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活着也许是一种幸运。

活着还可以讲究活着的品质又是一种追加的幸运。

活着不难，也不易。

生老病死既可以成为重压也可以成为轻释。

窘迫拮据并不是你悲戚愤懑的主因，钟鸣鼎食同样也不是你豪爽开心的源头。

在大洋两岸生存的中国人，东岸的，有东岸的生活品质；西岸的，有西岸人的品质。这两类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已经有了文化层面的不同。

比如说，养生长寿。

毫无疑问，长生长寿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你活九十岁，我也活九十岁，还是老比兴：城里老鼠与乡下老鼠的对话。既有的判断是：城里老鼠吃喝玩乐样样有而活在惊悸与恐惧中，乡下老鼠虽然物质生活没那么多色多彩却怡然自得无忧无虑。在这里需要挑明了说的，就是老鼠的东西方象征意义才是这个隐喻的实质。

许多年以前，我回大陆，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样，美国中国哪里好活，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达来听听？我的回答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

他笑了，我也笑了。他历来是左派，说得精确一点，是有自闭症的左派。我不想争论，选择了城乡老鼠的旧喻

许多年过去了，中国除了北京王朝不变之外，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觉得我的判断可以用肯定这个词来表达）将导致北京王朝的崩塌和中国政坛的革命。这是题外话，放下不谈。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是过去时；十三亿十五亿人口，多少亿农民呢？现在时是城市在汲纳人口汲纳劳动力，也就是说，乡下老鼠的清梦被城市老鼠的忧梦替代了取代了。清梦不清，忧梦堪忧。古代专制还可逃匿，现代专制无可逃匿。

东岸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开始普遍的产生过问生命的品质问题的趋向，人类的价值观在这里显示了趋同的倾向，西岸的中国人也一样，不同的就是：东岸中国人的头顶上悬着一柄明晃晃的达摩克利斯剑，它使东岸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毫无例外的为之失色。

人活着，不能活得像软体动物。文化大革命的代价之一，就是告诉中国人，专制寡头就需要人成为软体动物，而文革结束似乎告诉中国人，中国不再需要软体动物。但是，专制寡头最高统帅毫不掩饰地向人民要求他的绝对权威，首席社会舆论官公开打出党报姓党的标语，老百姓出现了恬不知耻的手感柔软吐槽，你觉得四十年前结束的人间浩劫真可能人间蒸发掉了吗？

人的脑袋健忘，那不是什么罪过。生活恰恰是这样。你不需要去记住某人，一旦有消息传出说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生命垂危，而这个人北京王朝的囚徒，你如果有兴趣，你就会关注刘晓波的命运，如果刘晓波的追求，他的理想牵扯的范围是全国性的是世界性的，那么卷入的关注的人就越大越多。

获得公平的资讯，获得充分的资讯，这是土拨鼠与钻天鼠的截然不同。拿《红楼梦》来打个比方吧。做官的人要有一个做官的护身符，你的生活品质就无可回避的与金陵四大家族撞合到一起，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这是土拨鼠的宿命。钻天鼠是自由的，没有精巧的陷阱去谋杀，没有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去威吓，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开始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真正寻求生命的品质。

大洋两岸的中国人，生活的品质就在这民主与专制的背景下分野了。

能活着是一种幸运。

活着还能讲究活着的品质又是一种追加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