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的到来

有关这位阿姨的几篇小文，都是前几年撰写并贴在微信“文章”上的，现在发现那里已打不开了。这篇“阿姨的到来”应该是第一篇，上次的“红豆与子弹”是第四篇，“德国朋友”是第二篇。以后有空会一一按顺序补上。

昨晚去机场接一位阿姨，一位我妈妈的挚友，一位70岁出头却敢于一人背包旅游的奇客。今天，约上她的高中好友冯先生一家，一起共进晚餐，席间听了他们的故事，感受了他们的伤感与开朗。

由于“背景”原因，阿姨没有“资格”上大学，却在文革后“被”学了德语，成为当时轻工业局中德国专家指定的翻译，并且用至今日。所谓“背景”，用冯先生的话讲就是“你实在太黑了，我至少比你好一点，还有资格考大学”。

阿姨的爷爷是国民党时期浙江某大县的最后一任县长，父亲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国军军官。解放初期的“乐观态度”使他们不愿离开浙江老家，但后来局势突变，爷爷被“匪徒”骗去枪毙，父亲便当机立断去台归队。途中父亲又被“海盗”截获，在海盗得知其身份后便护送其至台湾本岛。归队后的父亲担负起台湾外圈岛屿的防守任务。后来在撤离某岛屿时，已是以副司令官身份与蒋经国先生一同坐最后一只船撤离此岛回台的。

至于背景与运气稍微好一点的冯先生，则是在62年大学1年级时被已在香港的父母营救出上海，并于65年只身前往多伦多完成大学学业，从此一去不复返。冯先生当初就读的是女皇大学（Queen's University）“那时的加拿大，别说中餐，连香港人也很少，上海人几乎没有。在学校里也全是白人同学，全系好像只有3个亚洲男生”。

“那毕业后你怎么想到留在这里的呢？”我大胆地问了一句。

“当时一毕业就有了工作，所以也就留下了。去移民局换签证也很简单，大家都认为你在这里读书毕业，然后在这里工作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面对两位长者，我们不敢多问什么问题，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叙旧唠叨，后来从阿姨这里知道，冯先生的滞留上海的近亲中，有被枪毙的，有被批斗致死的。

回家的路上，阿姨又开始断断续续说起后来被发配至小厂当工的经历，“一开始和你妈并不熟悉，后来文革开始，你妈也被拉了下来，从此我们有了聊天的机会……那时我们还都是单身，那时我们是快乐的垃圾瘪三……”

阿姨还要在我家住2周，期待更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