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到长春围困战又被冷饭热炒。既然是冷饭，一定也曾经热过。把17年的我的一篇文章再重新贴出来吧：
关于长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的同时，选择长春作为“满洲国”的首都，更名“新京”，成为东北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15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70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14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50万左右。
为什么要围困长春
日军占领期间，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市区建筑，从布局到构造，都充分考虑到军事的意义。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损坏。楼房地下室，有钢筋水泥坑道通到大马路，彼此相通。其中有笨重的大铁门，可以相互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重要街口还有水泥掩盖的地堡。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环市添筑许多碉堡和工事。其中，仅中央银行周围修筑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多处。
长春工事坚固，守军也很顽强。长春守军为郑洞国统帅的一兵团，辖蒋嫡系新七军及滇系六十军，加上収编的地方杂盘共计10万人。故中央社称长春防线为“坚冠全国”。
其实，郑洞国不想守长春，3月初，60军撤退吉林时，郑洞国就主张同时放弃长春。他认为长春离主力太远，有被吃掉的危险。与其将来被吃掉，不如现在跑掉。将东北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能战，能守，又能保存一部有生力量。蒋介石却不干。他认为放弃长春，国际影响太大。困守长春可保全面子。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题为《论长春之守》的社论中也提到说：……长春是我们领土主权的象徵，必须攻取，也只有尽力保持。同时，在东北腹地保有这个钉子，还可以吸引共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压力。
而此时的中共在做什么呢？
48年二月，毛电示东北局：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但林彪是准备先打长春，或围点打援，然后由北向南，解放东北。4月份开始，东野和东北军区的工作重点是“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积极组织各部整训练兵。4月18日，林彪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上报军委，计划从5月份开始，先完成攻击准备，再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5月，成立第一前线指挥所，指挥攻打锦州。5月24日，攻占大房身机场，切断蒋军最后的增援和撤退路线。此期间，中央军委，老毛催促林彪率主力南下进行北宁线作战，以切断东北与关内联系。6月，东北局，东总根据中央指示，经老毛同意，下达“长围久困，政治攻势，经济斗争”总提部署，变短时期内大兵团强攻为小部分主力与地方独立师围困的策咯。
6月22日，由12纵和独6、7、8、9、10、11师组成的围城大军，进入指定地域。至此长春内外断绝。
围困长春中共的部署
6月28日，1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
会上，围城指挥所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
萧劲光回忆录指出：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
对此，中共设立了一个“难民处理委员会”：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围困长春蒋军的应对
其实国民党方面对长春围困早有准备：
3月1日，长春市长尚传道上任伊始，就大抓粮食。3月4日，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
郑洞国坐守长春的方针，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
围困之初，国军方面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故不准百姓离城。长春市长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郑洞国曾回忆到：（蒋）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六月底，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需求，否则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守军在城内抢夺民粮。到了夏天，市区居民出现粮荒，留有存粮之居民不敢“光明正大”举炊，有不少人因此病饿死亡。
六月，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一斤五两，高粱大豆各一半。
7月1日，开始减到五两。
8月初，新7军和新38师每周还能吃顿大米饭，60军182师用三分之一高粱掺大豆吃，余下四个师全发粮代金，各连自己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菜金只够买条黄瓜。地方保安部队连条黄瓜钱也没有，一切全靠抢，抢到什么吃什么。
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对于军人，郑洞国颁布“连坐法”。3人一组，1人逃跑，2人受罚，2人逃跑，1人枪毙。每连逃亡3人以上，连长送军法处。越过哨卡30米者，格杀勿论。抓回逃兵，一律枪毙。
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长春守军采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军”和“逐民出城”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饥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大批地驱赶出城外。
围困期间，饥肠辘辘的士兵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再砍树木，拆房子，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5个月的围困，全城7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送入口中。
城内幸存者的口述
--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着，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么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么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什么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么抱着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
-- 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什么。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么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战后长春只剩下17万人。
谁之过
先问几个问题：
1. 战争有无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2. 谁发动了这场内战？为什么能够发动起这场内战？是否能避免？为什么没有避免？
3. 孤城悬军，兵家死地，仍做困兽之举，垂死挣扎，至百姓遍地饿殍和累累白骨，国民党决策一方有无历史责任？
4. 郑洞国在绝地之中，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而至最后，是否忠贞气节？
5. 中共方面在此过程中，有无过错？是否犯罪？
[砖头评语:]
1. 战争有无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这个无需置疑。远的不说，如果没有正义和非正义，就无法定位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就无法解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在上述前提下，又一个引申：是不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不管你是谁的国家，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所有的责任都由主动的一方承担？想想东京大轰炸，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也没听说日本天皇掉了胳膊或是东条之类的少了条腿什么的，死伤的还是平民，难道这个也要去追责？再看看中东乱局，受伤害的也是平民百姓，根源在哪？是不是也要列出个名单，再审个战争罪或是反人类罪？不要以为普世们就真的普世了，要知道普世之上还有政治正确。天天拿长春说事，想干什么？
2. 谁发动了这场内战？为什么能够发动起这场内战？是否能避免？为什么没有避免？
这个说来话长，也比较复杂。好在对于这场共产党叫做“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称之为“抗共卫国勘乱战争”,第三方叫做“第二次国共内战”的这场内战，在本论坛争议不大。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脱离战争的本意来谈论人道善良是虚无的，没意义的。如果片面的谈论“保护拯救千千万万平民生命”，那么，是否应结论“中国共产党不该不接受国民党的镇压，应该老老实实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投降，这样，所有老百姓的生命，所有共产党解放军战士的生命都可以不受损失”！显然，片面的追求“保护生命”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其实战争是伴随人类进步整个进程的特殊性方式，英国没有一场惨烈的内战，建立不起来君主立宪，法国没有一场惨死的内战、外战，建立不起共和体制，美国没有一场内战，也建立不起现在的合众国。中国不经过那场内战，能有今天的重新复兴？如果没有美国投向平民的两颗原子弹，能早日终结二战？同样是针对平民的暴力，日本就是被审判者，西方各国就是解放者，其根本区别不在于战争中的暴力和伤害而是正义。剩下的，请参看第一个问题的解释。
3. 孤城悬军，兵家死地，仍做困兽之举，垂死挣扎，至百姓遍地饿殍和累累白骨，国民党决策一方有无历史责任？
在当时，国民党高层一致认为长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该守，只有蒋介石一意要守，结果造成围城惨剧。
关于这个问题，李敖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问共产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胁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饥民战”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光荣解放”吗？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兵不血刃”吗？……长春守军采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军”和“逐民出城”政策。一旦“杀民养军”的戏码用到尽头，“逐民出城”的戏码就出来了，弄出个烂摊子让你收。最后的悲剧证实了两点：第一、你蒋介石根本不该守长春孤城；第二、你蒋介石根本无力救长春孤城。是你决策的错误，责任攸归，一清二楚。“
4. 郑洞国有无责任？
关于长春的经历，郑洞国写到：“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吗？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惟有尽自己的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即使60军起义后，曾泽生给郑洞国打电话，请他审时度势，共襄义举，郑洞国说：“我是军人，要保持军人气节，不成功便成仁。”解放军代表刘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敞无谓的牺牲。郑洞国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周恩来以老师身份和林彪都发来致郑洞国的信件，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说：“新7军官兵己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
郑洞国说：“你们作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同时郑洞国致电蒋介石，表示“来生再见”
于是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中央社沈阳二十三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廿一日上午发出最使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十八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二十日致杜聿明、赵家镶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好了，郑洞国忠诚了，也忠贞气节了，可那些为他的忠诚忠贞气节而连累的无辜平民百姓呢？中共是围城者。围城要死人，直接的军事行动岂不也有巨大伤亡？中共围城被指责，难道国民党无视围城困境，执意坚持到最后才放下武器，岂不同样受到谴责？既然没有出路要投降，为何非要坚持到最后一刻？郑洞国的孙子郑建邦说过：“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场景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那样一个让他对长春人民满怀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对呢？”
5. 中共方面在此过程中，有无过错？是否犯罪？
先讨论以下有无必要围困长春：前文已经提到，“长围久困，政治攻势，经济斗争”是6月东北局东总根据中央指示，经主席同意，为主力南下进行北宁线作战，而采取的部署。如果不封锁长春，任由国名党军队补给，国军战力尚存，主力南下进行北宁线作战时，向南突围怎么办？即使不突围，长春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沈阳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辽沈战役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东野大军什么时候入关？平津怎么解决？淮海没有东北的后勤能打成什么样？全国解放还要拖多长时候解决？这样一来，损失有多大？
北平和长春虽然都是包围，但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东北战场是国共双方怎么打的问题，所以才有东西对进，夹击东野主力并解锦州之围的国军设想。所以长春的角色主要是拖。平津战役是东野大军入关，联合华北军队共同发起进行，中共军队占了绝对优势。此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国军败局已现。所以平津战场是国军怎么跑的问题。军事态势的不同，包围的方式也不同。
当时中共已经决定建都北平，首都的地位，自然决定了围困方式的不同。所以长春死人了，北平没死人。
长春围困期间，国民党军方面先是“杀民养军”，却不准百姓离城，等到“杀民养军”的戏码用到尽头，又开始“逐民出城”弄出个烂摊子让中共收拾。这个责任难道由中共来负么？
郑洞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负隅顽抗，直到饿死成千上万的人后才投降，这个责任难道由中共来负么？
抗战之后，国民党方面不顾人民的和平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以致民生凋零，生灵涂炭，这个责任难道由中共来负么？
肖劲光回忆录中提到：“长春围困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久困长围而和平解决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战例。”但是，战争的许多情况是根本无法把握的，远谈不上做到十全十美。更何况是第一次，经验不足，有些漏洞或是失误也是难免的。后来，中共方面也做了必要的补救。
说句实话，眼中只有一江一河，却看不见星辰大海，不是蠢，就是怀。仅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