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火厂位于昆钢的东边，昆明海口公路横穿其间。它主要是生产炼钢炼铁高炉所需的各种类型耐火砖。耐火材料的原料，来自于王家滩的粘土矿,属于高粉尘的工作环境。耐火厂的一把手是李洪谟，文革前是省公安厅一个处长。

机修车间的主任是赖立汉，支部书记是朱本俊。他二人都是昆钢子弟去解放军铁道兵当的兵，复员退伍后又一起返回昆钢工作，可谓是老搭档。我记得，且不说文革云南武斗劲旅工程兵八团了，铁道兵或者工程兵在文革初期昆明满大街都是，身穿一种浅蓝色的军装，无任何帽徽领章，也不分干部战士，都穿四个兜的上衣，全都住在昆明军区四招，都是要出境越南，也有说是要去援助老挝的。从谭甫仁在此期间出任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政委，恐怕与他是曾经的铁道兵或工程兵政委有些关系。

朱本俊的父亲是朱奎，文革前至文革初期的昆钢一把手，有关朱奎与邓小平的故事，在昆钢恐怕是妇孺皆知。都说是50年代邓小平来昆钢视察，对负责接待他的朱奎甚是欣赏，进而获得破格提拔，从资历来看当是如此，云云。

朱本俊本人长得仪表堂堂，像极了电影演员于洋，也是个有故事，并且爱讲的人，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他们在援越抗美时，在越南北方抢修被美国军机毁坏的铁路及其桥梁。其中有讲到中国铁道兵的军纪严明，禁止与当地越南人发生联系，尤其是女人。所以，越南女人中盛传中国铁道兵都是阉人，没有鸡鸡可用，所以才对女人没有兴趣，这就极大地提起了当地女人们的好奇心。所以，但凡他们在河里洗澡，经常有越南女人围观。有次他被围观长达两个钟，那些好奇的越南女人愣是剩下一个不走，非要看到他们出水才肯罢休。他们禁不住水泡，只好用手捂着私处，向着河岸狂奔，这就无形中证实了中国铁道兵是没有下身的阉人，见不得女人！后来，他们部队就下命令，但凡河里洗澡一律改在夜里进行。

没说的，我就分在耐火厂机修车间下面电工组当名电工。按照工厂级别分类，我们技校生才毕业一年都要算实习期，拿的是实习月工资34.85. 而中专毕业生，却可以不用实习期，直接拿正式月工资38.85. 不晓得是咋来的这种算法？也就是说技校毕业生算工人，中专毕业生算干部。当然，那荒年人民币坚挺得很，跟美金有得一比，如果可以兑换的话，应该是1：1的汇率。

上班头一天就是去厂部办公室劳保科领取工作服。因为我们电工要在生产一线工作，所以我们的劳保标准与生产一线工人相同，也是从帽子到脚全副武装。与生产一线普工不同的，是比帆布手套品质好得多的一双白棉线手套和一双胶鞋，因为电工要爬高上低的，穿双翻毛皮鞋不方便，再者说，胶鞋本身还是绝缘的。和我们那些机修专业毕业的同学比起来，她他们因为不在生产一线，劳保只有一顶工帽，一双帆布手套，一双袖套和一件工作服上衣而已。我知足了。除了全套劳保服之外，还领取了电工工具，一个皮套不同的格子里插着胶把钳，尖嘴钳，木把起子，电工胶布和电工笔，等等。穿在裤腰带上，颇像回事。

电工组没有和机修车间在一起，而是靠近粉尘大户球磨车间。在球磨机车间和回转炉工作的工人叫做普工。昆钢的一线工人无论是炼钢炼铁还是轧钢轧板都叫作：普工。言下之意，就是无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人喽！技校电二班只有我一人分在耐火厂，电一班倒有两个女生分在耐火厂，其中一个叫邹保仙的分在高压室，就在电工组旁边。另外一个叫常继红的女生分在仪表修理组。都是轻巧安逸的工作环境。我们只有在每周五下午下班前半小时政治学习时，才要去机修车间，也没有什么正式场所，就在机修车间锻工组，来得早的可以坐在冷却后的浇铸件上，来得迟的只能或蹲或站，要么宣读文件，要么学习报纸。仪表组坐落在耐火厂化验室，业务上更是与机修或电工组毫无干系，也是只有在政治学习分组讨论时，才会来到电工房参与。

电工组的组长姓郭，五级电工。跟他一起从耐火厂建厂就干起的元老老人，有姓李的一男一女。这女的据说早些年在浸长村火车站附近遭遇过轮奸。这件事就这样在电工组口口相传给了新来的人，传完过后，都要交代一句：知道便行，切莫外传。这人当时三十上下了，没有结婚，有些玩世不恭老大的女人神态，烟瘾大，好化妆，上班出勤不出力，得空就靠在椅子上打个瞌睡。除了郭组长，任何人不敢说她。年纪稍小些的是罗启贤，冶金工校毕业，下来是张炽龙，来自大理的白族。剩下的都是文革初期参加工作的青工了。一大半都是玉溪农村招来，除了两个刘姓女工，刘明珠和刘慧玲是安宁招来，还有一个男青工高满华也是安宁本地招来。玉溪招来的青工只有一个女工，叫杨丽珠。要说电工组的美女刘明珠算第一，是昆明人罗希贤的菜，刘慧玲恐怕是痨病造成发育不全精瘦矮小，可惜了长到臀部以下的大长独辫。青工们都是学徒出身，实干技术没得说，书本理论欠缺。其中玉溪来的青工吴玉，却是佼佼者，自学电工学理论，经常找罗希贤讨教。组里都对他刮目相看，在青工中颇有威信。

我是分到组里唯一技校毕业生，自知不是当电工的料，也不想出风头。所以，郭组长毫不客气说技校生不行，需要老师傅带着。我也没有意见。一开始没人愿意。嫌我是个累赘。只有张炽龙不忍心我被孤立，站起来说他来带我。他就成了我在电工组的第一个师傅，很快的又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原来是在大理喜洲农村的农民，据他说是赶小马车的。文革前昆钢招工，他就来了。后来早早回家讨了媳妇，通过照顾夫妻关系，把老婆也从大理喜洲农村弄来耐火厂，在球磨车间当个普工。他邀请我去他家喝酒时，我见到他的两个女儿。他也是一心要生儿子，直言他老婆不好，不会生儿子。

在来耐火厂机修车间报到之前，我通过机三班郭兴，他是十四冶的子女，他父亲是十四冶驻昆钢的总工程师，他也是我们技校生中身高最高的，一米八几，理所当然的篮球队中锋。就是他带领我去认识了十四冶在耐火厂上班的子弟，以免我初来乍到没有朋友。其中有李培滇，陈安国，还有个印尼归国华侨蒋南春。他三人都是普工。其中跟蒋南春一个宿舍的另一个印尼归国华侨陈美云，不关名字像是女性，长相也是女相，脸上白净无胡须，留着披肩长发。我去耐火厂上班时，他已经不再上班，成天呆在昆明等他的香港签证，不久后回来告别了蒋南春，就去了香港。后边的来信都是介绍香港的繁华，尤其是介绍香港的电影怎样怎样精彩，把个蒋南春羡慕得不行不行的。感觉就是印尼归侨都不愿待在中国，心心念念都要离开。

我跟李培滇成为了好友，是因为他也是文学青年。我每天中午上去山上宿舍区食堂吃饭，都是在他宿舍床上趴着创作，经常都是把灵机一动的灵感，抄写在随便找到的纸头上，多半都是烟壳的里面。他除了爱好写作外，还在学弹吉它，上班午休的中午都是听他练习吉它中度过。陈安国比较单一，成天就是焦虑个人前途，不太善谈。

我越来越发现我真不是当电工的料，首先我怕被电，总担心触电牺牲。尤其是有一次张炽龙我两出勤，去他老婆同时也是李培滇和蒋南春的休息室更换照明线。梯子架好之后，张炽龙喊我上去接线，因为还有其它电器，电闸不能拉，只能带电操作。这就要小心了。我是一头汗水，紧张不已，张炽龙在下面，为了给他老婆和其他普工科普，用测电笔搭在我脚脖子上，嘴里说道：“快来看啊！这就是电。” 还有一次是跟着吴玉在制砖车间，检查配电箱里保险时，他不知触碰到了什么？造成短路！瞬间电光石火，火星子四溅，他的胶把钳都被电残。其次，我发现我实际上喜欢的是开车床，因为这份工作可以看见成果。比如说一截浇铸毛坯件上去车床，加工出来一根轴，一个螺栓，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然而，那些机械班毕业的男生，都羡慕我是电工，认为我可以到处跑，“打散闲”（昆明话：偷懒）不像他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哪也跑不了。