；走在上面吱吱作响的打蜡地板也全拆了，变成了这模样。

其实这个白门的另一侧就是原先的门房间。小时候寒暑假期，我常跟着父亲，早上就是从18号门进入，熟视无睹门厅处那两根大柱子，穿过门房间，然后左手拐弯上2楼的，当然一路还得跟父亲的同事们打招呼，“叔叔早”，“阿姨好”……一切历历在目。

二

70年代是我常去外滩18号看窗外的年代。

那时还是小男孩的我常去那里玩，坐在爸爸旁边写作业，中午一起去27号楼的食堂；有时被爸爸轻轻一抱放在大窗台上，窗台足够大，可以站3个或4个大人，但我还是会紧紧拽着爸爸的手。那时看窗外，什么也没有，浦东是穷乡僻壤的代名词，黄浦江上也没什么像样的船只，倒是站在窗台上探出上半身往下看，有人、有自行车、还有滴滴叭叭的公交车，此时一只小手总是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牢牢拽着。

三

80年代，上了初中的我很少再去，倒是一直记得父亲在家时常常看着窗外。当时我并不知道原因，直到80年代中后期决定出国之日。

老毛时代的上海，再乱也比外地要安全；文革斗争时期的上海，外贸公司也总比工厂车间要文明，毕竟都是左胸口袋插着几支笔的人，何况还是“文化”大革命。但不管怎么安全且文明，斗争绝不会绕过每一个人，而且还会让很多人倒霉一阵儿。

文革后期，父亲经常回家整理东西说是去五七干校。我不懂，心想“干校，干校，干部学校”，不是很好吗？文革结束，父亲再也没有去过干校，倒是开始每年几次去广州广交会，或是去北京开会，一开始都是坐火车，后来坐飞机，让我羡慕不已。

1982年前后，家里突然陷入沉寂。北京亲戚的来信也不让我拆看了，为这事我心里一直很委屈：以前收到信总是我先打开并找出同龄表哥写的纸片儿，妈从未说过什么，怎么现在突然骂我了，说不该随便拆看人家的信件。

又过了几年，当家中各类海外关系浮出水面，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考虑出国之事时，父母和我聊了几次：父亲在文革中犯了“错”，被留党察看，这也是常去干校的原因。文革后经一级级审查，组织要恢复一切，但父亲表示拒绝再入组织。他认为自己确实有错，不该加入这种让“人民”互相斗争的党。80年代初去北京的“开会”，其实是被外贸总局党委的约谈，但最终他还是执意不肯再当“党员”。当时家里和北京亲戚的信件也主要围绕着这些内容。

父亲就是这个脾气。后来他和我聊起这事时总说自己不聪明，真的去“批评与自我批评”了，而且他心里也明白自己得罪了哪位。对于拒绝党籍，他总是说“不想再折腾第二次了，何况这个党并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还在利用手里的舆论体系单方面给‘人民’划块、给人家定罪……”。父亲后来成了局里的“不得出国人员”，直到90年代上海外贸局内的纪委领导亲自保我父亲，他才得以在退休前去欧洲兜了一圈。至于其他国内工作及评级之类的，倒也没有任何影响，还能在岗位上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余力，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期间，每次去27号楼和外贸局开会时，摄影工作都由他负责，因为他不会“PS”相机照片。《两代Leica三代人》

四

我想我也继承了父亲的一部分性格脾气。“你要辩证地看问题”以及“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两条“官方本位”的主流媒体理论让我讨厌透顶。终于，在政治高考时我多写了几句反话出了口气，结果得了57分！作为重点中学的学生怎么会这样呢？政治可是大家用来抢分的呀。好在那时上海高考的“史地物化政”是打折计分，其余科目好好考即可化险为夷。

父母很无奈，也没多说什么，倒是我的舅舅知道后马上骑车来我家:“不聪明，确实不聪明，但以后你会以此为荣的!”……现在想想他的这句话，好像是这么回事儿。对了，我这舅舅文革期间也在监狱里呆过。

五

父亲属牛，他的性格中也有一点牛脾气，虽然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但他还是觉得这不应成为做人的“方法”或“智慧”，我也赞同这点，当然也知道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没什么“对错好坏”之分，更没什么“高风亮节，品德高尚”之说，一切只是性格而已。

今天是11月21日，老头子走了1年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