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语】随情随意随性，发乎本心，爱也好，恨也罢，喜厌由之。

从附小走来

小时候背上书包，沿文林街去上学，进入街南师院附小的铁门，顺坡而下，左首是附小开阔的操场，右首几进院落庙宇般的房屋，便是我们的课堂。

在那时，不知是谁将体、美、群、真、诚、勇这些字眼命名为班号？也将美好溶进了孩子的心灵。

在这里，我们忘不了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忘不了操场上“小足球”的欢乐。虽然那庙堂般的小学礼堂没有墙壁，大家仍兴致勃勃地坐在地上，观看台上同学的演出…

记得一次文艺表演，群班帅气的小男生付衍彭在五位女生的陪伴下在戏台上翩翩起舞，亮瞎了大家的眼球。在那个年头，还真要有点打破男女界限的勇气！后来问及此事，小彭笑答：“那是《五朵小红花》，一个园丁和五朵小红花的故事，伴舞的小女生有诸锡筠、朱维静等。”

有一年，全年级组织了一次新年联欢晚会，彩带将会场哄托得格外热闹，真诚勇各班都有节目。记忆中最深的是真班周祖同的个人表演，在掌声中谢幕时，同同又掏出一方手帕，局促不安地擦拭额头，随即用力扭手帕，仿佛有大量的汗水从中流出，其功作表情极其滑稽，引得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我十分怀念小学的陈家衡、蒋晓英老师，她们和霭可亲的笑容时常浮现在眼前。在孩子幼小的心灵深处，她们注入的甘泉滋润了我们一生，她们是我们人生启动的第一推手。

我们的语文老师叶祖东可是一位令人谈虎色变的“狠角色”。一次上课将我叫起来背课文，前言不搭后语之际，被厉声逐出课堂罚站！课后，几个被罚站的同学被喝令晚饭后到学校背书，背不出不能回家！那时老师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到时一个个出现在学校里，围坐在穿堂中的一张桌子前。记得还有诚班的杨甫翔，背了一会儿，杨开始大摆“牌经”，正听得不亦乐乎，叶老师突然出现，大家心里一个咯噔，糟了！课文还未背呢。惊魂未定，老师却和颜悦色，款款而谈：“今天是八月十五，朗朗乾坤，明月高照，一家人都在月光下品尝月饼，你们却不得不呆在学校。记住这个教训，回家去吧！” 大家如释重负，但也牢牢记住了这别开生面的一课。

58年的大战钢铁，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折腾。校园里开始建高炉，我们也由老师带队前往龙头村搬运砖头。对十来岁的孩子，这可是个重体力活儿！带着萝筐一早出发，攥着一股新鲜劲儿，到地方就搬，七八块也不嫌多。往回走时可见了真招，整齐的队伍散了，不断休息，砖头还是扔了一地。带队的邓华老师十分无奈，为了打气，还坐下来给大家讲“英维虎胆”的故事！回到学校已是掌灯时分，很多同学空手而归，好的能带回一块、两块。回想起来，作为老师，能把那么多稚嫩的孩子安全常回家就已经不错了！

当然，伴随我们的小学和中学，还有西郊大观楼的绿水红墙，五百里滇池的烟波浩淼，绝壁龙门的凌空欲飞……

太多的记忆都引伸自我们的学校！那是我们心目中神圣的殿堂，师附中在我们心里是不可动摇的存在。从附小一路走来，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十一、二年间常年相伴，是校龄最长的学友。随着学制的不断变更，一直同学到高中理工二班毕业。

共度时艰

1960举国饥荒之年，我们步入中学，随着教育战线的继续“跃进”，十二年制的初级教育将在九年内完成。教育的规律却不会因此而变，饭还得一口口吃，教材还得循序渐进。九年不行又改为十年，这也成了我们的初中阶段。

除了学习，正该长身体的年纪却常常食不饱腹。学生集中在学校开伙，八人一组领饭后到球场席地而坐，寻常的伙食就是一盆“神仙饭”和一盆素菜。所谓“神仙饭”就是用脸盆蒸煮反复浸泡发胀的大米，蒸的过程中多次加水，看上去满满一盆，却十分浠软。抬上来后划为八丫，每人一份。更多的时候是带有蛀虫眼的干蚕豆和包谷面做成的杂粮饭。

记得一次开饭，抬上半盆水豆腐，很是诱人。刚一送到口里立刻又吐了出来，水豆腐中竟有一股浓浓的的煤油味！此事引起大家不满，将水豆腐抬到厨房问责才知道，是一厨师因停电摸黑做饭，不慎将煤油灯打翻所致。

进入七年级初中阶段，又回到文林街府甬道北面的中学就读（说“回到”是因为小学三年级前，这里曾是我们就读小学的地方，之后才与街南的老附中对换。）初中阶段是学制从九年到十年变化最频繁的时期。

如何改制是上头的事，校园的生活依然如故，特别是球场风云激荡，高年级的张庆丰、黄大群、甘一斌、周开文等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每逢比赛，高年级的球赛是一场不落，场场必到。黄大群带队的8班势如破竹，但在决赛阶段，由于10班有黄衍诚等二位华侨新锐加盟，技高一筹，最后夺得冠军！在娱乐紧缺的年头，现场观球赛就是最开心的事了！还记得有一年国家队到云南巡回，与云南队作表演比赛，在体育馆的大哥帮忙弄到一张票，亲眼目睹了钱澄海、杨伯庸和张光陆的风姿，那才真叫一个过瘾。

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开始主政，不切实际的极左路线受到制约，“大饥荒”也有所缓和。学校重现生机，开始出现以教学为中心，狠抓教学质量的势头。为了鼓励学生学习的劲头，各种奖励措施，包括物质奖励如免除学杂费，奖给金笔和笔记本等等，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可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学校负责审查学生成份的校党办秘书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64级毕业生家庭有问题的全都一刀切除，与大学无缘。曾经辅导过我们，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夏培忠因出身问题也不得不名落孙山！就连当年初中升高中的同学也不能幸免，球艺出众，成绩拔尖的于克杰也因父亲的右派问题无法升入高中就读。

六十年代初，许多从印尼返华的华侨同学被分到附中，带来一种全新的异国情调，弹簧钢丝床、莱宁单车、花哨时髦的衣着，外向开放的性情和充满印尼风情的歌声，成为附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足球场北面一座两层楼房成了华侨同学的新居。林龙川为首的一些华侨同学身体强健，特别喜爱拳击（Boxing)。华侨同学从海外带回不少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时货，也成为某些不速之客窥视的目标。一天早上刚进校，就听说侨生宿舍出事了，忙赶着去看。原来当天夜里，一个小偷入室行窃，被华侨同学抓个正着，绑在走廊尽头，成为拳击的耙子。我见到时，小偷的头已肿得像牛肚子果，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虽然说起来有些暴戾，仍不失为人生的一种警示！

最为愉快的是63年初中毕业前的海梗夏令营，由20班辅导员冯玉昆、夏培忠、徐声远和19班辅导员陈显贵、顾若林组织。其中最快乐的就是畅游滇池，那是滇池最美的年代，从海梗沙滩入水，水清见底，绿油油的水草在下面招摇，一头扎进水中，心已经醉了！

校园情愫

高中三年，我们搬进原省委招待所花园般的庭院。穿过宽大的绿漆铁门，迎面是两层的行政楼，楼后有一方兰草围成的花园，园内树影婆娑，小道纵横。东侧第一间，便是理工二班宽敞明亮的教室。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伴随着我们的学习与生活。那时没有如山的作业，课外活动时可以在球场上挥汗如雨；除了读书，学校的三合土操场也是我们亲手铺就；学校生活丰富多彩，除了年度运动会，泳渡滇池、文艺表演，文艺委员常在班上组织歌咏，放歌“我爱祖国的蓝天”。“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唱得有声有色，一度成为我们的班歌！

当时，学校安排学生每年都有两周的校内劳动时间，诸如铺路、翻修操场等等，既能锻炼学生，又能节省学校的开支。记得一次劳动中，我们几个学生拖着锄头 、铁铲从大礼堂前的操场走过，锄铲与三合土地面撞击发出阵阵刺耳的噪音，大家却不以为忤。突然迎面撞上戚正春老师，被他大声喝住，迎头一阵痛骂，我们一个个蔫头耷脑，不敢吱声。正是心里有愧，威严之下，不得不服。

王福伍老师的一节语文课，曾让理工二班的学生叹为观止！上课铃声响过，同学们入座，坐在教桌前的王老师开始讲故事，天寒地冻，漫天风雪，只见一个女人在风雪中穿行……正当大家听得如痴如醉，王老师话锋一转，引入正题。正是当天要讲的课文。

王达同学情商不低，是王老师最喜欢的学生，经常让他上台作示范。同学们则戏称他为“老跳”，老跳笔头快，后来成了春城晚报的记者，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文章。记得八十年代的一次同学聚会，王达说出一番话来，大意是，我们理工二班见证了附中教育的成功，全班五十多人，没有一人犯罪进监狱，至今没有一人离世，大家也都很是感慨。事隔多年，王达同学却成了最早离我们而去的同学之一，使大家很是痛惜！

学校的礼堂从原省委招待所继承下来，自然是宽敞明亮。校长作报告时，全校师生列队入坐之后还绰绰有余。印象之中，宋校长的报告言简意赅，颇能切中时弊，听起来也饶有风趣。马校长的报告则味同嚼蜡，不知所云，让人昏昏欲睡。

学校有一次特地从大桃花村，将64年毕业在此插队落户的老知青，华侨学友周汉霖请回学校作报告。周汉霖说到劳动的艰苦，上山背柴回家，腰痛难忍时，以“啊嘎嘎”的侨音作表达，惹起一阵阵轰堂大笑！

63年云南艺术学校停办，不少艺校的同学转到附中高一年级，那都是在音乐美术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同学，如绘画的张胜利，作曲的宋朝盛、小提琴手李亮才、叶楠璋等等。宋朝盛痴迷于钢琴和作曲到了忘我的境地，印象最深的是，课堂之上，他竟然将课桌下的抽屉当钢琴，十个手指在下面飞快地弹奏，醉心于幻想中的乐曲之中，让人忍俊不禁！

一次学校的联欢晚会上，李亮才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欢乐激昂的琴声回旋在礼堂上空，一曲已尽，屏息静听的同学们反应过来，爆发出雷呜般的掌声！也使我第一次对小提琴有了感觉。

有一长必有一短。一般而言，由于艺校同学数理基础较弱，高二预科分科时，大多数都去了文史班。可叶楠璋同学是个异数，一直和我们进入理工二班直到毕业。

66年春节，昆明市举办了首届大中学生环城越野赛，全程约十公里。一个月多前为了参加这次越野赛，每周我都要抽一两天时间去北郊云大体育场，在四百米跑道上跑够25圈，以增强环城跑时所需要的体力。

环城赛那天清晨，东风广场东侧路口人头攒动，大学生队伍出发半个小时之后，中学生队伍出发，记得参加的同班同学中还有曹兆昆。理工一班的郜开基、杨一华都是中长跑的好手，一华还来回跑动给大家鼓劲。跑到终点时，只见体育老师张天林拉着郜开基正与组办方交涉，原来开基一马当先，竟追上了大学生的队伍，一起冲过了终点线。组办方之后才在转向青年路的方向设立中学生终点线。开基的记录就没有计算在内。虽经多方交涉，最后可能也是不了了之。但这次环城越野赛对大中学生的体育锻炼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社会上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文革轶事

66年春夏之际，正在我们毕业的当口，文化革命爆发，全体学生停课留校闹革命 。不能不说，一开始的政治气氛十分压抑。老师被揪斗，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各种歧视。随着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当权派，底层群众反而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由于不愿消遥事外，班里很大一部分同学仍选择留校参加各种自发组织的战斗队。其中一支较大的战斗队就是以我班同学为主的“秋收起义”战斗队。

“秋义楼”最先为"秋收起义"战斗队占据而得名，这是一幢独立的二层小楼，座落于校园中心，背靠大操场，楼前为一别致的小花园，文革前是附中教师工会所在地，楼下的大客厅周末常有工会举行的交谊舞会。文革期间，成为我们常住学校的小楼。

回想起来，文革住校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云南两派武斗刚开始的时候，尚处于“冷兵器”阶段，记得一天晚上附中对面驻新建设电影院对立派工人想攻佔学校，向紧闭的铁门发起攻击。梭标扎在铁门上发出"铛！铛铛！"的撞击声！同学们都十分紧张，搬来课桌椅死死地顶住大门。当时我们有两只装有汽油的酒瓶，是自制的"燃烧弹"。小彭个子高，爬上课桌大声警告对方：“不怕燃烧弹的就上前！” 可对方以为只是恐吓，不但不理会，还用汽枪向小彭射击。实在忍无可忍，情急之下小彭一甩手扔出一只酒瓶，传来一声瓶子破碎的声音。对方惊呼一声，逃离大门。燃烧弹并未燃烧，但浓冽的汽油味足以使对方心生恐惧，就此作罢。回头想想也不无后怕，如果真是燃起来伤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武斗升级，学校中愈见冷清。我们倒成了守校的主要力量。记忆中东郊炮派被八派逼到城西，一天午饭后，几十个武装工人冲进学校，要占领校园，被十几位同学拦在饭厅门口。工人们荷枪实弹，为首的将二十响大机头张开，凶神恶煞。我们据理力争，终于劝退了这伙人，使学校免遭抢劫破坏，财产基本完好，老师幸得安宁。

天庸讳言，在文革中，我们做过这样或那样的错事蠢事，但护校这件事一直让我们心安，觉得这是一件引以自慰和自豪的事。另一个可以告慰母校的是，在文革期间我们没有伤害过自己的师长和校长，至今和老师们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下乡趣闻

无法抗拒的历史大潮又将我们冲到边疆瑞丽。一部分同学落户在瑞丽江畔的傣家村寨，如弄喊的徐力为、李健健、宋一林、尹俐；小飞海的杨甫翔、徐光泽、张世翼、罗守恒、黄德荣；广拉的王达、俞尚德、熊思远、朱加玺、黄众、林策琦、曾世同；等姆的郝刚、柯成恩、谭君少、陈宗菁、赵瑛、谢爱兰；弄恩的赖榕明等等。另一些同学落户到景颇大山，如等嘎的张文、曹兆昆、赵运鸿；雷弄的钱洪刚、邬文宜、江祝伟、张克平；三排的王大伟；邦养的赵永康、付衍彭、郭邦彪、高明、诸锡筠、冯炽瑛、李西平、马加蕊等等。

各种杂书在知青中成为炙手可热的宝贝。长年养成的嗜书之好是改不了了。见到的就有中华活页文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战争与和平、复活、上尉的女儿、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高老头、怎么办、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巴达克思……等等。昏暗的油灯之下，健健正沉迷于福尔摩斯探案集，夜已深沉，书中严密的推理，诱人的情节步步惊心，叫人欲罢不能！惊悚之间，抬头看见竹墙上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竟惊出一身冷汗！

赵永康带领邦养同学在山里建起小水电，说起来也有雷弄同学一份功劳。这还得从邦养同学送炸药给雷弄同学在山里炸石头建水坝说起。雷弄同学将没用完的炸药用到了副业之上，在陇川河丰收了河鱼。又通过高明背了整整一萝筐大鱼回聩邦养，对正在抢建电站的同学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援。所以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在那风光如画的瑞丽江畔，在那高耸入云的景颇大山，处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那里有我们的欢乐，那里也有我们的眼泪，有的同学一呆就是八年，那是我们爱过痛过的地方！

七旬再聚

转眼我们已经步入七旬，不少同学仍在发挥余热，回首往事，我们可谓是在校时间最久，相伴时间最长的一个特殊群体。从幼年到成人，我们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我们受到老师们无微不至的谆谆教诲。我们可敬的老师，是我们少年到青年的见证人。

正是这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成为后来我们走向社会的立身之本。虽然我们的青春被时代的巨轮碾磨，但只要有机会，就能顺势而为，奋发而自强不息。缀学十多年后，理工二班半数以上的同学又以高龄考生的身份进入了大学殿堂。

人生毕竟短促，流年似水，缘份堪惜，同学们在古稀之年相聚，实当珍惜。正是：“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附中往事将一直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